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安

一、早年求学生涯

花之安（Ernst Faber，又名福柏）于1839年4月15日生于德国科堡（Coburg）。1858年到巴门（Barmen）一所礼贤会神学院求学；毕业后又先后去巴塞尔大学、杜宾根大学和哥塔大学攻读神学、医学和植物学。花之安于1858年加入德国基督教礼贤会（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RMG”），并于1865年作为礼贤会传教士，奉差到中国宣教，于1865年4月26日抵达香港。

二、在华经历

花之安来华后，曾在香港、广东岭南一带地区从事宣教工作十余年，以行医和办学等方式传播福音。后因喉部患疾导致发音困难，而不得不离开教会讲坛，此后专心从事写作和汉学研究，通过文字著述继续传扬基督福音。1880年，花之安与礼贤会脱离关系，独立从事宣教约5年之久。1884年，德国教会成立同善会（General Evangelical Protestant Missionary Society, 简称AEPMV），其宗旨是差派具有大学文化以上程度的传教士到异教国家宣教。花之安遂于1885年申请加入该会，翌年转赴上海，结交官绅和士大夫，专门从事著述，致力于以儒学思想来诠释基督教义，并先后在圣教书会（Book and Tract Society）和同文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任职，出版发行了不少福音书籍。在同一时期内，花之安在上海整合德国侨民，为他们创办了德语礼拜。

三、宣教理念与路线

花之安在华的宣教方式基本沿袭了“利玛窦路线”，选择与“中国心灵”相契合的路径传扬基督福音，即“孔子加耶稣”的方法，来增加国人的认同感，使之更容易接受福音。同时也给晚清社会带来了西方文明，为国人打开了一个了解西方文化与社会的窗口。因花之安意识到，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福音，就“必须要深入研究中国人精神组织的心理基础，并从基督教真理出发，对中国现有的精神生活进行批判分析，从根本上说服中国人，使其自觉地接近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及其知识宝库。” 因此他花费许多时间，潜心研读了大量的国学经典。他继承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观点，认为要使福音在中国广传，就必须要适应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当基督信仰达到“补儒、合儒、超儒”的目的时，才能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进而透过他们去影响人民大众。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花之安提出《圣经》的很多思想是与儒家学说相通的，认为“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据《自西徂东》）。

四、思想与著述

花之安在中国35年的宣教生涯中，以“文字宣教”为重点 ,一方面用中文撰写了若干福音书籍和介绍西方文化的着作，其中包括《自西徂东》、《泰西学校论略》（1873年）、《教化议》（1875年）、《人心论》（1879年）、《性海渊源》（1893年）、《中国史编年手册》（1902年）等书；另一方面他也研究翻译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用德文和英文写作，把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系统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其代表作有《儒学汇纂》（德文，1872年）、《中国宗教科学导论》（德文，1873年）、《孟子思想》（德文，1877年）、《中国著名男子名录》（英文，1889年）、《中国著名女子名录》（英文，1890年）等着作。其他代表作还有《德国学校论略》、《经学不厌精》五卷、《明心图官话》、《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玩索圣史》、以及《马可讲义》等作品。

在其所有鸿篇巨着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自西徂东》（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这是一本至今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文化论著。花之安通过中西方文明的具体对比，指出了晚清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现状与西方相比落后的地方，并提出只有基督信仰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以福音作为改良中国文化的最佳方案。

五、《自西徂东》之梗概与影响

《自西徂东》，按英文直译应为《文明，中国与基督教》。该书写于花之安广东宣教期间，从1879年10月至1883年，在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发表，并于1884年由香港一位英商出资1200元在香港正式出版。1888年，上海广学会重印《自西徂东》，并赠送一万册给南京传教士，让他们分发给应试学子。1893年，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德国传教士克兰思捐资1200银元，专印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分送给中国士子。自1888年至1911年《自西徂东》共发行了54000册，是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1898年初，光绪皇帝订阅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自西徂东》。该书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自西徂东》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书，花之安也因此被人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

“自西徂东”即“自西往东”之意，出处为《诗经•大雅•桑柔》中“自西徂东，靡所定处”一语。全书主旨在于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东方；同时以《诗经》中诗句为书名，使之显得“中国化”，更容易被中国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自西徂东》全书共分5卷，花之安将西方文明的结构，对应于中国儒学的“五常”，析成五门，分别从仁、义、礼、智、信进行阐述，分门再别类，以问题的性质列目，凡归纳成七十二章。“仁、义”两卷中主要叙述了花之安所理解的仁、义之行为。“仁集”所述的内容大体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的仁爱和仁政有关；而他对“义”的理解为“义为人之正路，义者出人维均，义为事理之宜”，所述主要为国家理财和人民权利。“礼集”主要是介绍西方的社会礼仪风俗，同时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陈规陋习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缠足、纳妾等，特别是妇女缠足。卷四“智集”以西方的经、史、子学为先，介绍西方文化、科技，并与中国进行比较。末卷“信集”主要介绍西方社会团体，包括诸多基督教会组织。在介绍过程中，融入了对基督教教义、信仰与实践，以及基督教律例与礼仪的详细介绍。

花之安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并引用儒学观点来阐释基督教教义。在他看来，基督教与孔孟之道在根本意义上是相通的。基督教的根本宗旨是“爱人”，这正好与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含义相同。他在书中常常引用《论语》、《周礼》、《书经》、《孝经》和《易经》等中国传统经典，作为自己观点的理论支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读来让人备受耶稣爱人之心感染，并向往泰西诸国之“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如在“义集”第二十五章禁溺儿女中，写到“泰西体耶稣救人之心，恒欲拯救人之危厄，岂闻溺女之残虐，而不出一言以劝止乎？至用堕胎药，西国尤必严禁，倘经讯实，必定死罪。”从中西对比中，批判中国溺死女婴的陋习，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中对妇女的压制和迫害。花之安对于“男女平等”的呼吁，冲击了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在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觉醒具有振奋之作用。晚清一批爱国救国志士，在花之安等西方传教士近代民主、民权的思影响下掀起的教育改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解放。

《自西徂东》通过涉猎内容繁多的中西对比，直接揭露了中国晚清社会的社会、道德、文化现状，对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加以批评，并提出改良的“药方”。在该书自序中，花之安说“耶稣之真理，无所不备，无所不包，天之奥旨，人间之伦纪，地中之万物，无不统括其中矣。”同时认为若以“耶稣道化民”，民则不会“离心离德”。作为一个传教士，花之安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上，追求福音广传是为宣道者的使命，是个人信念所系。《自西徂东》的写作目的虽为传扬基督福音，但对中国近代社会也不啻为“一剂醒药”，刺激了蒙昧之国民的觉醒，并带来西方先进的技艺和异于传统儒家信仰的基督福音。花之安对于未来美好图景的描绘：“诚能得中国君子同心合力，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不囿于故见，不拘于小枝，精通西人格物、数学、天文各项之蕴奥，由此发出妙义，以创制显庸，并不必假手于他人，斯可长久而不坏。”正是时人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故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加之花之安对中国时弊的批评，也给了那时谋求中国富强之人士以很大的启发。

因着花之安所取得的成就，1888年，杰那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93年，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致力于在华推广基督教教育。花之安在会上发表了“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的演说，强调传教士在宣教和教育事业中，必须尽力融合儒家思想和文化，最终使中国文化基督化。同年他还应邀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研究大会，并宣读了有关儒学的论文。

六、植物学研究之贡献

花之安还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1887年他偕同美国传教士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深入四川峨眉山一带研究植物，采集标本，发现一些新的植物品种，并以其姓氏命名。1888年，赫斐秋根据他们这次考察之旅写成了《华西峨眉山旅行记》一书。花之安还曾协助俄国著名植物学家贝勒编写了《中国植物》，并为该书写了《中国经书中的植物学》一章，于1892年出版。

1898年德国占领青岛后，花之安移居青岛，除了日常宣教和文字工作外，他还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考察与研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花之安对青岛和周边地区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写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一书，被1897年至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所收录。 

七、青岛最后之时日

花之安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的文献佐证，只是透过他在1899年5月写给同善会一份报告可知，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不好。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花之安向教会报告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能够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同一年的夏天，花之安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花之安本想在青岛设立医院来服务当地百姓，但由于疾病原因未能实现。1899年花之安不幸感染恶性痢疾，于同年9月26日逝世，享年60岁。死后葬于青岛山东麓的外国人墓地，花之安生前好友为其题写的墓志铭：“基督教信仰与文化先锋，在外国的德国学者花之安。” 

八、青岛福柏医院

1901年9月，同善教会在青岛市区内建立起一座医院，以服务当地的百姓。医院落成之后，以花之安的姓氏“福柏”（Faber）命名（今儿童医院），实现了花之安生前之夙愿。 这座医院拥有三幢二层楼房，每幢都有一个大厅和两个小房间，一共可收纳60名病人。旁边还建有一座收容传染病员的临时棚舍，可住50名病人。此外还有一个设有候诊室、诊疗室和手术室和小型私人住宅。因为病人大多是比较贫困的民众，所以，福柏医院为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多半是免费的。有资料显示，在开业的最初几天里，就收治了60多个病人。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集资5万银元，又创办了一所新的医院。为纪念这位同善会进入青岛的开拓者，这所1907年竣工开业的西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来的福柏医院则改称为“花之安医院”，又称为“华德医院” （今人民医院）。该医院占地8432平方米。最初，这座砖木石结构的医院主楼为两层大楼,南面和西面分别设计有山墙,并建有开老虎窗的阁楼和地下室。1946年冬,阁楼因失火焚毁,遂于次年用4万美元将阁楼改为平顶式三层楼。福柏医院开业后一直由德国人主持院务，医院中的外籍西医,多是以传教士身份来华的。医院的护理工作，也都由欧籍女护士担任。到20世纪30年代，医院开设电疗室,设备有中波、短波、超短波治疗机,用于治疗骨关节炎、软组织损伤等炎症，其规模及先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在一份1899年10月的政府文件还显示出，花之安在植物学研究方面未竟之工作，后来也被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为后来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