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漫

高漫（Carl Grant Gowman）于1886年8月31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长大后移居美国底特律，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因参加基督教青年会（Y.M.C.A.）所举办的佈道大会而蒙恩得救，遂辞掉工作，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 Chicago）读书，为将来做宣教士而装备自己。毕业后加入中华内地会，于1911年11月5日远赴中国宣教。抵达上海八天后，一位从美国来的内地会宣教士席克敬姑娘（Miss Anna C. Dukesherer）也乘船抵沪。高漫被安排到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席姑娘则被分往扬州语言学校学习。半年后，高漫奉派到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席姑娘被派往云南大理工作。他们和其他新宣教士结伴同赴云南。旅途中，他们相识、相知、相助，以致相爱，彼此情投意合。分别后，高漫到腾越与早期赴云南宣教的英国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同工；一面学习汉语及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一面时常与富能仁结伴外出，到汉人和少数民族中间传福音。

1913年11月27日，高漫和席克敬在腾越结婚。婚后被派往撒普山（Sapushan），在花苗族人（Hua Miao）中间宣教。撒普山在云南府（今昆明市）以北，接近山区的一个村寨。1907年，郭秀峯教士（Arthur G. Nicholls）和张尔昌教士夫妇（Mr. & Mrs. Gladstone Porteous）在此地建立了宣教站；次年，王怀仁教士（George E. Metcalf）也受派前来加入他们。当时那一带山区有苗、彝，和傈僳等少数民族散居在110个村寨里，宣教工作相当繁重。

1914年5月31日，他们举行了一个特别聚会，许多苗族信徒从各地赶来参加，有的人需要长途跋涉五天才能够到达。在这次特会上，他们为170人施洗，其中包括傈僳人（Lisu）和腊卡人（Laka）。高漫第一次用苗语带领祷告会。

11月29日的丰收主日聚会，蔚为壮观。来自各福音站(Out-station)的信徒，云集、露宿在山头，以营火取暖。聚会时，会堂里坐满了1,000人，还有200多人挤在门外，他们唱诗讚美主的声音传至数里之外。会后，王怀仁带高漫夫妇到地处元谋县的他谷（Taku）傈僳族福音站，然后用九天时间，巡视傈僳村寨，把这一带的宣教事工转交给他们，因为王教士不久要返英述职。

1914年圣诞节前，高漫夫妇应邀赴苗寨主持婚礼。临行前，忽然天降大雪，高漫只好独自前往。雪住天晴后，高师母由两位苗族信徒带路，骑马赴会。不料在山间林密处，遇强盗拦路抢劫。盗首手拿大刀，喝令高师母交出金钱和财物，师母却不肯。盗首威胁道：“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杀妳？你不怕麽?”师母摇头回答说：“我不怕！”盗首一听怔住了，再问：“你到底是甚麽人？你不会死吗？”师母回答说：“我和你同样是人，当然会死。”盗首又问：“你不怕死吗?”师母大声回答说：“不怕。”那盗首本是一条不怕死的硬汉，见师母有如此胆量，十分佩服，遂放她们过去。

1915年春，高漫夫妇到他谷定居。4月，高师母却因照顾两名僳僳病童而感染致命的伤寒（Typhoid Fever）。当时，整个云南省只在云南府、昭通府（今昭通市）和大理府有教会医院；而且又适逢雨季，山路崎岖难行。高漫和众人一起用轿子把师母送到元谋，再转送到云南府英国圣公会医院。由于抢救及时，高师母两周后得以康复。不料，高漫也突患伤寒，而且病情更重。他们只好继续留医，直到三个月后，他们才得痊愈，返回他谷宣教站。

傈僳人非常热情好客，和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他们热诚地欢迎西方宣教士到自己的村寨布道。每逢宣教士到一个村寨布道，全寨的人都来听道。在他谷宣教站远近有100多个傈僳村寨，高漫经常外出巡回布道，收效很大。在1915年11月丰收主日聚会上，有700多信徒赶来参加。大家一起学习圣经、崇拜、感恩、作见证，场面十分感人。

1916年11月至12月间，高漫北上，横渡金沙江，到云南和四川交界处探望傈僳信徒。返回宣教站后，即与当地傈僳信徒一起欢度圣诞节。他还利用寒假期间，举办圣经学习班，讲授圣经、基要真理、和讲道法等课程。

1917年9月，内地会着名宣教士、被称为“傈僳人使徒”的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偕范善庆教士（Mr. Herbert W. Flagg）到访。高漫热诚接待他们，并邀请老同学范善庆在主日讲道，自己充任翻译。

高漫夫妇定居他谷不久，儿子保罗（Paul Hudson）出生，却不幸夭折。1918年10月14日，女儿多莉丝（Doris Elocile）出生，带给他们很大安慰。

1919年4月中旬，中华国内布道会（Commission of Chinese Christians）一行人到云南省考察内地会的宣教工作。他们是：山东的李云升牧师、浙江的桑坚棠牧师、南京的李静谦女士、北京的陈玉玲女士，和美以美会的贾腓力太太（Mrs. Gamewell）。他们特别探访了他谷，受到高漫等宣教士的热情接待，并应邀主领聚会和讲道。内地会宣教士的事奉与生活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与宣教士住了三天，他们的居所非常简陋，好像露营一样，但却给我们上宾的招待，使我们铭记于心。”（《捨命的爱》第315页）

从贾腓力太太所写的报告（刊于1919年12月的《教务杂志》）中，亦可窥见高漫夫妇生活之一斑：“到了村寨口，高教士夫妇抱着六个月大的婴儿，兴奋地握手说：‘你们远道来探访我们，真是难能可贵！’高教士告诉我们，这次复活节的聚会有800人参加，来自60个村寨。许多信徒要攀山越涧，步行三、四天的路程。其中有年逾70岁的老人，也有母亲背着婴孩，还双手牵着小孩，自备膳食，住在简陋客舍或是本地人家。……宣教士住在他们当中，居所异常简陋，但处之泰然。在高教士家中，除了一张摇椅和一架风琴外，其馀都是当地家具。……他们睡木板床，上面铺上草蓆。高师母用稻草做了一张垫褥，可谓最奢侈的享受了。山居缺乏物资，高师母发挥她巧妇的天才，把许多当地的土产变成有营养的饭菜。……高师母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子。因为附近没有医生和护士，虽然她没有受过医疗训练，在必要时却要给人接骨、拔牙、或治疗烂疮等杂症。……真是难以想像，要走六天崎岖山路、住五晚肮脏的客栈，才可以见到医生的生活，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啊！”（同上，第315-316页）

高漫夫妇工作的区域很广，分散在滇、川交界处100英哩之内的崇山峻岭。据高漫1919年6月的工作报告，该区共有425个村寨，其中慕道信主的有765家；已接受洗礼的共有666人，分散于42个福音堂。二人实在难以兼顾各项事工。故此，他们非常注重培训当地教会领袖。1918年2月和8月，他们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圣经班，使80至100位教牧同工受到培训。再由他们把所学的带回各村寨，带领、教导各自教会的信徒，大大弥补了宣教士人手之不足。

除宣教事工外，高漫等宣教士还开办了三所小学，以培养教会的下一代。因办学成就斐然，受到武定县政府的肯定和县长的赞扬。在他们眼里，这些少数民族过去只会在山边种植稻麦，其他一窍不通。但仅数年之间，在宣教士的教导下，就使他们变为富有教化之民，实在不可思议！即使中国一代宗师孔夫子数百年来都无法影响他们，而这位耶稣基督，却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这不能不使他们倍感讶异！

1920年3月，一位前国军上校杨天富（Yang Tien Fuh）率领一群流寇突袭他谷，抢掠宣教士财物，并将高漫和王怀仁等五人掳走。当夜，高漫趁守卫熟睡之际逃走。强盗发现后，立即分头追索他。最后，因天黑路险，高漫滑落悬崖，才得以逃出魔掌，于次日上午安抵元谋。劫案过后，云南省政府禁止宣教士回山工作。然而，奇妙的是，那位贼首杨天富有一位亲信，与内地会宣教站的一位传道人是远亲。因这层关系，杨天富接受云南府的梁廷栋教士（Henry A. C. Allen）作中介人，连同英国驻云南省领事保证，向省政府投诚，接受招抚。不仅如此，这位杨天富后来还信了主，成为教会的长老。

同年9月25日，高漫独自返回他谷，沿途受到大批信徒列队欢迎。高师母因在7月生下次女Muriel Grace，故留在云南府休息，直到11月6日才带着两个女儿返家。

1921年2月，高漫一家四口返国述职，借此机会，高漫再度到慕迪神学院深造。同年6月，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Ronald Judson；9月22日一家五口回到上海。这次他们被差派到四川新宣教区永宁工作，经过两个月水陆跋涉之后，于11月30日抵达永宁。当时在永宁工作的有海哲士（Walter T. Herbert）和李彩蓉（Mrs. Emma Mclntyre）。李彩蓉的丈夫马安仁（Robert L. Mclntyre）于三年前因抢救伤兵而染病去世。

1923年7月30日傍晚，高漫的幼子突然全身痉孪，挣扎了两小时后，在母亲怀中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陷高漫全家于悲痛之中。最后，夫妇俩靠着主的恩典，走出痛苦的阴翳，不辞辛苦地外出传道，引领汉人和少数民族归主。

适逢多事之秋，地方上盗贼蜂起，川、滇两省军阀争战，1925年又连续发生“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等事件，宣教士们常常身处危险之中。在英、美驻重庆领事馆的再三催促下，高漫一家于1925年8月撤退到泸州。由于高师母身孕已重，便留在泸州待产。8月21日，生下儿子但以理（Daniel John）。待政局稍微稳定后，他们于10月初启程去上海，计划从那里转往山东烟台，送七岁长女入芝罘学校读书。不料，当他们乘船抵达汉口后，女儿突觉身体不适；次日行船途中病情加剧，进而不省人事。行抵安徽芜湖后，他们立刻上岸找医生。惜为时已晚，当他们带医生回到船上时，女儿已经长眠不醒了。高漫夫妇悲伤地将她安葬在芜湖“洋人墓地”中。

1926年2月14日，高漫举家经缅甸再次进入云南，到龙陵山区与杨思慧夫妇（Mr. & Mrs. Allyn B. Cooke）同工。他们的宣教站位于一个名叫木城坡（Muhchengpo or Stockade Hill）的偏僻山寨里，1927年2月到5月间，高漫遍访43个村寨，向傈僳族、彝族、黄拉祜族（Yellow Lahu）和黑拉祜族（Black Lahu）等少数民族传福音。

自1927年夏，高漫致力于把《马可福音》译成傈僳文。1928年底，杨思慧夫妇合著的《旧约圣经故事》出版。至1929年初，加上《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基要真理》，以及《诗歌》和《圣诗50首》，他们已为傈僳族教会编译出五本圣经、诗歌和福音书籍了。

1928年3月至5月，高漫外出宣教两个多月，除了为510人施洗和忙于其它教会事工外，他还为傈僳族和拉祜族信徒开办三个短期圣经培训班。同年7月至9月，高漫夫妇又特别为傈僳族传道人、各村寨教会的执事和教师们开办了为期七周的圣经班。这些进深课程对提高当地传道人和教会领袖的素质大有助益。

1928年圣诞节后，高漫夫妇送女儿Muriel到山东烟台读书。高漫将妻女送至缅甸仰光后即返回宣教站。高师母几经周折，才于1929年3月把女儿带到烟台。回程又几经辗转，于5月初才得以返回云南。同年10月，高漫应邀到滇缅边境的孟加镇为汉人举行布道会。得镇上高小教师张先生（Mr. Chang），名绅杨先生（Mr. Yang）和知名商人李先生（Mr. Li）归主。最后一个晚上，他们的布道会吸引300多人前来参加。

高漫的身体一向健壮，经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很少生病。1930年7月底，高漫身体突感不适，两、三天后，竟至昏迷不醒。因其宣教站地处偏僻，当时也没有医疗人员在场，无法得到及时诊治，于8月5日溘然长逝，年仅44岁，遗下妻子和10岁的女儿Muriel、5岁的儿子Daniel，和四个月大的幼儿Huge。为拯救中国各族人民的灵魂，高漫和他的三个儿女先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时任云南省内地会总监督的富能仁，撰文表达了他对高漫的怀念与评价：“这位委身而又能干的弟兄，正值他人生的巅峰时期离开了我们，实在是一沉重的打击！我与他有长达18年的深厚情谊，因此对我而言就不只是打击，而是重重的一锤！……高教士个性倔强，但他并非固执，即使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也会容让别人，绝不居功。在工作、语言、通讯和其他的事工上，他都表现出过人精力。我很少遇见像他这样刻苦耐劳的人。除了中文，他还精通两种傈僳语和两种苗语。他更把其中三种语言编成很厚的少数民族语言字典。……他是一位光明磊落、充满属灵智慧、在基督里满有爱心的弟兄，也是一位聪明、含蓄和谦厚的人……。”（同上，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