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

一、早年背景

胡美，英文名为爱德华•休姆（Edward Hicks Hume），于1876年5月13日出生在印度的艾哈迈德纳格尔（Ahmednagar, India），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印度从事宣教工作多年的传教士。在先辈的影响下，爱德华自年少时起即立志继承父业，到海外去宣教。他于1897年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完成学士学位，随即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院攻读医学，于190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03年至1905年间，他在美国公共卫生局派遣下赴印度从事鼠疫防疫工作。1905年6月，爱德华接受耶鲁大学“雅礼会”（Yale-in-China Mission）的聘请，到中国湖南长沙创办医院和学校。

雅礼会（或雅礼协会）是耶鲁大学对外传道会的中文名称，由那些热心普世宣教的学生，在校长和校牧的支持下，创办于1901年2月10日。雅礼会不同于传统教会的组织，其成员来自不同的教派。他们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直接的海外布道，而是通过兴办教育与医疗事业来体现基督教的信仰与服务，“要在中华帝国的内地建立一个基督教教育中心。” 他们为这个对华宣教组织取名为“雅礼”——取自中国儒家经典《论语•述而第七》中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而且“雅礼”二字亦恰好与耶鲁的英文校名“Yale”谐音。

德本康（Lawrence Thurston）和毕海澜（Harlan Page Beach）二人是雅礼会首批派赴中国的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考察在中国开设医院和办学的可行性，以及寻找确定地点。经与各在华宣教团体的会商，最后决定以湖南长沙作为雅礼会的教育与医疗宣教的基地。地点确定后，雅礼会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筹集到足够的启动资金，然后物色合适的人选担此开拓性重任。这时毕海澜想到了身在印度孟买的爱德华•休姆医师，于是写信邀请、鼓动他到长沙来办医院：“……你在孟买所做的任何事业，绝不能和在长沙的机遇相比。……不用多久，你就可以在湖南创办一所医科大学，这里才是你应该工作的地方，希望你立刻就来！”

二、进入长沙，建院设校

1905年6月，时年29岁的爱德华•休姆放弃了他在印度的事业，带着妻儿来到古城长沙。当时的湖南以守旧排外著称，长沙的城门长期对基督教充满戒备地紧闭着，高大的城墙和城中保守的士绅们坚决地阻挡着外国人，抗拒着外来的文化与宗教。当年英国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等华中传教士曾三过长沙城而不得入内。直到1903年10月，长沙才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而不得不对外开放。当时许多外国人欢呼：“湖南这个中国最为保守的省份，排外和反洋教最为强烈的地方，现在向外国和教会开放了。”但湖南人排外的势头并未因此减弱，虽然不得不允许外国人进入长沙城，但他们决心要使外国人在长沙城内无立足之地。当爱德华来到长沙时，城墙上还张贴着湖南巡抚的告示，明令禁止人们将城内土地卖给洋人。为了避开锋芒，也为了融入中国社会，爱德华决定先学好中文和中国的文化习俗。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他请到长沙人杨熙少做自己的家庭教师，一起前往江西庐山潜心学习。同时，他也入乡随俗地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胡美。“胡”姓，正好与他的英文姓氏“Hume”谐音。此后，当中国人问他“先生，贵姓？”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回答：“免贵姓胡。”由此他便成了“胡医生”。在杨熙少的教导下，他不仅很快掌握了汉语，还学会了长沙话。

1906年10月，胡美回到长沙，通过杨熙少找到一个刘姓长沙人，以这位刘先生的名义在西牌楼街买下一罗姓老板的“中央旅馆”，经修缮粉刷后，于1906年11月，湖南省内的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湘雅医院的前身）正式挂牌开业，由此开始了雅礼会在中国的医疗事业。

由于多年的反洋宣传，长沙民众对西医充满疑惧和误会。故当雅礼医院开业之初，门庭冷落。胡美接待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经中医久治不愈的人，当人们把他抬到雅礼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但胡美还是接诊了这位病人。遗憾的是，这位病人还没怎么接受治疗就死了。胡美为此极度恐惧和不安，主动提出要为病人买一口上好的棺材安葬。好在病人的家属通情达理，见此便没找雅礼医院的任何麻烦。

胡美治好的首个病人是街头上的一个乞丐。这个乞丐肩上长了个大脓包，由于没钱看医生，听胡美说要免费为他治疗，于是就抱着豁出去的心理来到雅礼医院就诊。胡美轻易地就用手术刀解除了这个乞丐的痛苦。这个乞丐没钱，但有口，出去后逢人便说雅礼医院的洋医生如何如何了得。随后，胡美又缝合了中医无法治好的一位患者的兔唇，还治好了一位白内障患者。在不长时间内，越来越多中医无法治疗或疗效不好的病例在胡美的雅礼医院都给治好了，这样前来看病的人就慢慢多了起来。先是穷人，不久也有达官贵人用轿子把胡美请进府去看病了。

初时，行医过程充满了风险，因为一旦失误造成病人的死亡，就有可能激起千奇百怪的谣言，甚至导致暴乱。医院的信誉更是直接关系到其存亡，所以胡美在开业初期小心翼翼，尽可能避免出现死亡病例，否则医院将被关闭。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看病习惯，胡美还依照中医的方式，在诊治完成后还要为病人开药方抓药。他还得遵从当地的规矩，给街道的清洁工、更夫等人交税，甚至也要给地痞团伙交保护税，这样才能表现出他也是当地居民之一，承担了共同的义务。初期条件艰苦，人手、医药和器械都很缺乏，工作量沉重而繁琐。除这些困难外，还必须要有不厌其烦的热心、耐心与服务。

雅礼医院创立后第二年即开始接收住院病人，该年中，胡美医生共诊治病人1229人次，其中住院病人40人次。到1911年，病人增至10000人以上，其中有347人住院治疗。他医术精湛，以麻醉术为病人切除脓肿，赢得病人的交口称赞，并四处宣扬其医术之神奇。他还时常走上街头，主动给兔唇患者提供手术；还给四乡八里慕名而来的白内障患者提供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胡美不仅赢得了长沙人的认可与尊敬，更赢得了人们真挚的信赖和友谊。他收到越来越多的锦旗——中国人酬谢医生的方式，感谢他“妙手回春”。这样的信赖与友谊也延及到城市的士绅阶层中，不断有官员、商人和士绅的家庭来请胡美出诊，并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讲究人情关系的中国社会，这种关系对于雅礼医院的发展，以及日后湘雅医学院的建立有着极大的帮助。

在创建雅礼医院的同时，胡美等人也在雅礼医院对面创办了雅礼学堂（现雅礼中学之前身），首期即招收了53位留着长辫子的男生。学堂传授西医知识，医院进行临床示范，逐渐形成了以医院带学校，以学校促医院的共生模式。

要培养中国的医学人才，建立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并且要在民众中传播公共卫生意识，都得从建立现代化医科学校，培养中国新医学人才开始。胡美一直希望能有一个中国人医生来帮助他，可以与长沙各方面进行更好的沟通与联系。终于在1910年参加汉口中国教会医学大会时，他见到了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颜福庆。颜福庆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之一颜永京的侄子。1906年，他得入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去英国进修热带病学，毕业后又到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等地考察西欧医疗事业，然后回国。1910年，颜福庆接受美国雅礼会聘请，到长沙雅礼医院担任外科医师，成为胡美的得力助手，更成为胡美的追随者。颜福庆擅长外科手术，尤其精于眼科手术，并且由于他的中国人身份，当地人对他更为放心和信赖。颜福庆的到来给了胡美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不仅在医疗业务上可以协助他，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他打通与社会各界交往的渠道。

1910年4月，由于米价飞涨，引起长沙暴民抢米风潮。风潮中民众又把矛头指向洋人，以致酿成教案。长沙的教堂、洋行乃至海关公署、西人俱乐部等，悉数被捣毁焚烧。但地处闹市的雅礼医院却因为受到病人家属的极力保护，竟然没有任何损失地保全了下来。

三、创办湘雅医学院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谭延闿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督军。不久，谭延闿的母亲李夫人患病，经多位中医调治都不见好转。最后谭延闿想到了胡美，因胡美于同年早些时候曾经参加过他所主持的“文学会”活动。胡美和颜福庆临诊后，一致确定李老夫人患的是大叶性肺炎。对症下药，李老夫人果然药到病除。谭延闿心中又欢喜，又感激，从此真正看重西医，与胡美、颜福庆常相往来，成为知交。 　　

1913年，谭延闿提议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与美国雅礼会合作，共同创办一个专门的新式医科大学，由雅礼会招聘老师、配备设备、提供资金；湖南省政府则在长沙搞定一块地皮并提供每年的补助金。为体现两方面的合作，双方共同商定，将这个医学院定名为“湘雅”，“湘”即湖南，“雅”即代表雅礼会。但这一协议在上报北洋政府时却被驳回，认为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定约办学，无此先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14年春，颜福庆与胡美北上北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35人，发起成立了“育群医学教育协会”（简称“育群会”），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卫生事业。该会随即将重点移到湖南，成为由湖南省教育界名流和士绅组成的群众性团体。然后以该会名义与雅礼会联合办学，从而变成了两个民间团体的协议。为了表示教育权限属于中方，颜福庆担任了湘雅医学院（当时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胡美则继续担任医院院长的同时兼任医学院教务长。经过这些改动，这一协议终于争取到议会的多数票赞成，得以通过。1914年7月2日，双方签订了十年的办学协议。中国方面负责建院场地、房舍建筑和200名医科学生的教育经费；美国方面负责建筑费和院内设备费并担负支付美国来华医生和教师的全部薪金，湖南省政府每年拨给一定数额的津贴。此后，双方组成了湘雅医学会，由育群会和雅礼会联合组成了董事会。1914年9月，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在潮宗街正式开课，同时开始着手建造新院舍。

湘雅医学院从1914年起招收了13名医预科学生，到1920年预科学生已有160名。1921年6月，湘雅医学院首批共10名医学生毕业，张孝骞是其中之一。他是1914年考取湘雅的，毕业时以临床和研究两个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张孝骞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内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

1918年新院舍落成，美轮美奂，成为长沙的新地标，湘雅医院和医学院都迁入新址，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的业务也随即迅速发展。到1924年住院病人直线上升到2200人次。门诊就医人数在1916年即已超过30000人次，1919年上升到38000人次，1924年上升到42000人次。这就是说，与建院初期相比，到湘雅医院就医人数已翻了40倍之多。 　　

自湘雅医学院创立后，胡美大部分时间担任教务长，1923年又出任院长。期间，学校教学采用五年制和英语教学；开设课程除医学预科课程外，还有相关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以及临床科学等学科。湘雅还附设护士学校，既招收男生，也招收女生入学，接受正规的医护教育与训练，从而打破了妇女不得随便抛头露面，接近陌生男子的禁忌，使她们投身加入护理行业；“护士”这个词开始在长沙人的视野中出现。在胡美的辛勤耕耘下，医学院得到长足发展，为中国培养出许多西医人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医学院校，在当时享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美誉。

不幸的是，自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浪潮，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也无情地冲击到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院，甚至多次迫使胡美不得不暂时离开长沙，以避风险。例如在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胡美夫妇带着二个年幼的孩子仓皇逃往汉口避难，沿途饱受磨难与艰辛。然而当胡美在其自传里述及此一经历时，竟在章首引用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磨，不成道”这句格言，似乎将这些遭遇看为是对自己有益的而欢然接受，可见其信仰之诚。

1924年11月，湘雅医学院发生学生集体罢课事件，导致140名医学生离校。风波平息后不久，谭延闿告知胡美：“我们感激你们外国人为帮助中国而所作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再忍受帝国主义了。”胡美回答道：“这正是大势所趋，董事会里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人员皆愿意顺应这一潮流。”1925年，雅礼会退出董事会，院务与校务全部由中方负责，但雅礼会继续负责派遣医生和教师担任具体医疗和教学任务，并资助湘雅所需一部分教育经费。

1926年，时局的错综复杂和雅礼会董事们日渐扩大的分歧，致使胡美萌生退意，于是他向雅礼会递交了辞呈。1926年底，因政局混乱，美国命令在华所有侨民都撤离中国。胡美和所有外籍教师，也包括颜福庆和家人在内，在省政府派出的100名士兵的护送下，登上去往武汉的拥挤的火车，继而返回美国。颜福庆则北去北京，一度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职，后来又去上海参与创办了第四中山医学院。胡美于1905年到湖南时，年29岁；到1926年离开时已届50岁，在中国工作了22年，被誉为雅礼会在中国的奠基者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做出了很大贡献。

1927年大革命时期，湘雅医学院和护士学校都被迫停课。大革命高潮过后，1929年秋季，湘雅医学院才复课并招收新生。从1929年起，湘雅的行政权全由中国人担任，但在经费方面雅礼会仍一如既往给予一定的资助。1931年，湘雅医学院和护校向教育部立案。同年，胡美再次来华，视察了湘雅医学院、医院和学校，欣慰地发现湘雅这一体系在中国人的经营下，仍有条不紊地运行着，继续向中国各地输送新的医学人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秋，湘雅医学院被迫迁往贵阳。此时外籍教师均已回国，教学任务全部由中国人担任，张孝骞出任院长，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办学。1940年8月，根据教育部的命令，湘雅医学院改为国立，入学人数每年保持在200名上下。到1944年12月，日军侵入贵州边境，贵阳吃紧，迫使湘雅医学院再度向重庆迁移，暂借重庆兵工署的一些房屋继续办学。数月后，日寇宣布投降，湘雅医学院于1946年夏重返长沙。1947年，雅礼会又与湘雅恢复了合作关系，美国方面共募集了30余万美元，供湘雅进行修建和扩建房舍使用。

1949年长沙解放后，湘雅照常进行教学与医疗工作。1953年，雅礼会将其英文名称改为“耶鲁中国协会”（Yale-in-China Association），中文名称则确定为“雅礼协会”。但在同年，湘雅医学院在中国的院系调整中，被更名为“湖南医学院”，雅礼会与湘雅的合作关系至此亦告终止。从1902年雅礼会差派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来中国，到1952年外籍教师全都撤走，整整经历了半个世纪。

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院不仅对湖南，而且对中国社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其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医学本身，扩大到了公共卫生、妇女解放等近代化方面。它不光培养了近代医学人才，也促进了当地公共卫生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树立起了近代公共卫生意识和文明观念。胡美曾呼吁长沙人加大力度改善这个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首先亟待改善的是长沙的地下排水系统。由于排水不畅而引起的水污染是致命的传染病源。可惜当时省政府的财政情况无力支持这浩大的改造工程。 此外，湘雅医学院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传播了西方医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主承担传播和推进新医学的中国医学界人才。颜福庆的预防医学和公医制思想在近代影响深远；湘雅第一届毕业生张孝骞，在日本侵华，湘雅几乎面临消亡的时刻担任校长，承担起继续维持湘雅的任务。还有校友如乐文照、汤飞凡、高镜朗等人追随胡美的宗旨，在上海、重庆等地相继创办了湘雅式的新式医科学校。

四、美国岁月

胡美于1927年回到美国后，担任纽约医学研究学校与医院（New York Post-Graduate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的主管和执行副院长。1934年至1937年间他曾回到中国进行了一项关于医疗设备的调查。1938年又前往印度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他还参与创办了海外基督教医务理事会（Christian Medical Council for Overseas Work），并于1938年至1946年间担任该理事会总干事。在退休前的十几年中，他一直为医疗宣教事业尽心竭力。胡美精力充沛过人，除了行医宣教，以及繁重的行政工作外，他经常奔走世界各地参加宣教与学术会议，发表演说，和著书立说。他是当时公认的宣教界和医学界的权威人士。

在沟通中西医学方面，胡美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中医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初到湖南时，他对中医尚有一定的偏见。但在与中国医生的不断接触中，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08年，山东美国长老会医院培训出的外科医生、中国人侯光孝(Hou Kung-hsiao)来长沙协助胡美工作，是他帮助胡美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医学，从此他开始尊重并重视中医，尤重中医的药物疗效，认定中医中肯定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1940年，胡美出版了《中国医道》》（The Chinese Way in Medicine）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医学，从中可见他对中国医学等了解与欣赏。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希腊和阿拉伯医学奠定了欧洲医学的基础，而比它们更古老的中国医学思想，证明是适合亚洲文明的。他不仅承认中医在药物学方面以及运动疗法方面的贡献，也澄清了西方医学界人士以往对中医诊疗中使用的望闻问切“四诊法”的误解，认为中医的诊疗方法是合理而明智的，而且也有理论，并非完全是经验型的。他认定中医是建立在有别于西医科学基础上完整的思辨体系，因此应当理性地看待中西医之间的区别。“我们有待医学史家去研究中国医学文献，有待药理学家去研究本草纲目中数以百计的药物的疗效，只有这样，整个科学世界才能得到中国医学之道的真髓。”

1946年，胡美出版了《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的在华生涯》（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一书，可谓其中西医思想之集大成。该书封面上是胡适博士亲笔所提“道一风同”四个大字；书中每章篇首所引之中国格言，更体现出胡美的中文造诣之深，如“入境问禁，入国问俗”、“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等句，而且都十分贴切地点出各章的主旨，也表述出中国文化与医学中的重要理念。书中指出：“对那些来自西方，接受科学实验的医生来说，一开始对中国医学产生怀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们认为中医没有解剖，没有可控制的实验，说千百年来中医是科学探索没有什么证据。……在西医来到中国，待在中国一辈子后，他们才渐渐地理解和同情地生活在中国了。慢慢地，他们改变了对中医的态度。中国古代的一些医学知识确实有其价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医诊断和治疗的老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由于改变了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看中医的心态，胡美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一些当代西医治疗方法在中国古已有之。他在给一个患伤寒的女孩治病时读到了病患家长带来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发现“书上准确地描述了发热的开始，寒热、头痛、没有食欲、鼻子出血、中午过后体温上升很快。就是奥斯勒 (William Osler)也没有描述得如此清晰。”他还发现，西医使用的一些药物中医早就在使用。胡美赞扬说：“令人惊讶的不是那么多植物药物产于中国，而是中国人认识到很多动物可以当作药用来治病。”“源自经验的中药和实验性的西药竟然如此的相近。”与最初传教士医生们常常谈到中医对许多病症束手无策不同，胡美也看到了中医能处理西医难题的例子。胡美通过中西医会诊发现尽管诊断方法不同，中医和西医同样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还讲到湖南省的司库生病时，为了知道是否中西医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特意同时请了“长沙非常有名的中医王医生”和胡美一起诊断。结果王医生用中医望闻问切的办法和胡美通过实验设备化验后的诊断结果是一致的。

1950年，胡美的《传教士医生们的勇气》（Doctors Courageous）一书出版，该书讴歌了在亚洲、非洲各地从事医疗宣教的传教士们的美好见证。

1957年2月8日，为海外宣教与医疗事业奉献终生的胡美博士逝世于康乃狄克州的纽黑汶（New Haven, Connecticut），享年81岁。死后葬于耶鲁大学旁边的长青墓园（Evergreen Cemetery）。胡美夫人夏洛塔（Charlotta “Lotta” C. Hume）是位护士，一生与他同工最久。胡美去世后，她为他写下了一本完整的传记Drama at the Doctor’s Gate，于1961年出版。夏洛塔得享长寿，去世时整100岁（1876-1976），葬于胡美墓旁。

胡美夫妇共育有三个孩子，分别为Theodore C. Hume, Charlotta E. Hume and Edward Welch Hume。其中小儿子Edward生于江西庐山，却不幸于1916年因罹患白喉病而死于长沙，死时还不满两岁。

最后交代一下，1980年，雅礼协会与湖南医学院和武昌的华中师范学院恢复了合作关系。1985年8月，长沙市第五中学又恢复了“雅礼中学”的校名。而湖南医学院却没有恢复原来的湘雅校名，而是在1987年被升格为湖南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