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

高金城约于1888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府附近的农村。七岁时曾在街上见过西方宣教士布道的情景。由于家境贫寒，高金城16岁时就离家到城里谋生。有一天，他跑到内地会宣教士毕斐然夫妇(Mr. & Mrs. Edward G. Bevis)的家叩门找工作，于是他就成了毕斐然家中的男仆。数月后，毕教士见他聪明伶俐，工作勤奋，就和师母商量决定送他去读书，接受教育，课余时间才做家中杂务。1905年5月下旬，毕家来了一批客人，其中有位白发银须的长者，他就是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他的风度与慈祥，给高金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在毕斐然夫妇的影响下，高金城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救主。此后他凡事寻求神的帮助和引领。

到1904年1月，医疗宣教士们在开封已使逾百人得到医治，名扬四方城乡，不少病人走上50里，甚至100里前来寻医问诊，于是他们深切感到有建立一所医院的必要。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藉返英述职之机，筹得一笔建院款项，1904年底即开始购地兴建医院。

1905年夏，柯维则医生(Dr. Sidney H. Carr)的医疗宣教工作非常繁忙，因此很想找个医学生做他的助手，也希望训练他将来成为医生。他先前曾在福音堂见过高金城，印象很好。于是他把高金城找来，在医务所给他一份固定的工作，并要他先做七年学生，还要经过一连串旳医学科目考试，合格后再到医院实习五年，最后再通过临床考试，才能毕业成为正式医生，整个过程需要漫长的的十二年时间。但年轻的高金城别有心志，毅然离开家，独自跟随柯维则医生工作。

1906年1月，开封福音医院正式开业。那时只有柯维则和金纯仁两位医生和几位医学生而已，然而那一年就有超过4,000个病人来院就医，光手术就做了219次之多。高金城虽然只读过一年书，但他勤奋苦读，没用七年就已完成所有医学科目的考试， 1911年正式进入医院作实习医生。他不但学业有成，而且属灵生命也大有长进。他勤读圣经，爱神爱人，成为一位福音使者。

1911年夏天，美国医疗宣教士金品三医生(Dr. George E. King)被暂时分派到开封福音医院中来。他比高金城年长一岁，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既注重行医，也乐于传福音，常常一起出去从事医疗宣教。在短短九个月时间里，彼此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12年3月，金品三被分派到山西省平阳的“善胜医院”服务时，即由高金城与他结伴同往的。

1915年，金品三在甘肃兰州创建了博德恩医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急需医护人员，特别需要一位中国医生与他同工，于是他向他的挚友高金城发出邀请。当时，高金城在不到五年时间里，通过了一切临床测验，已正式成为一名医生。毕业后，年仅27岁的他可谓前途无量，多有赚大钱的机会。但他把金品三那边的需要，看作是“马其顿的呼声”。一天晚上，他在医院里跪下祷告，听到主耶稣微声呼唤与轻轻地责备：“这些年你缺少过什么呢？应许你的事，哪一件我没有给你成就呢？我呼召你的目的，是要你成为达官贵人呢？还是为了传福音呢？”于是，他深深感到自责，觉得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扪心自问：“假如不是神的呼召和供应一切所需，今日的他，将会是何等光景呢？假如没有这么多宣教士照顾他的身体和灵魂，他哪有作医生的机会呢？”想到此，他与主耶稣重新立约，甘心为主摆上一切，作主忠心的仆人，凭主差遣。最后，他决定接受金品三的邀请，于1915年底，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远赴遥远的边疆。

到博德恩医院就职后，高金城和金品三、巴乐德(Dr. Robert C. Parry)等医生一起，一面行医及训练医学生，一面分批带学生到远近各地传道，彼此配搭事奉，合作无间。地处兰州西北的大城凉州(今武威市)是当时内地会在西北地区最远的宣教站。那里有卜存仁牧师夫妇(Rev. & Mrs. W. M. Belcher)在默默耕耘，播撒福音的种子。高金城经常到那里，协助卜牧师夫妇的宣教工作。他也曾经沿着河西走廊远到边境城镇，甚至西行至西藏从事医疗宣教。

1919年圣诞节，有9位医学生成为博德恩医院的首届毕业生。随着这批人分散各地行医传道，高金城也主动要求下到甘州去，边行医，边传福音。金品三在其后的一份报告里，特别提到这件事：“这一批基督徒医学生，是我们常在祷告中记念的。我们是全省唯一的医院，因此宣教士到各地开设药房，和医院毕业出来的医生往各地开业行医，都是我们医疗宣教的延伸。这些中国医生开办的诊疗所之中，以甘州高医生所主持的最大又最完善。”

高医生初抵甘州时住在旅店里，一面行医，一面传道，倍极艰辛。他高超的医术，使他名声大噪；而他传福音，却常常招来反对，甚至逼迫。但他毫不气馁，遇挫愈奋，终于打开甘州福音之门。信徒渐渐增至二、三十人，高金城也有了自己的家，于是便在家中开始了主日崇拜。1921年，戴存义夫人到访甘州，亲眼目睹了甘州教会的成长。1924年，在她出版的《中国大西北的呼召》 (The Call of China’s Great North-West)一书中，作出如下见证：“最鼓励我的，莫过于中国信徒能独立自发地展开宣教工作。在甘肃省，看见他们没有任可机构支持和差派，只凭圣灵的引导，把福音带到更遥远的角落，这实在是一件罕见的新事！因为是高医生首先发起的，故我乐意把甘州教会的情形记录下来。……1921年8月举行第一届洗礼，有17位信徒洗礼，其中两位是妇女。跟着还有80多位慕道者，这已经是高医生所能承担的极限。他既要行医，又要牧养，经常祷告以支取属灵的能力。最近他的来信谈及他夜里醒来便起来祷告，求神使他作个虔诚祷告的人。现在，真光正照在甘州，已有超过13处基督徒工作的地方了。”

1923年6月，原在山西省霍州宣教21年之久的三位内地会女宣教士，冯贵珠姑娘(Miss Eva F. French)、盖群英姑娘(Miss A. Mildred Cable)和冯贵石姑娘(Miss Francesca L. French)转往西北边强开荒布道。当她们于1924年3月经过甘州时，顺便寻访到高金城。那时她们看到甘州教会一所会堂和书局就座落在市内大街上，每天中午都有布道会，参加聚会的约有150人，已受洗的有40人。当看到信徒有圣经教导方面的需要时，三位女宣教士商量后，决定留下来几个月，协助高金城夫妇开办短期圣经学校。富能仁教士(Mr. James O. Fraser)曾对此举高度评价说：“三位圣经教师教甘州教会的青年们读圣经，其彻底的程度令人咋舌！要他们读整本圣经，看他们那厚厚的笔记簿，以及盖小姐要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的许多问题，真不简单！一般的宣教士只要中国基督徒对圣经有点皮毛的知识就满意了，但在这里——中国一个最遥远的角落，却有一群青年人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国内其它地方很少人这样做，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到1924年夏季，已有98人请求受洗。每到主日，教堂中坐满了人。

经过五年多辛勤劳作，高金城在甘州建造起一座福音中心。其中一间作福音堂，一间作诊疗所，还有一所圣经培训学校，这些都是他用多年的血汗换来的。福音中心地基所用的石头，是他一块一块从河床里捡出来，又一车一车运回来的。许多信徒也付上时间和力气，才把这座福音中心建造起来。在这个充满佛、道教寺庙的甘州城里，如今有了福音堂，供过往行人进来歇息。教堂内还有中文、阿拉伯文、藏文和蒙古文等文字的圣经供人取阅；各城门口也时常有福音画报出现，使人知道耶稣基督的名。

高金城与三位女宣教士同工，经常到肃州去传福音。1926年2月，他因保护一个受屈的穷人，得罪了肃州城的监狱长，反倒被这恶吏诬陷，被捕下入牢中达42天之久。直到冯玉祥将军督办甘肃军务后，高金城才获判无罪释放。但这次牢狱之灾，使他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

高金城恢复自由后，被冯玉祥将军所看中，派他到红十字会工作。1926年9月，冯玉祥亲率国民军响应北伐，高金城则留在这位”基督将军”的部队里，随军北上。1928年初，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督军郑州。高金城则在郑州主管陆军医院，期间，毕斐然教士曾把价值800元的药品带往郑州送给他。是年仲夏，戴乐仁医生夫妇(Dr. & Mrs. A. G. Taylor)和吴林德教士(Mr. L. C. Wood), 在回兰州途中经过郑州时，也特别拜访了高金城。虽然他仍在那里主管医院工作，但他内心却盼望着能尽快回到甘肃，继续从事医疗宣教工作。

有关高金城晚年的行踪，所遗史料无多。仅从《亿万华民》中找到些蛛丝马迹。1928-1930年间，中国西北和华北发生了特大饥荒。1930年春，内地会总干事何斯德（Mr. D. E. Hoste）将50万元（时值美金25万元）之赈款和物资，交与安献今教士（Mr. G. Findlay Andrew），叫他送到到甘肃赈灾。因当时从西安到兰州的路上常有盗贼出没，极不安全。安献今在天津买了一辆福特货车，在高金城的协助与同行之下，将赈灾物资平安运抵甘肃兰州。

1930年8月8日，3000多回军攻破安定(今定西县)，大肆抢掠。城内宣教站的任梅清姑娘(Miss Irene Reynolds)和罗福生姑娘(Miss Ruth L. Nowack)身陷险境。幸亏高金城及时赶到，取得通行证，平安将她们带到兰州。

同年10月28日，兰州博德恩医院的护士孔宝书姑娘(Miss Emily Gomersal)，陪同海万德师母(Mrs. H. D. Hayward)去北京医病途中，在内蒙古包头附近遭盗贼劫掠。高金城带领官兵前去救助，并护送她们到达北京。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想，高金城能够自由地东奔西跑，协助赈灾和救援宣教士，想必是他于1929年时即已离开军队医院。很可能他仍以医疗传道人的身份，以甘州教会为福音据点，奔走于河西走廊、甘肃各地，以及凡需要他的地方。其卒年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