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第丕

1.早期生活和教育

1821年5月8日，高第丕（Tarlton Perry Crawford）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沃伦县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其父约翰(John Crawford)是个勤劳节俭的农民，但受过教育，故也在一间浸信会教会兼职。母亲卢克丽霞(Lucretia Crawford)也受过一些教育，思想开放，他们夫妻二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高第丕是他们七子三女中的第四子。

1837年，16岁的高第丕在大黑溪浸信会教会受洗归主，从那时起，他便立志将来到海外宣教，传扬基督的福音。19岁时，高第丕离乡去密西西比求学，为赚取学费，他先后在许多社区、农场打工。在田纳西州丹马克男校读书时，他在班上名列前茅。1848年初，高第丕在大哈奇（Big Hatchie）浸信会教会的资助下，进入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市的联合大学学习，在读期间，教会中许多会友在主日举行义卖，出售自产的鸡蛋和牛奶，为他筹集资金帮助支持他。1851年，年已30岁的高第丕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联合大学学位，他持之以恒，认真刻苦的精神给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教会和教友多年来对他的戮力支持，更坚定了他远赴海外宣教的决心。

早在1850 年底，美南浸信会国外布道会就已接受高第丕为传教士，并准备把他派往中国上海宣教。在启程赴华之前，高第丕于1851年3月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的家里与玛莎·福斯特(Martha Foster)结婚。玛莎也是浸信会信徒，毕业于阿拉巴马州的拉斐特学院，她与高第丕同样怀有宣教心志，可谓志同道合。

2.在上海宣教

1851年11月，高第丕作为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偕夫人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1852年3月30日到达上海，开始了在华长达半个世纪的宣教生涯。从1852到1863年，高第丕夫妇在上海从事宣教工作。夫妇俩皆有语言天赋，到上海不过三年，他们就可以讲上海方言，用上海话讲道，还出版了上海方言的《赞美诗》。他们不止自己会说上海话，还用中文写出一本教人学说上海话的书。为了帮助后来西方传教士掌握上海方言，高第丕于1855年出版了《上海土音字写法》。那时还没有“上海方言”一词，上海话被称为“上海土音”。高第丕发明了以注音字母的方法，教人们学习上海话。这本书可以说开创了方言注音之先河，虽然最后没有广为流行，但却被视为汉语拼音的先驱。此外，这本书还保留了不少当年的上海话，从中可以看到今昔上海话的变迁，为研究上海方言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造成港口封锁，交通不便，资金短缺，美国南浸信会总部中断了对海外宣教的经费供应，以至于海外传教士们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高第丕在上海只好靠教授英语课和从事些房地产生意以谋生，竟至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

3.在登州宣教

1863年，高第丕夫妇因长期不习惯上海的气候而身体大受亏损，不得不于1863年8月离开工作了11年的上海，前往山东登州（今蓬莱）继续宣教。当时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已在登州开辟教会二年之久。1864年，海雅西也因资金短缺到上海租界工部局作译员，登州浸信会教会就暂时由高第丕负责。1865年，海雅西在上海得到一位美国医生朋友的私人捐助后，返回登州重新主持教会工作，高第丕就成了他的助手。后因传教策略等方面的问题，两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与矛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1866年，高第丕从海雅西家里搬了出来，通过汉语教师赵鼎清在登州画河边租赁了一处拥有7个院落，共计34间的大房子。院中有多处门廊、庭院，还有一口水井和多种树木，颇有气派。高第丕在这里建立了与海雅西“北街教会”相对的、名为“牌坊街浸信会教会”（The Monument Street Baptist Church）。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牌坊街浸信会，高第丕还计划建造一座更为气派的西式教堂。1871年，在美国差会本部未能及时寄来款项的情况下，他自己投资3000元，在戚家牌坊对面不远处建起了一座西洋风格的浸信会教堂。教堂于1872年正式建成，称为“登州圣会堂”（The Monument Street Church）。该教堂建筑由礼拜堂和钟楼联体构成，东部礼拜堂为单层结构，内设280个供做礼拜者就坐的座位；西部钟楼为三层，顶楼木梁上悬有做礼拜用的铜钟，每值礼拜日，钟声响彻全城。这座圣会堂至今犹在，即今日蓬莱画河基督教堂，该堂可说是高第丕在登州宣教事业的一个历史见证。

1871年，海雅西第一任妻子因难产而去世后，带着四个孩子返回美国。虽然第二年他又返回登州，但很快即迁居烟台。1875年他辞职再次返回美国，从此直到1893年，登州浸信会教会一直由高第丕负责。

高夫人玛莎与高第丕在宣教方针政策上并不都一致，她在上海时即创办过一所女子小学堂，随高第丕到登州后，由于有语言基础，以及美国北长老会办学的先例，她不久即开办了一所寄宿男校，后来又开办了女校，一度非常成功。但到了1870年代，由于丈夫不支持，甚至制定政策加以限制，使得学校难以维持，苦撑到1884年，为了缓和与丈夫的关系，只好同意关闭了学校。此后，她即穿上中国人的服装，走村串户访问妇女，与登州城里和周围乡村很多人建立了友谊，在传教士和当地人中间享有很高声誉。享誉世界的美南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曾如此评价她说：“几乎没有传教士赢得像高第丕夫人所赢得的当地基督徒那样的尊敬。……如果我们主的爱在任何人的心中和生活中复活，那个人必定是高第丕夫人。高第丕夫人在她居住登州30年的时间里，挨家挨户地走访居民，教导来访的人，为学校学生上课，劝导妇女做公益事务，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乡村旅行。1875年，高第丕夫人走访了131个村庄，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一刻不停工作的人。那时，她负责照顾一所寄宿男校的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责任都落在一位传教士妻子的肩上，显示了她对这些工作的热爱、耐心和忠诚。”

高第丕的宣教理念和策略与美南浸信会总部，与一般南浸会传教士很不相合，而且他的固执、不易变通的性格也引起很多人的反对。高第丕认为本地教会的费用不应该从宣教经费中支出，应当本地筹集，本地使用。早在上海期间，高第丕就决定要任用不带薪的助手，除了他的个人教师外，他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他始终坚持实行不用外国的钱雇佣当地助手的政策，一直认为外国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实用的、注重灵性的基督教徒队伍，在适当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牧师，发展自己的学校和基督教机构。在高第丕看来，花钱雇用中国人传教，会导致一些信仰不纯、思想不端的人为了金钱而加入教会，致使宣教体系腐化堕落。

高第丕始终坚持认为传福音是传教士的唯一职责。因此，他既不支持花钱办学，也反对花钱办医疗事业，并因此与妻子不和，迫使妻子放弃医务工作，最后于1884年，彻底关闭了浸信会在登州先后辛苦创办的三处男、女学校。登州浸信会在高第丕负责期间，仅在初期有过似乎不错的发展趋势，而进入1870年代即矛盾重重，最终他不但和同工之间不能合作，也使一些会众离开教会，甚至高第丕夫妻之间也因理念不和，一度形同陌路。在诸事不顺的境况下，高第丕陷入了对未来的深深忧虑，以致在1870年代后期，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出了问题。然而，现实并没有改变高第丕，他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继续批评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委员会，认为他们对海外宣教工场上的宣教事务不该有发言权，以至于南浸会不得不中止与他的关系，于1892年将他撤职，此举迫使高第丕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玛莎虽然不同意丈夫的某些观点，但她仍然忠于丈夫。1894年，当美国南部浸信会总部派海雅西再回登州主持浸信会时，高第丕携妻子及鲍志培(G. P. Bostick)等十数名追随者西迁泰安另起炉灶，创建了脱离浸信会的福音宣教团（Gospel Mission）。期间一些认同他理念的宣教士陆续加入他的团队，其中有海林(D. W. Herring)、白泰理(T. L. Blalock)、金(W. D. King)和奈特(F. Knight)女士等传教士。有记载说，他们带走了华北浸信会一半多工作人员。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部曾经试图作出让步，但遭到了高第丕的拒绝。

所有的福音宣教团传教士都穿着中国服装，深入到中国人家庭中，直接向民众传福音，这与戴德生中国内地的做法很相似。他们的宣教卓有成效，得到当地百姓的信赖，到世纪之交时，福音传教团在山东已经发展到19个分会。

4.文字上的成果与贡献

高第丕夫妇在华半个世纪，除了宣教工作外，还专心研究汉语，成果显著，客观上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们二人不仅能说中文，能说上海话和山东话，还用中文出版过不少福音书册和其他书籍。除了《上海土音字写法》外，1869年，高第丕还与国人张儒珍合著出版了《文学书官话》（Mandarin Grammar），用汉语官话口语写作，并把官话口语作为研究对象。全书21章，主要是用英文文法来分析中文口语文法，以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这是最早研究北方口语语法的书，对汉语的近代化转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无未认为该书“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日本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重要书籍《支那文典》就是以《文学书官话》为蓝本的。

高第丕还著有《族长时代》（The Patriarchal Dynasties）一书，阐述他的神学思想。

高第丕夫人也是一个多产作家，在繁重的教学、医疗和布道工作之余，她勤于写作。除了平时经常写信汇报工作、帮助丈夫阐释宣教政策和方针外，在1877年举行的第一次宣教大会上，她撰写了 “为妇女开展妇女工作”专题文章，强调传教士的妻子们要挨家挨户走访，亲自指导当地妇女，并为她们准备合适的文学作品。在同一时期，她还编写了《登州最初十三年宣教史》（History of Mission in Tengchow for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

在1880年代，出于宣教的需要，高夫人仿照西方主日学校“三只小猪”的故事，编写了一本儿童读物《三个闺女》（The Three Maidens），生动地显明信仰基督教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区别，引导人们皈信基督。这本书后来在中国各地教会广为流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登州之后不久，她便用中文编纂了可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餐种类和制作方法的著作——《造洋饭书》（Foreign Cookery），1866年由上海美华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开篇详述了厨房卫生知识，随后分类介绍了十七大类、260余种西餐的用料和制作方法。高夫人纂写此书的原本动机,乃是为着教导不懂英文的佣人为其烹调食物,不料此书出版后,却使那些不谙英语却又希望一窥外国饮食文化的中国民众,成为此书的主要读者群,令作者始料不及。《造洋饭书》出版后成为热销，在民国时期曾多次再版。1986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又出版了本书的校注本,可见此书在中西饮食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5.晚年岁月

1900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在中国宣教、生活了50年的高第丕夫妇不得不离华，回到美国。同年10月1日，他们从上海出发，于28日抵达旧金山，受到亲友们的热情接待。由于他们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生活，所以在美国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在美期间，他们都是住在玛莎的亲戚家里。大约有一年半时间，他们都在美国南部各地巡回演讲，讲述在中国的宣教经历以及中国宣教工场的需要。1902年4月，高第丕因肺炎在阿拉巴马州妻子故乡的亲戚家里去世，享年81岁。

高第丕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上海11年，登州31年，泰安14年，中间只有两次休假），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她不仅把基督福音带给当地百姓，也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登州期间，她不仅创办并坚持开办了近20年的男生寄宿学校，培养了一批掌握一定现代知识的人才，还坚持行医10余年，“每年治疗病人不少于1500或2000人次”。高夫人早已习惯了山东的气候、人情、饮食、风俗和习惯，也穿惯了中式服装，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山东人，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在丈夫病故后第二年，她就回到了山东泰安，继续在福音教会事奉。

高第丕夫妇一生没有生育儿女，在1870年代，他们曾在日本领养了两个英国孤儿，但从现已掌握的资料看，长大后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生活。高夫人晚年孤身在泰安宣教，直到1909年死于泰安。

1909年， Rev. L. S. Foster撰写的《在华五十年——高第丕传》（Fifty Years in China: An Eventful Memoir of Tarleton Perry Crawford, D. D.）出版发行，生动、翔实地记述了高第丕夫妇奉献、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