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惠德

甘惠德（Winfield Scott Sweet）于1854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中学毕业后，先入师范学校肄业；再入州立大学就读，毕业后先后在多所地区和州立学校执教、任职、做牧师。他也曾应美国蕙兰中学聘请，负责学校教务工作六年。多年的教育实践，为其日后在中国兴办教育打下深厚的基础。

1893年10月，甘惠德受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差派，偕妻Josephine M. Sweet来华，成为美北浸礼会首位来华教育传教士。初到浙江绍兴府，夫妇俩居住在柔遁弄。甘惠德具有语言天赋，他仅用三个月时间就能用绍兴土话简单讲道；五个月后，就可以用中文诠释圣经。第二年，他创办了印书房，开始印行《劝世文编》，以文字促进当地民众了解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惜因夫人生病，他不得不于1895年春，携妻暂时离中返美。

一、创办蕙兰中学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甘惠德夫妇再次来到中国。那时“戊戌维新”运动刚刚过去，一个大变革时代正悄然来临。历经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随着中外关系和近代产业的发展，对具有近代知识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大，而中国自己设立的学校已无法满足当时的需求。此时，西方传教士们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福音，开始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建立一些学校，希望在传播基督教之同时，也可以传授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中日《马关条约》中把杭州作为七个对外增开的商埠之一，而杭州早在开埠之前就已有传教士来此传教，建立教堂，开办教书识字的初级学校。司徒雷登的父亲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就曾在杭州建立过一所男子学校，召收学生，传授信仰与文化知识。

甘惠德夫妇由绍兴到杭州，见浙江人文荟萃，而省内中等学校尚未普及，便认为是播道、兴办教育的良好时机，于是征得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同意，在杭州石牌楼淳佑桥东面购地数亩建校，援引西制，招生兴学，定名为蕙兰中学堂（Wayland Academy），是为杭州最早建立的西式现代学堂之一。甘惠德出任学堂监督（校长），首届招收学生24名。1899年的6月24日，蕙兰中学堂正式开学，课程内容除国文外，其它课程设置仿照的是美国中等学校。圣经是必修课，英文课每周9课时；数学、历史、英语等科目均采用洋版原本，办学经费由美北浸礼会差会拨款。

建校之初，学校条件简陋、师资缺乏，加之甘惠德的治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需要磨合适应，故起初十年可说是举步维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甘惠德夫妇不得不避祸于上海，学校因此暂停运转。第二年局势稳定后，甘惠德马上回返杭州继续办学。他为蕙兰学堂草定章程，学费年收5元。为了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学生读书，他将绍兴的印刷机器搬到杭州，在学堂中设立“正则印书馆”，既印行各种教理和西学书籍和小册子，也为学生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1901-1903年，甘惠德筹建了校长住宅和宿舍两座；经他一手策划的总学堂、校舍和食堂也分别于1904和1905年落成。在甘惠德担任校长期间，历九届毕业生，其中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保送到美国滕纳逊大学等校学习，而且是免费出国留学。他多年来呕心沥血所做的这一切，为蕙兰中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此期间，甘夫人创办了具有中学程度的“蕙兰女学堂”，开创了杭州男女同学共校之先河。后因当时民风保守、封建，男女授受不亲，只好将女校搬到杭州的珍珠巷，另辟校舍上课。后来，这所学校与“贞才女学”和“育才女学”合并，成为私立弘道女子中学。

蕙兰中学这些新式学校的进入，给杭州这座古城带来了新的学校管理模式、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等一整套的教育体系，也对杭州的旧式传统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为杭州培养了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才。

二、在华创立美国浸礼会教会

1911年，甘惠德因病返美治疗，期间他亦为蕙兰中学筹措资金。1912年甘惠德偕夫人和年幼的儿子，带着为蕙兰中学筹款数千金回到杭州，随即投入到办学、宣教工作中去。他们在兴办教育之余，常常外出到杭州城内外传道。那时杭州百姓思想保守、排外，见到他们就骂“洋鬼子”，向他们扔石头。甘惠德夫妇为着抢救灵魂，甘心受苦，百般忍耐。1915年，甘惠德在杭州太平巷建造了一所礼拜堂，名为“真神堂”。该堂分为两层：楼下分前后两间，前间为布道用；后间为查经、祷告会用。楼上一大间用作主日崇拜。整座建筑比较大，有钟楼；礼拜堂旁边建有一幢两层小楼作为牧师住宅。从1915年起，他们先后在太平坊、三桥址、望江门、清波门等地建立教堂，成为美国北浸礼会在杭州教会的开创者。

甘惠德在华生活简朴，舍己为人，后积劳成疾，回美就医，不幸于1917年在美国去世，享年63岁。他前后在华服务中国人民25年，含辛茹苦地传扬基督福音，培养人才，更以基督博爱、牺牲的精神影响他人，最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甘惠德死后，夫人仍留在中国继续其未竟的事业。他们的独生儿子长大后，去印度传教，最后死在印度，只剩下甘夫人一个人。她很爱中国，不愿意回美国。抗战时期，真神堂被日军占领，她只好带领信徒在家中做礼拜。过了几年，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但乃领（Fred S. Donnelson）夫妇应邀前来负责真神堂事工；1943年，上海的田雅各牧师来真神堂主持教会圣工；抗战胜利后又由杜浩生牧师接手真神堂工作。最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杭州教会实行联合礼拜，真神堂一切宗教活动遂告停止。

三、蕙兰中学的贡献与变迁

进入民国后，当时的教育部颁布新的教学办法，统一学制，蕙兰印书馆也开始大量印制学校章程、年刊和手册等。在第三任校长慕珥（Percy Robert Moore）任上，蕙兰中学逐渐走上正轨。在浸礼会差会支持下，蕙兰办学经费亦宽裕许多。学校从上海甚至美国引入各种教学设备器材，文体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慕珥本人非常重视体育教育，他不但从美国买来体育器材，还为学生统一制作体育服装，每周定期操练。他创办了篮球队并自任教练，在他主导下，除篮球队外，还组建了足球队、网球队、棒球队等等，校队定期与浙江其他中学，甚至上海沪江大学的球队比赛。蕙兰中学逐渐形成了华东地区颇有名气的体育传统，在球类、田径方面尤其负有盛名。后来的著名体育教育家、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唯一教练宋君复；著名体育家、中国首位奥运会裁判舒鸿均出自蕙兰。

蕙兰是教会中学，校内设有礼拜堂，定期举办宗教聚会和仪式，每周都有祈祷会，师生和教友皆可参加。学校虽然开设宗教类课程，但比例却逐年减少，到1917年时，学校每周共三十学时，其中《圣经》课只有两小时，其余为国文、英文、算学、科学、历史等，高年级课程多用英文讲授。学校还设有动植物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等，并且为学生专门开辟了阅报室。民国初年报业兴盛，市面上流行多种报纸杂志，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学生通过阅报能够了解海内外时事新闻，学习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五四运动”前后，蕙兰中学在杭州城已具相当规模，颇有名望。在1920年代，蕙兰俨然已成杭州城中名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少年前来投考。此一时期的蕙兰，招生要求严格，学资不菲，课程齐全丰富。从目前留存的蕙兰中学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课程细目。学生无论初高中，每周的总课时都在三十小时以上，而各年级总课目则有国文、英文、代数、几何、动物学、物理、化学、西洋史、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地理、宗教、体育、音乐和图画等多种，再加上教会中学的例行礼拜和祈祷会等活动，校园生活非常充实。这一时期的的蕙兰中学已呈世俗化趋势，不仅为教会培养教牧领袖，还向社会输出了大批具有近现代知识的人才，他们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对杭州的近代化发展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蕙兰中学在教学上的优势体现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上面，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理科。但有趣的是，出自蕙兰中学前三十年学生中的两位名人却是两个文人，即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和胡兰成。教会学校的氛围，校舍洋房的校园环境，以及外语和新学教育，为他们打开了视野和思想的窗口，陶造了两个人的喜好自由的性格。从这座古老而神圣的校园里，后来还走出了著名教育家、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之一冯仲云，著名美术教育家、巨型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第一流河流水利专家钱宁等人。

1929年因蕙兰中学原有的图书馆已不敷应用，遂募捐了七千元，在总学堂的东南处，兴建起一座新的图书馆。为了纪念甘惠德，新馆落成后，命名为“惠德图书馆”，至今犹存。1937年，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但乃领在上海江苏路租地建造了会幕堂，同时开办了一所圣经学院，命名为“甘惠德圣经学院”，自任院长，戚庆才（中国浸礼会名牧）任副院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甘惠德圣经学院被迫停办。

1936年，蕙兰中学迎来了大发展。当年秋天，该校已经“有高中与初中春、秋季共17个班，教职员65人，大小房舍16幢，占地52亩。学校图书馆藏有图书4万余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杭州，连一般的公立学校都有所不及。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浙江省教育厅和杭州市政府命令下，蕙兰中学等教会学校被迫南迁。而在迁出以后，蕙兰与上海、华东等地的15所基督教学校联合办学，并在1939年间与弘道女子中学、嘉兴秀州中学、绍兴越光中学等学校在绍兴设立联合中学。后来，日军又攻占了绍兴，联合学校又被迫停办了。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蕙兰中学才随浙江大学回迁杭州。1949年9月，中共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接管了杭州的公立和私立学校。1951年以后，政府又加大了对教会中学的改造，同年7月，私立蕙兰中学与浙大附属中学合并，组成了杭州第二中学。如今这所中学已成为杭州的顶尖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