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亭

胡兰亭，亦名齐勋。1865年出生于湖北汉川一个船工家庭。因幼年丧父，流落汉口街头，以乞讨度日。后为基督教伦敦会福音堂所收养，并得以进入该会所办之教会学校读书。完成中学部学业后，深得英籍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之器重，亲自为其施洗，并推荐他到武昌文华书院学习。 1882年，胡兰亭又被保送到上海圣约翰书院攻读神学。1886年毕业后被派至湖北宜昌传道。不久返回武昌，任职于文华书院。1902年调任武昌高家巷圣约瑟教堂牧师，武昌圣公会会长；后任鄂湘教区吏总。

1902年，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在圣公会救主堂创办了书报阅览室“日知会”，以“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启民智”。“日知会”之名取自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亭林的《日知录》，此书原有“明道救世”之意。日知会取其名、其意以明日知会创立之宗旨。当时他们所购买的书籍与报刊多是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泰西维新政艺书及时事报章”，摆放于教会阅览室中，任人阅读。日知会创立后，胡兰亭担任日知会司理。不久，黄吉亭被调往长沙开辟新堂，胡兰亭便接任武昌日知会会长之职。接任后，他除了更多订购新书报刊外，还经常举行公开讲座，“批评政俗，无所忌讳，一时知识分子、忧国志士咸向往之”。

胡兰亭执掌日知会后不久，聘请圣公会救主堂教友刘静庵为司理。他向胡兰亭建议藉日知会以革命救国，说：“国势诚岌岌矣！公中国人，当不忍其沦胥。下走愚妄，窃愿藉此谋革命以救国，公能许我乎？”胡兰亭对刘静庵此言深表赞同，答曰：“愿与君共为其难，即如君言，弟好为筹划也。”刘见胡至诚慷慨，遂深受感动而泣。胡兰亭就此委托刘静庵改组日知会，随即二人和曹亚伯共同策划，将之改组为革命机关。胡兰亭既走上革命道路，就努力鼓动反清，和刘静庵及一些基督徒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救世军”，向学生抨击和揭露清廷的腐败，鼓吹革命。至此，武昌日知会从一个宣传新知识、新思想的机构，转而成为一个在教会的掩护下以推翻满清皇朝，成立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组织。有人为胡兰亭牧师担心，但“兰亭一笑置之”。当时的人形容“牧师胡兰亭有新思想，果敢有为，凡百事得其辅助”，所以“日知会工作推行极为顺利”。胡兰亭和圣公会另外两位牧师黄吉亭、刘藩候一起，相互配合，全力以赴，藉其在教会的身份地位来发展日知会，使之为酝酿武昌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4年，黄兴、陈天华和刘揆一等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创立华兴会于长沙。随即联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策划起义。1904年11月，黄兴计划乘慈禧太后庆贺大寿，湖南全省大吏参加庆典之际，在会场引爆预埋炸药，以引起混乱，并乘机在湖南起事。不幸起义计划泄漏，官府衙门随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长沙城内一片恐怖。在这危急关头，黄吉亭派人暗通消息给革命党人，帮助多人逃跑，或藏匿他们于教会中。当时黄兴被困于友人龙璋的家中，黄吉亭知道后，亲赴黄兴之藏匿处用“美国圣公会”的轿子接载黄兴，成功地将他转移到圣公会教堂楼上藏匿。十几天后，黄兴计划脱离险地前往别处。为使他安全转移，胡兰亭牧师特地赶往长沙，与黄吉亭、曹亚伯等人密谋送他出城。胡兰亭将黄兴的胡须剃掉，然后由黄吉亭和黄兴一起乔装成海关人员离城。当黄吉亭护送黄兴离城时，曹亚伯虔心祈祷上帝保佑黄兴平安。曹后来回忆说：“予……惟在宁乡中学操场默祷上帝，求上帝护佑黄克强平安出城，予且愿终身为上帝作证，无论在何人面前必相告曰：我乃信上帝之基督徒也。”是日夜晚，黄兴得以安全离城，登上日本“沅江丸”号轮船。黄吉亭亲自陪伴黄兴到汉口，直到把他送上驶往上海的“江亨”轮上后，才与他道别。胡兰亭和黄吉亭的救国救人之举是出于其基督教信仰和耶稣的爱，诚如其教会教友兼革命同志的张纯一所赞：“丹诚水火救斯民，耿耿耶稣博爱心。”许多日知会革命党人，包括那些非基督徒都惊讶于基督教信仰对这两位牧师的影响，一提起他们对两湖党人的保护与贡献，均赞不绝口。日知会志士张难先日后如此评价说：“武昌光复，党人多颂胡兰亭、刘静庵两先生功。”

1906年10月，日知会密谋策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的革命志士联合会党举行起义。12月，孙中山派遣胡瑛、朱子龙和梁钟汉等人赴武昌，与刘静庵等人一起，准备依靠日知会的力量，策应起义。不幸因叛徒郭尧阶告密，起义行动再告流产。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即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由于刘静庵被诬告为长江会党首领刘家运，故以“匪首”之名予以通缉。当时武昌圣公会会长余文卿之子余日章是日知会成员，他在衙门中有相熟朋友，得悉清吏缉捕刘静庵的消息后，迅速通知了刘静庵。在胡兰亭师母安排下，刘藏匿于胡兰亭大姐家中，但终因叛徒出卖，刘静庵等九人相继被捕，解往武昌下狱，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不久，张之洞下令要把刘静庵和胡瑛等人处决。后在中西教会人士的戮力营救并美国的外交斡旋下，清廷外务部妥协，下令张之洞“从缓处理”，故免了刘静庵等九人死刑。1909年,刘静庵和胡瑛被改判终身监禁。

刘静庵等人被捕后，胡兰亭和黄吉亭等人也上了清衙门的黑名单，但当时胡兰亭正在日本。他于1906年8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崇文书院和帝国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和大批革命党人。1909年回国后，胡兰亭常以传道劝化为由，到监狱中探视刘静庵，并曾设法营救。在此期间，他写出《狱中信徒》一书，并将探监时拍摄到的狱吏虐待革命志士的照片带出，公诸于世。刘静庵终因饱受摧残，于1911年6月病死狱中。胡兰亭为其料理丧事并赡养其母，并将刘静庵之言行整理成《刘静庵》一书，铅印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成功后，胡兰亭不求权位。孙中山曾邀他出任政府官员，却被他婉谢绝。当时“日知会员显贵者其多如鲫，（胡兰亭）讫不与通，仍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及布道，老而不衰”。孙中山曾书赠其“博爱”横匾，以示勋奖。

1938年，前日知会会员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日知会故址上竖立起一座纪念碑，碑文写有“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表明了武昌日知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作为日知会领导人之一的胡兰亭更是功不可没。

1936年4月19日，胡兰亭病逝。在其葬礼上，张难先敬奉“吾党长城”直轴一幅，并题词予以评价：“兰亭先生，鉴清末吾鄂革命自科学补习所失败后，合城几无托足之地。其时，兰亭先生主持圣公会教务，即本大无畏之精神与刘公静庵，就日知会为机关，作大规模之运动，军学界加入本党者以数千计。吾鄂辛亥革命，实立基于是，因题此以挽之。” 胡兰亭长子胡庆生是中国首位留美图书馆学硕士，亦是一位银行家，现居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