富能仁

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于1886年8月26日生于英国伦敦西北部圣阿班市(St. Albans, England)一个富裕的基督徒家庭。父亲祖籍苏格兰，曾任英国皇家兽医外科学院院长；母亲是莫拉维亚名门之后，他们皆为英国循道宗教会的信徒。夫妇二人共育有五个儿女，富能仁排行第三。他自幼聪明好学，尤擅数学和音乐。青年时入读伦敦皇家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任电机工程师，同时也是个出色的钢琴演奏家。1906年，在一次基督徒营会上，他结识了“剑桥七杰”之一、内地会宣教士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从他了解到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深受感动。此后，他三次申请加入内地会，但前两次因其患有耳炎而被拒绝。待耳炎治愈后，他再次申请终获准加入内地会。1908年9月12日，富能仁乘船离开英国，同年11月2日抵达上海，遂被送往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富能仁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后来他被内地会赞扬为精通中文之专家。

1909年5月，富能仁跟随内地会宣教先驱、首位进入云南的宣教士麦克悌（John McCarthy）一道经香港，由缅甸进入云南。他们骑着骡子，经过漫长的旅行，最后到达云南西部边境的小城腾越听（今腾冲）。在内地会云南宣教先驱者安选三夫妇（Mr. & Mrs. William J. Embery）的帮助下，富能仁得以落脚，在与他们一起传福音的同时，学习适应环境和当地的民族语言。麦克悌，这位在云南宣教34年之久的传教士，最后因患疟疾，在1911年6月20日逝世于云南大理。　

不久，安选三夫妇被调往大理，留下富能仁一人独撑腾越听的宣教工作。起初，他走村串寨，向当地汉人传福音，但归信者寥寥无几，而且人们对他也不甚友好。有一次，他在芒市的一个集市上散发福音单张时，引起人们拥挤，甚至推翻了他的书摊。有人趁乱偷他的钱和书册，一个小孩子偷拿了一本《马可福音》，带回家中给他父亲阅读，没想到这人竟藉此而信主。他名叫莫丁昌(Moh Ting-chang)，家住龙陵县，是位面点师傅。此后，富能仁经常到集市上去散发单张、布道。并且开始将宣教重点转向傈僳族人。在傈僳族向导带领下，他翻山越岭，走访傈僳人的村寨。傈僳人的友好，以及对福音的兴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2年，腾越终于有了一个可容纳45人的宣教站。同时，高漫教士(Carl G. Gowman)也受派加入这里的宣教工作。9月初他们开始了一个青年查经班(Young Men’s Bible Class)，该班的青年领袖名字叫泰(Tai)，出生于西藏，母亲是西藏人，父亲则是驻守西藏的清朝官吏。富能仁希望藉此查经班，吸引那些受过教育且聪明能干的汉人青年归主。

1913年1月，富能仁和高漫一起，到位于海拔7500多英尺高的傈僳族村寨六家湾参加一个家庭的婚礼，并趁机向新郎新娘的亲朋好友传福音。3月，富能仁去到一个名叫幽谷的村寨，向少数民族传福音。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的友好对待，许多人乐于听信福音，甚至愿意撤除原来摆在家中的香炉和偶像。4月，在腾越宣教站里，富能仁为三位汉人施洗了洗礼。第一位是杨先生(Mr. Yang)，此人本来很潦倒，曾做过相士和挑夫。信主后他勤读圣经，生活改换一新。第二位唐先生(Mr. Tang)是个教师，在腾越教书。他经常参加聚会和崇拜，对学校学生有直接的影响。第三位叶先生(Mr. Yeh)是唐家的厨子，在主人的影响下，决志信主。

据富能仁 1913年的一份报告可知：当时在腾越一带分布着傣族、景颇族和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但还没有任何宣教事工。他感慨地说：“我们接触到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对外人颇友善，他们单纯，迷信各种鬼神，却不认识福音，这是何等大的遗憾！除非基督教会负起责任，不然，什么时候才有福音传给他们呢？云南大部分地区密密麻麻分布着各种少数民族，从马可波罗到现在，还是被黑暗捆绑着！”（《舍命的爱》第286页）少数民族接受福音的最大阻碍，就是害怕鬼神来吃掉他们。每遇疾病灾害，虽然非常贫困，他们还是要献上猪肉、家禽等，以讨好鬼神，得到医治。

许多住在村寨的汉人都拒绝甚至反对福音。有傈僳人对富能仁说：“如果没有汉人在村里，你会发现传福音容易得多了。你在腾越向汉人传福音将近五年了，只有少数几名信徒。如果你用同样的时间来这里向傈僳人传福音，我们全部都信主了。”

1915年，富能仁在英国版《亿万华民》上发表论文“中国宣教工作概览”（Some Observations on Mission Work in China），由10月至12月连载了三个月。该文对中国宣教工作见解独到，深刻分析了汉人难以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甚么宁愿到少数民族中宣教。

富能仁和中华内地会总干事何斯德建立了深厚的主内情谊,他同何斯德建立了深久的友谊。富能仁视资深宣教士为自己的属灵长者，特别从他学习到祷告的功课。而何斯德则认为富能仁是个灵力充沛、能力过人，且肯吃苦的传道人。经何斯德总干事的批准，安选三夫妇承担起腾越福音站的责任，富能仁则进入西北山区建立福音站，全力以赴向该区约12,000多傈僳族人传福音。

傈僳族人多住在山上，族内还分为若干小族，在腾越地区就有花傈僳(Flowery Lisu)和黑傈僳(Black Lisu)之分。黑傈僳住在怒江上游的深谷，男人携带弓弩、毒箭和毒镖，颇为野蛮。而花傈僳人则比黑傈僳人较为开化。1916年10月，富能仁在两个半月时间里，到22个傈僳村寨访问布道，使其中16个村共120个家庭归向神，拆掉并烧毁所有的偶像。到1917年2月，已有160家，约800人归信了基督。

随后，富能仁到上海治病，身体恢复后即陪伴一批宣教士返回云南，其中有一位是他的新同工范善庆教士(Mr. Herbert W. Flagg)。返抵腾越后，富能仁随即前往缅甸密芝那，与当地的美国浸信会差会僳僳同工一同翻译傈僳文《马可福音》。三个月后，除完成《马可福音》外，还完成“基本信仰问答”和《诗歌》，以及《儿童梼告书》和一本小字典。

1918年3月，在返回腾越的路上，他与范善庆拜访喀乃(Kanai)地区的莱芥山村寨(Laichiehshan)，这是腾越宣教区第一个拥有自己礼拜堂的傈僳村寨。信徒非常高兴见到富能仁，并且告诉他最近一位信徒离世，他们不知道如何举行基督教葬礼，便在纸上用僳僳文写下他是基督徒，在他棺木前烧掉，以为这是给主耶稣送信。

自范善庆抵达后，安选三夫妇就把腾越教会交给他管理，然后返国述职。而富能仁则继续奔走于崇山峻岭间，把福音带到各傈僳村寨中。1918年圣诞节，他邀请了各地傈僳基督徒到腾越，为他们举办了第一次的冬季退修会。带领他们研读圣经和学唱诗歌，并教他们读写僳僳文。

1919年底，素有“中国的慕迪”之称的丁立美牧师到访云南，考察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富能仁亲自接待他，陪伴他到各地去巡察少数民族教会，直到在大理送别丁立美。

1920年到1925年间，富能仁在缅甸克伦族宣教士宇巴梭（Ba Thaw）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帮助下，发明了一套傈僳文字，首先用它编写教义问答，翻译《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傈僳历史与语言手册等。然后将翻译圣经的任务交给杨志英夫妇和美国宣教士杨思慧（Allyn Cooke）夫妇。最后由富能仁修订后，拿到缅甸去制版付印。初版印刷费为一百多英镑，是由中国满洲的基督徒奉献支付的。1932年，部分《新约》傈僳译本出版，此译本通常被称为“富氏译本”。　　

1920年，在腾越的南部，属龙陵地区的向塔(Hsiangtah) 小镇，和附近的塔晓壕(Tahsiaoho) 、陆垦壕(Luhkenho)，和新柴壕.(Hsinchaiho) 三个傈僳村寨，都是他们新近开辟的福音工场。他们和新来的杨思慧教士(Allyn B. Cooke)同工，带领许多傈僳人归主。但不久，该地区便有迫害信徒的事情发生，原因竟是因为许多傈僳人信主后不再饮酒，引致当地政府税收下跌。因此当地官吏即迫害信徒。于是宣教士们向龙陵官府投诉，请求帮助。县长立即亲自召集当地官绅，与宣教士们一起开会商讨，以制止迫害。

1921年，富能仁再从龙陵向南走，直到中缅边界，即以怒江为国界之地区，向怒江两岸的傈僳人传福音。他在中国这边住两年。到缅甸那边住一年，在缅甸带领了约200多家傈僳人信主。当地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劝导信徒不种鸦片，因当时在这200多家当中，仍有20多家在种鸦片。于是，富能仁逐家劝戒，要求他们除非烧掉鸦片烟，否则就不能做基督徒。结果，除两家外，其余皆愿意烧掉鸦片而归向主。此举对那些贫穷的信徒来说，实在难能可贵。不久，在怒江两岸有七、八间礼拜堂建立起来。

1922年11月9日，富能仁离开中国，返英述职。这是15年来他第一次回家过圣诞节。1924年4月，富能仁再次离开故土，先后到纽约、费城、多伦多、温哥华和西雅图等城市探访亲友，于 9月12日返抵上海。虽然他很想立刻回到云南，继续他在少数民族中间的宣教工作。但因甘肃宣教工场的需要，他被何斯德总干事安排到甘肃兰州，在甘肃省内唯一的中学——内地会中学任校长。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富能仁除办学外，也培训信徒和传道人。

1928年初，富能仁被任命为云南省监督，负责云南全省的宣教工作。同时又有七位新宣教士被分派到云南：李德富教士夫妇(Mr. & Mrs. J. David Harrison) 和杨志英教士(Mr. John B. Kuhn)到云南府(今昆明市)；李崇德教士夫妇(Mr. & Mrs. Francis J. Fitzwilliam)和张师道教士夫妇(Mr. & Mrs. J. Harold Casto)到腾越。6月下旬，富能仁到南部木城坡(Muhchengpo or Stockade Hill)教会探望老同工高漫夫妇。多年不见，当地傈僳族信徒热烈欢迎“三哥”回来。傈僳人待富能仁亲如家人，亲昵地称他为“三哥”，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从1929年初富能仁的报告中可知，当时在云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共有四对宣教士：杨思慧夫妇在蒙定(Meng Ting)地区(今临沧地区)负责福音山(Gospel Mountain)宣教站的工作；高漫夫妇仍在木城坡；而李崇德和张师道两对夫妇则在腾越工作。而在傈僳族教会里，已有六位傈僳族青年信徒：保罗(Paul) 、摩西(Moses)、彼得(Peter)、雅各(James) 、司提反(Steven) 和以撒(Isaac)，全时间牧养教会。他们每人身兼传道人、牧师和教师三职，在宣教士指导下工作。

1929年10月24日，42岁的富能仁在云南府与23岁的邰姑娘(Miss Roxie M. Dymond)喜结良缘。新娘是第二代宣教士，其父母邰慕廉夫妇(Mr. & Mrs. F. J. Dymond)是循道会宣教士，先后在云南昭通府和东州宣教。邰姑娘生于中国，回英国完成大学教育后，再来昭通府作宣教士。婚后，富能仁夫妇在四个半月时间里，走了1,400哩路，巡访云南各宣教区，了解各地的情形。12月20日，他们到达木城坡，与高漫夫妇和当地傈僳族信徒共渡圣诞佳节。1930年元旦刚过，他们和高漫一起前往福音山，为那里的信徒举办为期一周的圣经课程。1月20日，他们按立保罗为牧师，保罗因此成为首位傈僳族牧师。

富能仁1931年的报告也告诉我们，内地会在云南最初的25年中，只有19人受洗，而到1931年时，受洗基督徒人数已达到8,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1932年，内地会在云南省增开了八个宣教站，并增加了12位宣教士，其中包括著名的杨志英和杨宓贵灵夫妇(John and Isobel Kuhn)，他们被派往永平工作。

富能仁向来主张傈僳族教会要自立，在他多年努力之下，到1933年时已大有成效。是年秋，他如此回顾说：“经过12年在傈僳人中宣教，他们已建立教会，支持自己的传道人，完全自养自立自传，宣教士只是当顾问而已。他们也开始建立中文学校，栽培自己的子弟。目前已有傈僳文的《四福音书》，和《使走行传》，翻译工作仍要加紧，并且需要更多传道人带领教会和传福音。”（同上，第298页）

与当时其它传教士的做法不同，富能仁非常注重傈僳族信徒和传道人的培训，而且他通常要求全家、全村的信徒都参加培训。他从起初就订立原则，要傈僳族信徒自费购买圣经、福音书、诗歌等书籍。他不出钱，而是要信徒自己奉献建造教堂和供养传道人。他鼓励教会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出去宣教，而西方宣教士只是教导的老师而已，决不是傈僳族教会的主人或领导。富能仁将教会管理权交给傈僳族长老，使傈僳族教会成为一个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些做法使傈僳族教会在日后所经历的战乱或逼迫中，不但没有收挫，反而发展壮大。在好些村寨里，全部是基督徒。中国政府也承认，到1990年代，中国的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在1950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14,800名基督徒。到1995年，基督徒数字上升到超过10万，其中大部分是傈僳族信徒。1995年，云南省基督教协会已经出版了45,000册傈僳文圣经，以及65,000册傈僳文赞美诗。所采用的文字仍然是当年富能仁所发明的傈僳文字。虽然富能仁去世已经70年之久，但云南各地傈僳族教会和信徒仍以各种方式和活动来纪念他。

富能仁及其同工除了把福音传给傈僳人和汉人外，还传给景颇族(克钦Kachin)、拉祜族（Lahu）和德昂族(Palaung)等少数民族。富能仁在少数民族中间宣教过程中受尽磨难，所经历之艰险超过常人之想象。山峦丛林中之瘴气，野兽虫蛇蚊蝇之攻击，令人望而却步。他常常居无定所，忍饥挨饿，且饱受疾病折磨，伤寒、疟疾、肠胃病和疫病等，他都患过，多次几乎丧命。由于他经常来往奔波于崇山峻岭之中，衣着褴褛，看上去就像一个“洋叫花子”。有一次, 他被豪雨所困, 和他的马陷入泥潭中,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幸得傈僳同伴奋力抢救, 才把他拉出, 但那匹马却惨遭泥浆吞没。

有一天, 富能仁正在一棵大树的荫下祈祷，不想却被山野村民捉住, 捆绑在树上要以火焚烧作为献祭。原来那棵大树是他们所信奉的“神树”，村民认定富能仁触怒了鬼神，唯恐鬼神会降祸于他们，才这样做。富能仁只好把一切交托神, 祈求神的拯救。后来村民同意富能仁买牛抵罪, 才得免一死。

粗野、蛮横的克钦人（Kachin）, 曾经把他抢得精光, 身无分文。但最后富能仁不但和克钦人建立了友谊, 而且结出属灵的果子。有一次，一个野蛮的克钦人，挥刀霍霍地紧紧追杀他，甚至近到能听到追杀者急促的呼吸声；那脱手飞出大刀，掠过富能仁的头顶。虽然富能仁腿长步大，能拼命快跑于一时；但那克钦山人的耐力，可以跑上一整天。富能仁渐觉力不能支，自忖必死无疑。当他冲过一片树丛后，力尽倒地。奇妙的是，富能仁未见屠刀落，却只听得那人的咒骂声渐去渐远，为此他不能不感谢神的护佑。更为奇妙的是，当富能仁逝去后，富师母在哀痛之时，忽然听到有人叩门，开门后见一克钦人，经自我介绍后方知，他就是那位曾经追杀富能仁的人，但他后来听信福音，生命发生改变，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得知富师母要带女儿出门远行，他特地赶来送行。

富能仁的长女凯瑟琳（Catherine）出生于上海, 次女多萝西（Dorothy）生于缅甸。1934年1月，富能仁夫妇带着两个女儿返英述职，与79岁的母亲团聚。这是老人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家庭。5月8日至11日，在苏格兰举行的内地会年会上，富氏夫妇应邀作讲员，报告了云南省少数民族的宣教事工。富能仁还在英国版《亿万华民》发表了“缅甸边区之少数民族”一文，其中写道：“近30年来，各差会在边区一带宣教，前后约有四万至五万少数民族，包括傈僳、景颇(克钦)、拉祜、佤族等等，拆除偶像而归主。”（同上，第299页）

1935年3月，富能仁携家回到云南，复任云南省监督之职。从1936年初，富能仁一直忙于《新约全书》傈僳文译本的校订工作，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直到1938年，傈僳文《新约全书》才在上海印刷出版，正式发行于傈僳族中间。对最终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富能仁倍感欣慰。

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被称为老傈僳文。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政府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学家发明了新傈僳文，但由于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故仍较为通行。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

富能仁除创造傈僳文章和翻译圣经外，还撰写出《傈僳人手册》一书，于1922年在缅甸仰光出版。该书记载了傈僳人的起源、迁移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是研究傈僳民族的宝贵资料。他多年写给内地会总会的宣教报告，发表在《亿万华民》上面的论文，以及他个人的传记，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基督教宣教运动的必读资料。

1938年9月21日晚，富能仁突觉剧烈头痛, 但他仍坚持写完几封重要的回信,临睡前还弹了一会儿风琴。第二天早晨, 他头痛愈加剧烈, 经诊断是患了恶性脑疟疾,不久他就失去知觉, 连发了两天高烧。在保山的医生、护士虽极力抢救，但终归无效。9月25日清晨，富能仁安静地离去。噩耗传出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富能仁才52岁，而且他的身体一直很好。与富能仁在云南同工近二十年的杨思慧教士，追念富能仁说：“富能仁是傈僳人的使徒，但出于责任感，他亦忠心于汉人的工作。无论对中、西或少数民族同工，他都既细心又仁慈，是个敬虔、梼告和被圣灵充满的人。”（同上，第301页）诚然，内地会在云南的宣教工作损失了一位大能的勇士，傈僳族教会失去了一位关爱他们的牧者，但是，“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11:4）。因他在傈僳人当中所建立的根基，是建在盘石上的。

安息礼拜在永昌府（今保山）举行, 远近村民都赶来参加, 无不悲痛饮泣。富能仁被安葬在山上松林间, 墓碑上用傈僳文、汉文和英文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11:25-26）。他的墓后来因政治原因和土地侵蚀，几经迁移。如今被安葬在保山的傈僳族清华教堂园内，傈僳族基督徒为他立了新的墓碑，表达他们对富能仁的尊敬与怀念。

1938年12月30日，富师母带着八岁的长女和五岁次女，伤心地离开保山转往缅甸，在那里又产下遗腹幼女；其后乘船送长女到山东烟台读书。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侵华日军把欧美宣教士全部关进山东潍坊集中营去，富师母一家亦在其中。直到“二战”结束后，她们才获释放，于1945年10月19日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