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治士

一、早年背景

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又译甘治士·康第丢斯），1597年出生于德国。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为躲避战祸，随父母离开德国移民到荷兰。1621年12月进入莱顿大学神学院（Leiden Missionary Seminary）就读。两年后，1623年11月，干治士在阿姆斯特丹中会通过牧师资格考试，被封立成为牧师。后来，干治士进入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任职，随着船队前往东南亚，其志向是向亚洲的异教徒传扬基督福音。

二、台湾宣教

1627年5月，干治士奉派来到荷兰的殖民地台湾，成为首任驻台传教士。在十七世纪来台的欧洲人皆被称为“红毛番”，因此那些来台宣教的荷兰牧师也就被称为“红毛牧师”。在荷兰统治台湾近四十年当中(1624-1662)，前后有三十多位“红毛牧师”来台。由于水土不服，疾病难当，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病死在宣教工场上，而任期在十年以上者仅有三人，干治士就是这三位牧师之一，而且是居于首位的。在1627-31年和1633-37年期间，干治士先居于台南附近的新港社，后居于赤崁。

到台湾后不久，干治士就发现，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文化落后，没有文字，也没有宗教典籍。这让干治士大感振奋，认为在这里可以有一番作为。因此他说：“这里是福尔摩沙岛，位于北纬二十二度，是我主上帝的旨意派遣我到这里传播基督的福音。”干治士不顾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警告，搬入西拉雅族新港社的部落里居住。他一边学习当地语言，一边开始了传福音的事工。他以新港社为中心，向邻近的大目降、目加溜湾、萧垅、麻豆等部落传福音。他所接触到的台湾原住民，主要是台南附近的平埔族西拉雅族人，这一族人本身有着传统的巫灵信仰。干治士的宣教工作颇有进展，特别在他所居住的新港社成效最佳。在1631年共有50名具皈依资格的新港人受洗；有些人甚至放弃神祇偶像，断绝与传统信仰的关系。

新港社人归信基督教信仰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他们藉由听道或接受基督教的程度来决定是否改变信仰。而新港社以外的西拉雅部族的村社，大多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力下臣服。台南平原村社直到1636年才改变信仰。1636年后，改变信仰成为义务，各村社的差别仅在于何时完成。改变信仰是以离弃偶像和受洗为标志的。

为了便于宣教，干治士以罗马拼音创造了新港文字，在原住民部落中推广。在学习文字的同时，干治士以圣经为教材，帮助原住民认识基督教教义，使得接受基督信仰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甚至有全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案例。据1639年统计，新港社1,047名村民全数受洗归信基督教信仰。后来的传教士继续加以沿用并发扬光大，使台湾原住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用罗马拼音及拉丁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

干治士牧师在台湾的宣教逐渐地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们的认同，而给予他行政上的支持。1630年12月，新港社的教堂正式落成启用。这一年，新港社原住民集体宣誓信仰基督教。干治士日后在其《福尔摩沙简报》里满怀希望且乐观地写道：“在全东印度没有比此地的人更驯良、更愿意接受福音的了。我更坚信在本岛一定会建立起全东印度群岛最先进的基督教社区。”

可惜，干治士的期待与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1661年，明朝郑成功开始攻台导致次年二月荷军竖旗投降，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38年的统治。随着荷兰人退出台湾，明朝政权禁止外国传教士，基督教在台湾的传播完全停顿，直到1865年英国的马雅各布（James L. Maxwell）医生来台宣教。基督教在台湾的流传足足中断了长达两百年之久。

为了纪念首位到达并服务台湾原住民的荷兰传教士干治士牧师，19世纪来台的甘为霖牧师（William Campbell）将台湾最大的湖泊命名为“干治士湖”，即现今的“日月潭”（1873年）。

三、重要著作

干治士自1627年5月进入台湾西海岸的西拉雅平铺族部落，长期和原住民朝夕相处。根据其自身直观的经验，他写下了当地的见闻，并据此论证在台发展福音事工的可能性。此书即《福尔摩沙岛的对话与简短的故事》（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又译《台湾略记》，写于1628年。该书记述了台湾的自然景观、当时西拉雅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状态、宗教及风俗习惯、结婚离婚、房屋家具装具、埋葬方式和宗教观念等方面，可说是17世纪西拉雅族的人类学报告书。该书后来成为荷兰殖民统治者了解台湾状况的必读文献。干治士还编写了《西拉雅语辞典》，把祈祷文和探题（原是一种佛教徒对教义的辩论，类似于藏密的辩经，后演变为佛教的僧职。古时把基督教教义问答或者教义问答的讲师，译为“探题”）翻译成西拉雅语，为以后的宣教奠定了基础。

四、干治士的宣教与神学思想

干治士写下《台湾略记》之后，提出了他认为最适合台湾的宣教方法。例如与原住民结婚，长时间留在台湾服务，在道德生活上作原住民的模范等。不管这些方法是否曾经落实，但无可否认，后来台湾教会的发展成为整个东印度地区宣教的典范。而原住民的宗教信仰也由多神信仰转变成为拜“阿立祖（上帝的译名）”一神崇拜。在风俗习惯上来讲，荷兰人离开之后，西拉雅堕胎的风俗也随之消失。就文献上来讲，新港语马太福音书、法波兰信仰要项、台湾版海德堡教理问答等著作，都是17世纪荷兰传教士的重要成果，更是建立台湾本土神学的基石。

干治士因毕业于莱顿大学神学院，多多少少会受到亚米纽斯神学思想的影响（亚米纽斯于1603-09年任教与莱顿大学神学院）。所以，干治士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并配合台湾原住民的生活习惯，用原住民的语言，为原住民编撰了适合他们文化的教义问答。其内容大多呈现亚米纽斯主义的信念：人的自由意志被肯定，人的好行为可以使之蒙神的拣选。因此，人是主动的接受神的恩典。相信、敬畏、顺服上帝的人得蒙拯救。这样的教义对相信人死后会得奖惩的原住民产生极大的功效，使得这些原住民愿意接受基督信仰，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希望得蒙神的救赎，对来世有盼望。

另一方面，因为西拉雅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传统的信仰观念和惯例很难清楚地传承下来。干治士认为还有两个原因使得原住民比较易接受荷兰人的基督新教：一是原住民的信仰体系和基督新教教义有着许多相近之处；二是原住民部落中没有头目、阶级之分，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相对而言，传福音给有文字记载宗教传统的汉人，则非容易的事。因此，干治士发现文字对宣教的重要性，认为荷兰人应先教导原住民读和写，然后再把精确的信仰观念教给他们。如此一来，原住民的意志可以真正被影响，他们的心可以用信仰来改变。

干治士于1637年离开台湾返回荷兰。1647年4月，干治士在荷兰巴达维亚去世，享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