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志

高一志（Alfonso Vagnoni），又名王丰肃，字则圣。他于1566年出生在意大利都灵附近的特洛伐雷洛城一个贵族家庭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584年10月24日，高一志入耶稣会初学院，接受系统而严谨的神学与人文科学的陶造。因其信仰、才能与学识出众，不久被祝圣为司铎（神父），并在教会中被委以重任。1603年4月9号，高一志搭乘“圣约翰号”船启航前往遥远的中国传教，于1604年7月抵达澳门。

一、南京传教时期

初到中国，他给自己取名叫王丰肃。“丰肃”是其教名Alphonsus的简译，“王”可能是他本名Vagnoni的音译。他先在澳门学习汉语，而后于1605年抵达南京，协助耶稣会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神父从事传教工作。1611年，郭居静转往杭州负责该地教务，王丰肃遂接手负责南京的教务，与阳马诺（Manuel Dias）与谢务禄（Álvaro de Semedo，又名曾德昭）二位神父一同传教。由于王丰肃活动能力强，又热心传教，很快发展了很多教友，其中既有上流的士大夫阶层，也有平民阶层的贩夫走卒等各行各业人士，以至原来的旧堂容纳不下，于是王丰肃计划筹款建堂。后来在朝廷命官，明朝“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出资帮助下，为建筑圣堂购置了土地；其他教友亦慷慨解囊，加之那些对天主教素有好感的士大夫们援手相助，新堂建筑工程很快付诸实施。耶稣会萧若瑟神父在其著作《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对此事详加描述：“王司铎传教热心，又长于演说。有许姓及张姓两进士，亦闻道信主。而平民之被化奉教者更多。以至于利玛窦昔年所设之经堂，已不能容。瞻礼日，教友登堂祈祷常有拥挤之患。王司铎乃倡议改建洋式大教堂，商于教众，莫不赞成。教众慷慨解囊，不数日，凑成巨款。所奇者，外教之人亦乐于捐输，人心踊跃，指日兴工，不数月，堂工告竣。顶上高悬白玉十字架，阖城望见。中国前此未有也。”

1611年5月3日，南京“圣十字教堂”落成。在神圣、庄严的仪式下，王丰肃与众教友迁入新教堂。此后教友人数倍增，以至于不得不划分时间和区域供教友参与弥撒。继北京教会之后，王丰肃在南京建立起第二个“圣母会”，从而使南京教会的教友、孤寡老人和穷人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利玛窦对王丰肃在南京的传教工作赞赏有加，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在其1606年2月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利氏写道：“王丰肃神父在南京已经两年了，努力学习中文与文学，很有成绩，做事睿智有德，那里的长上对他非常满意。他已入会多年，学业与受试皆表现良好，相信他可以发本会四大圣愿。”（张铠：《庞迪我与中国》）利玛窦甚至认为王丰肃完全有可能继任为中国耶稣会的会长。因着王丰肃竭诚努力，终使南京教会的信徒人数跃升全国首位。

王丰肃善于根据时势之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当民间仇教势力高涨时，他把传教活动严格限制在上流士大夫阶层当中。这一举措不仅摆脱了仇教势力的纠缠，也使他对士大夫阶层传教大获成功。许多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纷至沓来，竞相探讨真理，服膺真道，接受基督信仰。至1616年南京又有三位知名的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王丰肃所作这一切使南京礼部侍郎沈漼对他恨之入骨，于是在1616年沈漼向天主教发难。在他呈给万历皇帝的第一道奏疏中说：“臣初至南京，闻其聚有徒众，营有宝庐，即欲擒治驱逐，而说者感谓其类实繁，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他更将王丰肃与利玛窦相提并论：“西洋人利玛窦入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由此可见王丰肃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之大。 　　

二、遭遇教难，逐至澳门

利玛窦於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去世，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继任為耶稣会中国行省的总会长。他采取了一系列与利玛窦迥然不同的激进的传教策略，将传教对象从士大夫阶层转向平民阶层，以期短时间之内在中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传教运动。由此导致了1616年沈漼所发起的中国教会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教难，一度使中国天主教在華事業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当时的南京，就政治地位而言，仅次于北京，故在南京发起反教运动勢必波及到全国各地。加之南京又没有像徐光启那样的权威官吏为传教士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所以反教运动终于在南京爆发。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8月20日，三名由兵部尚书派来的官员，来到王丰肃的住处，告诉王丰肃和谢务禄，他们是来执行命令要将神父们驱逐出国的，不过他们会保证神父们一路上的安全。随后，沈漼派来的卫队将王丰肃所在的会院团团包围。天亮后，又来了三名官员出示了拘捕令。谢务禄因病暂留住会院中，由兵士看守。而王丰肃則在一片嘲弄与喝斥声中被押解到衙门。9月1日，沈漼下令将王丰肃、谢务禄和钟鸣仁（Sebastiano Ferdinando）等17人一并拘捕，押送到大堂会审。在南京教案文献中，王丰肃被如此描绘道：“会审王丰肃：面红白、眉白长、眼深、鼻尖、胡须黄色。供称：年五十岁，大西洋人，幼读夷书，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多笃耳（即博士音译），即中国的进士也。……约三十岁时，奉会长格老的恶（Claude Aquaviva）之命，同林斐理、阳玛诺三人，乘大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个月，于万历二十七年七月，即1603年到广东广州府香山县香山澳中。……于万历三十九年，即1605年到南京西营街居住。”（郑安德编,《破邪集》卷一 ,载《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

沈漼在历次审讯中对神父们大施淫威，王、谢两位神父备受凌辱：“重笞王司铎至血肉横飞，几成残废。月余，犹不能起立。” “有脚踢者，有拳击者；有批颊者，势如暴风；有推搡者，状似波浪；有唾我们之面者，有拔我们毛发者；千方侮辱，百般虐待，诚罄竹难书。”（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王丰肃虽遭万般毒打侮辱，但并无丝毫畏惧，反一心感谢天主。

1617年4月30日，王丰肃一行被“囚置于一狭小木笼中，项手带链，发长，衣不整，视我辈为外来蛮夷；如此像牲口般地于监狱提到衙门，然后加贴封条。……如是离南京，囚处木笼三十日。”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他们被押往广东，旋即被解到南雄，当地县令将卫兵遣回南京，然后派兵押解两位神父走水路，经韶州到广州。“被关在一个又小又潮湿、卫生极差而且拥挤不堪的囚室中，甚至每一伸腿都要碰到别人身上。” （张铠：《庞迪我与中国》）不久，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与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二位司铎也被押至广州，与王丰肃和谢务禄关押在一起。后于1618年初皆被遣送回澳门。当时，澳门早已成为天主教会进入大陆传教的基地。王丰肃此后在澳门修院教授哲学，同时对自己在南京十二年的传教工作做了深刻反思和全面的总结。五年里，他撰写出多部中文著作，并且为再度进入中国传教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再度来华，山西开教

1624年3月，王丰肃重返中国，先至江西建昌传教。因那里离南京较近，许多人认识他，不便开展工作，遂于同年12月转往山西绛州。早在1620年12月，艾儒略（Giulio Aleni）到山西绛州开教，受到当地知名巨绅韩云和段衮的盛情款待。艾儒略一到绛州便为在北京做官并已慕道的韩霖、段衮及其家属18人施洗，使他们成为明代以来山西最早的教友。三年多后，艾儒略奉差前往陕西，金尼阁前来接续艾儒略的工作。1624年9月，金尼阁也转往陕西传教,山西绛州的传教工作就被交由王丰肃接管。为方便传教工作之开展，王丰肃遂改名高一志，并于同年12月底安抵绛州。此后他在绛州传教15年，直到去世。

高一志一到绛州便投身于传教工作。当时教友只有24人，但因着他丰富的传教经验和忘我而勤奋的劳动，以及在韩霖与段衮二大家族的鼎力相助下，在还不到一年时间内，就显出工作的成效来。1625年，他一次就为200多成年人施洗，其中有学者60人，明宗室成员多人。1626年新增受洗者500多人，次年又有500多人，此后逐年递增。至高一志去世时，已有 8000多人归信基督。其中有200多人为有功名之士，且有的已入仕途。称高一志为“山西开教之宗徒”，实不为溢美之辞。

1627年，高一志到夏县传教，不久就发展了一百多教友。辛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夏县竟建立起二十多个聚会点。1630年，高一志又去往古城曲沃传福音、建立教会。当他第一次到曲沃传教时，该城县令以特殊的礼遇接待了这位教友眼中的圣人，不久还为高神父建造了一座教堂，并附设有宽阔的住宅。在高一志的带领和具体安排下，曲沃的教务稳步发展起来。

每当高一志开辟新的传教区时， 他都不辞劳苦地徒步跋涉于高山深谷、崎岖山路中间，去寻找看顾他的羊群。他内心充满了基督的爱，到处访贫问苦，帮助软弱者，扶持跌倒者。他还以基督博爱之精神，在绛州城内购置一宅邸，开设了一间孤儿院，专为收容被遗弃的孤儿。在不长时间内，就收养了300多个孤儿。这项慈善事业，开始由神父和教友们出资维持，以后逐渐得到教外人的认同和支持，无论贫富皆愿解囊相助。城中的官员也对神父的善举赞赏有加，且给予他种种方便。（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在高一志传教过程中，亦常有神迹奇事相伴随。一次绛州城发生大火，许多房屋被烧毁，而附近教友房屋却都幸免于火灾，这被教外人视为老天保佑。而教友们用十字架或圣水治愈绝症之事，亦屡见不鲜，更被教外人视为奇迹。此外，教友们的嘉言懿行，慈心善举，更是有利于福音传播的重要因素。

1634年，山西发生大饥荒，百姓饿死无数，甚至有人相食，母食婴等惨状发生。面对此等严重灾情，高一志以救贫济困，救死扶伤为已任。他留下方德望（P. Etienne Faber 或Le Fevre）神父负责绛州教务，自己则四处奔波，冒着被拦路抢劫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尽力救助灾民，及时为病重垂危的人施洗，以救人灵魂。仅1634年，高一志就在绛州和蒲州两地，为1530余人施洗。中国耶稣会副省会长傅汎济（Francisco Furtado）神父致耶稣总会长信中说：“高一志神父照顾着数千名教友，分布于五六个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乡村中。他每年巡视两次，其余时间则埋首于中文书籍的编著工作。”（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高一志神父作为耶稣会传教士，一方面努力实践利玛窦以学术传教的上层路线；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于平民阶层，与普通民众交流，建立亲密的友谊，以有益于信 仰的传递。同时他能够以敏锐的眼光洞察时局的瞬息变化，寻找向一切人传播福音的最佳契机。鉴于过去在南京的传教经验，高一志意识到，只有得到地方官府的认同，传教活动才能免于被中断的危险。故当他再度来华后，即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地方官府保持良好的关系。1626年冬，高一志主动向山西官员呈递了山西传教士们的工作汇报，由此得到山西巡抚的好感与重视，并赠送给高一志一件礼物。高一志随即回赠了从欧洲带来的礼物，并在信中表示：愿意随时为巡抚效劳。1627年初，巡抚邀请高一志前往其在太原的府邸，开设一场信仰与科学讲坛。到了太原，高一志一行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款待。但不巧的是，就在高一志到达太原之前，巡抚突然接到一道圣旨，命他率兵赶往边疆，抵御东鞑靼人的侵犯。因此巡抚就不得不取消原定之安排，写了封致歉信，并附上一份精美礼物，将他们送回绛州。后来，巡抚还特别写信慰问高一志，并赐他一块赞扬天主教的烫金牌匾。高一志遂将这块牌匾悬挂于教堂大门之上。山西巡抚对高一志传教的认同，致使地方官员们争先恐后与他结交。久而久之，许多官员与高一志的私交甚深。（《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绛州知府雷翀就是一例。

雷翀有感于高一志的圣德与渊博的学识，以及平日里的嘉言懿行，视高神父为圣人中的圣人。在1633年至1634年间，他与高一志交往甚密，并于1634年（崇祯八年）6月发布《山西绛州知州雷告示》一文，公开劝说民众接受天主教信仰：“有西儒高先生（高神父），修身事天，爱人如己，以教忠教孝为第一事。上自圣天子，贤宰相，莫不敬礼之，以致缙绅学校诸君子，尊之如师父，爱之如兄弟。百姓从其教者皆化为良民。其有功朝廷，裨益世道大矣。而乡民有心向善，何不归于正道？乃其从邪教，欲为善而反得恶耶？夫圣天子因天纵之聪明，而贤宰相以下，皆孔圣之弟子也，岂见识不如而乡民耶？尔等又何疑焉？而不弃邪归正哉？”（张泽：《中国天主教历代文选》第65页）。这张出自官府，公开劝导民众弃邪归正信奉圣教的文告，恐怕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实属罕见。

由于高一志才德出众，热心传教与慈善，加之策略方法的当，使得圣教迅速传播，不少地方官吏和士大夫都归信了基督。蒲州（今之永济县）有著名宰相韩爌，祖居绛州，他在京为官多年，与徐光启、汤若望等耶稣会士过从甚密，渴慕圣道已久。当他荣归乡里后，派人邀请高一志到蒲州传教。不久，韩爌全家都领洗奉教。他推崇天主教说：“宗教之正者莫若天主教，为祖国利益，愿国人皆信奉之。”归主后，韩爌全力支持神父们传教，并劝说该城的士大夫及其家人都信奉天主教。仅数月，高一志就在蒲州建立了一个“善会”，其所有成员除韩爌和家属外，皆为官吏。至1637年，蒲州教会已初具规模。

时高一志虽已年近七旬，却鹤发童颜。每到一地，他就邀请当地有名望的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与他们一起谈经论道，探讨人生的意义。高一志学识渊博，精通中国经史典籍。他思想丰富，极其健谈；且又言词恳切，感人至深。凡听他讲论的人无不心折口服。由是，基督福音在绛州一带广为传开，并教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一志在山西之所以能顺利而成功地展开传教工作，并奠定了山西教会的基础，除了他虔诚依赖天主，以及正确的传教策略外，也与绛州段、韩两大家族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段氏家族有兄弟三人，为段衮、段袭、段扆，世居段家庄，后移居绛州城。段衮在北京为官时奉教，回乡后劝其家人及亲戚朋友信奉圣教，其中有他的女婿、王室宗族灵邱王。灵邱王信教后在高一志及岳父段衮的感化下把自己的王府赠送给教会做教堂。段衮退居绛州城以后成为教会重要领袖，亦为热心社会公益之士。在高一志的影响下，他不仅把住房给贫民居住，且供应膳食，从而引导人信奉圣教。他还积极帮助高一志建立育婴堂，收养城乡被遗弃的婴儿。一次，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弃儿将被活埋，段衮不由分说立即赶去将弃婴救回。段衮之美德，在萧若瑟神父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一书中有记曰：“段衮为绛州巨绅，既富且贵。与其弟段袭、段扆皆热心教友，为教内外所仰望。曾捐巨款，建圣堂一所，比邻不戒于火，致被延烧。段君处此，并不怨尤，怡然曰：‘是堂湫隘，不足当吾主圣心，请更建宏敞者。’于是鸠工庀材，另创一所，较前加丽焉，虽耗巨资，曾无吝啬。”（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乾隆直隶绛州志艺文志，亦载有段衮《段衮癸酉绛城定变志》一文，内容显示，段衮为保护绛州城百姓，积极组织乡勇士兵，与贼寇展开殊死搏斗。在传教方面，他更是不遗余力。一次，稷山有一个被判死刑的无辜囚犯向段衮求助，请求帮助他昭雪冤案。段衮本着爱主爱人的精神，为营救该囚犯四处奔走呼号，费尽周折，终于还那囚犯一个清白，使他无罪获释。段衮之义举和博爱情怀，赢得了稷山县一带民众对天主教浓厚的兴趣，经段衮热心传讲基督信仰后，许多人都愿意领洗进信奉天主。后来，段衮邀请高一志前来给这些渴慕真道的人施洗，仅一次就有70多人领洗入教。在高一志的传教工作中，段衮贡献颇大，时人称他和韩霖为高一志的左膀右臂。因此，段衮被列为明末经利玛窦等传教士传教而接受洗礼的最知名的中国天主教徒之一。段氏家族对天主教在绛州教区的建立与发展贡献颇巨，并且在后来多次教难中，教会的信仰传承也藉段氏家族得以薪火相传。

与段氏兄弟一起协助高一志在绛州开教的还有韩氏兄弟，即韩云、韩霖和韩霞三兄弟，其中韩霖尤为著名。韩霖系绛州城内人，明熹宗天启辛酉（1621）年举人，其文章气势磅礴，书法效苏东坡和南宫，为人所喜爱。15岁时，韩霖跟着哥哥韩云到江南昆山，太仓等地游历，与当地名人傅东渤和文太青结为知交。此外黄道周、马世奇等名士对他也很推崇，韩霖由是而驰名江东。他喜藏书籍，著作等身，又有济世报国之志。后来韩霖受到热心西学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影响，并在他循循善诱下，最终从高一志接受了洗礼。

高一志初到绛州时，即暂居韩氏家中，受到韩氏兄弟热情地款待。1627年，韩霖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试前他向天主承诺：如果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他就帮助教会建立一座教堂。结果他顺利通过考试，于是就为绛州的六位神父购买了一栋房子作为教堂。韩霖的捐赠解决了教友祈祷参与弥撒缺乏聚会场所的问题；这也是耶稣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七个传教区。1627年12月18日晚上，在高一志主持下举行了开堂典礼。第二天，就在新堂里举行弥撒。（《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

高一志在山西建立的最后一个传教基地是平阳府（今之临汾）。1639 年，高一志来到平阳，拜访了当地的县令和其他官员，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高一志随即开始传教工作，不久在韩霖的资助下在平阳建立起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不仅能容纳众多教友，而且还能容住二十多位传教士。(《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

四、文字遗产

高一志神父不仅在传教方面成绩斐然，在学术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博学勤勉，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字遗产。据统计他平生著有二十五部专著，在文学、历史、哲学、信理、伦理、教育、社会、政治、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其中文著作大多都由段衮与韩霖校稿。他的学术见解和思想火花不仅对于中国教会的信仰传递，乃至对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伦理建设和教育理念都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持续着巨大的历史生命力。其主要著作计有：

一、《教要解略》二卷，主要论及耶稣受难及救赎工程，在南京教难后居澳门期间所著。

二、《圣母行实》三卷，论述圣母的诞生、逝世及诸圣迹。第一卷行实。第二卷大德，分十端。第三卷赍人之恩，分十端，已言及圣母无染原罪。

三、《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内容为宗徒列传、教宗列传、致命圣人列传、圣妇列传各一卷。被逐居澳门时所作。

四、《四末论》四卷，四末即死亡、审判、天堂、地狱。

五、《则圣十篇》一卷。其目录为：訾言有益、誉言乃损、苦难为吉、安乐则凶、济恶之谋还反自受，荣名随避者而避随者，君子无所忘敌，所避惟己慕世滋伪、梦毋近狂。

六、《十慰》一卷。内容为对十类遭难者的慰说，如子女夭折，丧夫丧妇，财产遭损，功名不就，事业失败，受人诬陷等。

七、《西学治平》四卷，共十一章。谈王权本原、国体政体，认为专制王国为最善，谈王当有德，应仁慈爱民，行惠中节，用权守法，赏罚必公。

八、《童幼教育》二卷。该书可为中国第一部谈论儿童教育的专著，论及教育子女，首先父母须从自我教育做起，因为父母的言行对子女有至深的影响。上卷分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学之始、学之次、洁身知耻。下卷分缄默、言信、文学、正书、西学、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足见范围之广。

九、《空际格致》二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收录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这是一部高一志论及自然科学气象的专著，也可以说高一志是引进西方气象学的第一人。在这部著作中，论及火、气、水、土等四元行，以及有关天空及地上各种自然现象的解说。

十、《达道纪言》一卷。该书以类似《论语》的方式，以古希腊罗马历史上著名的仁人学士的格言为蓝本，编辑整理而成。

十一、《推验正道论》一卷。书中引用中国古代的经典证明有一位唯一的真天主。

五、 力尽方休、殁于绛州

高一志在山西传教十五年，施洗8000余人，建立教堂五十余座。玛格赖斯则记载：“高一志神父至1640年已建立102座教友聚会中心。”高一志十五年如一日，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力传福音，“在教内外人中间经常可以看到高神父传教的身影”，以致积劳成疾。1639年末，正在平阳府传教的高一志突然病倒，不得已只好返回绛州疗养。病重期间，教友们为他做了许多祈祷、施舍、守斋等善功，恳求天主赐他病愈。然而终因高一志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于1640年4月9日与世长辞，享年74岁。高一志离世后，山西各地教友为他悲痛哀伤，纷纷来到教堂瞻仰其遗容。在遗体告别的八天里，教堂内外拥挤得水泄不通，从早到晚，都有教友来到灵柩祭台前为他祈祷、哭泣哀伤。许多王公贵族、地方官员，还有其他地方的官员也都前来吊唁。蒲州的宰相韩爌特派专人送来了一幅长一丈二尺，宽五尺的白绸缎，上书着锥心泣血的悼词。

段衮与韩霖出钱为高一志购置了棺木，段衮在自己家乡段家庄献地五亩，作为高一志的墓地。1640年4 月16日，有2000多名教友前来为高一志送葬，其中士绅阶层的官员有二三百人。人们一直把高一志的灵柩送到绛州城西五里地的段家庄，随即葬于高崖坟。此后绛州教区的神父们去世后也都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