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善

一、早年生活

富善(Chauncey Goodrich)于1836年6月4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辛斯戴尔（Hinsdale）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六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其先祖威廉富善(William Goodrich)原是英国撒克逊人，于1643年远渡重洋，移居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其父以利亚（Elijah Goodrich）和母亲玛丽，皆为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每逢主日，孩子们跟随父母到教会聚会；在日常生活中，在农场里帮助父母做农事。富善自年少时即学会了耕种、饲养牲畜和栽种果树。这些农业技术，为后来富善在中国北方宣教工作派上大用场，帮助他改善了宣教工场的生活条件。

富善在10岁时悔改归主，12岁时即决志献身于宣教。他先后就读于辛斯戴尔学校(Hinsdale Academy)和在佛蒙特州 (Vermont)百灵顿市(Burlington) 的协和高中(Union High School)。17岁毕业后，即在家乡附近的一所小学任教。

做了四年小学教师后，富善于1857年考入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这所学院就是引发美国海外宣教热潮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的所在地。早在1806年，该学院四名基督徒学生，一起在校园内干草堆前祷告时看见异象，清楚听到主的呼召：“要越过海洋，到各大陆、各海岛去传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尔斯(Samuel Mills)的青年，联同几名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毕业生，向美国公理会提出他们的“拯救全球计划”。结果美国公理会採纳了他们的建议，成立了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常译“美部会”)，推动海外宣教工作。

在威廉斯学院就读期间，一位名叫萧福乐(W111iam Schaufner)的牧师到学校来布道，富善听后深受感动，遂决志做一个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1861年，富善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一年后转到安多弗神学院。在该学院富善选读了希伯来文，为其日后从事圣经中译工作奠定了语言基础。

1864年，富善完成神学学业后不久，于同年9月10日，与来自纽约州的安雅贝(Abbie Ambler)小姐结婚。1865年1月24日，富善接受美部会差派，与新婚妻子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上海。临行前，当善接受按立成为牧师。

二、献身中国宣教

1865年7月22日，富善夫妇抵达上海时，随即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抵京后住在灯市口一小巷内的中国式房子裡，前面就是美部会差会的教堂。稍事安顿后，富善便开始学习中文。首先他需要取一个中文名字，就去请教一位中文先生。那位先生问其英文姓氏Goodrich是什麽意思，富善把字拆开来说：Good是“好、良善”的意思；Rich是“丰富、富有”的意思。中文先生考虑了一番，建议采用“富善”两个字，虽然把次序颠倒了一下，但仍把原文的意思都表达了出来。大家皆以为好，“富善”之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富善极富学习语言的兴趣和恩赐，很快就成为宣教士中间北京话讲得最为标准和流利的一位。为了更容易与中国人接近，富善留长辫、穿中式长衫；加之他从19岁开始，头发即已渐渐变白，故看上去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颇受中国人尊重，为其宣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起一座小礼拜堂。当时的通州是一个拥有六、七万人口，商业繁荣的小城。从那时起，富善每天向当地人民传讲福音，分发福音书册，如此有六年多之久。

1873年，富善接受美国公理会之委派，到华北大学(North China College)和通州神学院(Gorde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担任教授，所教科目包括天文学、讲道学、教牧神学、教会历史和旧约历史等。1874年，华北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富善与史勿夫(Arthur Henderson Smith)和何金宝( Chester Holcombe) 两位宣教士，奉命前往灾区发放来自美国的救济金。沿途所见灾民的悲惨境遇，使他们更觉抢救中国人身体与灵魂的责任之重大。

三、婚姻生活

富善一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其夫人安雅贝却难以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环境，时常生病，身体愈渐孱弱，终于1874年9月1日因病不治而逝。丧偶之痛使富善常常默然泪下，直到1878年5月31日，他才与美籍宣教士佳惠娜(Justina Emily Wheeler)结婚。没想到婚后不到百日，佳惠娜突然染患急性传染病，随即在同年9月4日便与世长辞。两度丧偶，虽然使富善倍受打击，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痛苦与哀伤之中，反而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与盼望。

1879年11月，富善去天津布道时得遇轲慕慈小姐(Sarah Boardman Clapp)。轲小姐来自威斯康辛州(Wisconsin) ，其父轲路德(Luther Clapp)是一位牧师。1877年，轲慕慈毕业于伊利诺州的洛克福德女子神学院( Rockford Seminary for Women, Illinois)，因阅读《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有关中国的报导而回应上帝的呼召，献身成为宣教士，并于1879年9月3日从旧金山乘船启程前往中国天津。

1880年3月，轲慕慈接受了富善的求婚。在写给好友克莱拉( Clara Swann)的信中，她如此介绍自己未来的丈夫:“你想知道我讲的是谁？就是富善牧师，一个高尚的人，年纪比我大，很受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漂亮，很得中国人的心。他的遭遇很不好，或许因此头发和胡子都变白了。他心地善良，虽富于诗意，却也很讲实际……。他是个既有诚意又守规矩的基督徒，所以已完全夺取了我的心……。”1880年5月18日，富善和轲慕慈在美国公使馆官员的见证下，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婚后，富善夫妇同去通州继续工作，与当时华北大学校长的宣教士谢卫楼(Davello Z. Sheffield)住在同一栋房子裡。轲慕慈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参与福音工作。1881年9月，富善夫妇搬进自己设计而建成的新居所，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四、富善与中文圣经翻译及其贡献

富善在中国期间，除了布道、牧会、教学和精研中文外，他所做的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参与并主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自马礼逊所译的《神天圣书》于1823年出版以后，由不同差传机构的宣教士，根据各自订立的原则译成的中文圣经陆续面世。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各地教会所采用的圣经译本，不下十余种。若把各种不同方言译本计算在内，数目多达三十种以上。为使中国教会健康成长，翻译出版一部统一标准的圣经译本成为必要。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联合译经大会在上海举行。翻译《和合本》新旧约圣经的决议，被誉为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为配合不同教育程度的读者的需要，大会决定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部统一标准的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有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标。

大会随即成立三个执行委员会，除了负责推选具有“胜任的学术能力”的人组成翻译委员会，进行实际翻译工作外，还要监督译事的进行，直到译完为止。《深文理和合本》和《浅文理和合本》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均各为12人，而《官话和合本》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人数则为10人。富善被分别推选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话和合本》两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几经筛选、斟酌，最早期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委员除富善外，还有白汉理(Henry Blodget)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文书田(George S. Owen)、海格思(John R. Hykes)、布蓝菲(Thomas Bramfitt)和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等七人。

《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从新约开始，整个译经过程缓慢而艰辛。他们翻译工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各译员获分配到不同的经卷后，便要在特别为译经所预备的稿纸上起草译文的初稿，然后送交其他译员审阅，由他们加上修改和建议后，再一起开会讨论。1898年9月7日至11月19日，第一轮译经工作会议于主席狄考文在登州的家中举行，会议的唯一成果是完成了《使徒行传》的审阅工作。

译经工作进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翻译委员会成员经常有变动，而递补上来的新成员往往需要时间进入角色，因此工作担子自然落在富善、狄考文和文书田等有经验的译员身上，工作进度因而大受影响。此外，译员间不同的翻译原则，以及对书面官话的标准形式的不同看法，经常使译经讨论会议遭遇挫折。由于理念上的差异而产生的争论，对译经的进度造成很大的影响。

第二轮工作会议于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举行，地点是富善在通州的布道所。出席会议者只有富善、狄考文和林亨理三人。他们完成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审阅工作。第三轮工作会议原定于1900年秋天举行，但因义和团之乱而延迟至12月。出席全部会议的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他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译文。此次会议后，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三人，就成为新约翻译工作的核心。

在《官话和合本(新约)》试行版于1905年出版之前，翻译委员会还另外举行了三次工作会议。译员中只有富善和狄考文两人，是从不缺席任何会议的。即使在1904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时，富善因女儿患病而需提早离开，但他仍指派中文助手张洗心，代表他参加会议。新约试行版面世后，译员们对该译本不甚满意，故决定再行修订。富善主导并参与了整个的修订工作。1907年该修订译本出版。

1907年4月25日至5月8日，各差传机构的宣教士们再次齐集上海，举行译经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关于圣经翻译的主要议题，一是《浅文理和合本(新约)》和《深文理和合本(新约)》的合併；二是《官话和合本(旧约)》和《文理和合本(旧约)》的翻译。大会接纳了富善等人所翻译和修订的《官话和合本(新约)》，并选出一个五人翻译委员会，继续进行《官话和合本(旧约)》的翻译工作。该译委会的成员除富善外，还有狄考文、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鹿依士(Spencer Lewis)和林辅华(C. Wilfred Allan)。

狄考文再次被推选为翻译委员会主席。1908年夏天，第一次工作会议在烟台举行，狄考文因病提早离开会议，并不幸在返回登州途中逝世。此后，富善便接替狄考文担任了翻译委员会主席。在1908年11月7日写给差会的信中，富善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新任命的感受:“自从我们在夏天完成了修订委员会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经蒙召返回天家，我们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从这时开始，承担额外的责任。……我是委员会最早期的成员中唯一剩下来的一个。”

1908年下半年，宣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赛珍珠之父)获邀加入翻译委员会，但只工作了三个多月便告辞职，转而独自翻译圣经。在1909年6月至10月在烟台举行的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由安德文(Edwin E. Aiken)填补了赛兆祥的空缺。在1910年7月至9月所举行的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林辅华又因健康欠佳而辞职。1911年初，第四次工作会议因华北爆发瘟疫而未能如期举行，富善则利用这个机会回美国休假。临行前，他写信给执行委员会的总书记文显理，建议为译员们提供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写道:“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将会是七十六岁了，到那时我在宣教方面的事奉将满四十七年。我清楚自己不能再像过去二十年那样工作了。

除了一次之外，我通常离家去参加委员会会议，随着委员会在烟台、上海和登州工作。有些译者要旅行数以百哩（有时甚至超过一千哩）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翻译工作，是否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呢？无疑，我们的工作至今是在更为艰难的环境下完成的。难道大多数的译经者都不能住在相同的地方，或相隔不远的地方吗？对我自己来说，我不能再承受长途旅程了，而且在未来也不可能远离家庭而生活。这将意味着，假如不能在此预备住宿和工作，我便必须从委员会中退休。”富善的建议获得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其后从1913年1月开始，所有的译经者都可以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他们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在译事上取得较理想的进展。1918年6月18日，富善在写给文显理的信中，如此描述中国助手们的贡献:“我们老师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在与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推敲用字，一起感受‘一句中文句子的韵律’的本质和感觉。……在措辞的优雅上，我们从他们得到很大帮助。”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到1917年初，旧约所有经卷翻译完毕，至此《官话和合本(旧约)》的译事宣告结束。接着进行的，就是译本的编辑工作。由于《官话和合本(旧约)》和《官话和合本(新约)》之间，在文笔风格上有很大差距，因此富善和鲍康宁、鹿依士三人，又被委派对整部圣经译本进行修订。

1919年4月22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终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这一年刚好是1890年宣教士大会之后的第三十年。就是在那次大会上，作出了翻译《和合本圣经》的决议。整个译事历时29年，先后有十六位西方译经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译经者参与。而富善是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参与该译事并活着看到该译本出版的人。“富善博士为了使圣经翻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本白话文的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德文一样。……胡适博士认为白话圣经翻译的工作，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富善》作者林振时语）

五、功成荣归天家

1923年夏，年老的富善夫妇在儿子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的陪同下，前往北戴河避暑。此时轲慕慈开始感到胃部不适，食欲减退，后经检查发现已罹患胃癌。同年的1l月15日，轲慕慈走完了人生的路程，终年68岁，反倒比年长19岁的丈夫先自辞世。葬礼后次日，富善写信给差会如此描述道:“两天前，我亲爱的妻子，经过了数月的痛苦和疲累后，终于在熟睡中毫无痛苦地返回天家，为此我感谢主。……我当如何描述那葬礼呢？那不是葬礼，从头到尾，就是一首诗，一首奇妙爱的诗歌。……追思礼拜在祝祷声中结束，会众安静地站立为我们送行。我们就起行回到那已经住了25年的可爱的家——通州。”

轲慕慈离世后，富善与女儿、女婿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会为纪念富善来华宣教六十周年，特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盛会过后不到两个月，富善便离开人世。林振时在其《富善》一书中，如此记述了富善临离世前的情况:“盛会过后一个月，女儿全家唱圣诗的时候，唱到一处，老牧师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然后又高八度接上去。恩赐（按：富善的女儿）向爸爸瞟了一眼，跟着示意大家不要作声，把爸爸扶上床。就这样，富善牧师再也没有起床。富善在床上躺了一周，情况是排便困难，跟着陷入昏迷。再过两个星期，他就走完在世的路程。那是1925年9月29日，享年八十九岁。”

富善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城内公理会的礼拜堂内举行，随后遗体被运往通州的教会墓地安葬。出殡那一天，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为表示对富善的尊敬，要求把富善的棺椁先在该校校园里转一圈，然后才运出北京城。当棺椁运抵通州时，轲慕慈生前创办的富育女校的学生，列队站在墓地通道两旁，唱着富善所谱写的圣诗，送别这位她们所敬爱的宣教巨擘。诚然，富善对中国教会所作出的贡献，亦将永远被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