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桢与彭亦云

一、家庭出生——蒙召求学

黄伯桢于1932年10月19日出生于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其父黄恩余，于1930年代时在远东宣教会做传道，后在上海办了一家名为“信爱”的孤儿院。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泰州周庄开了间诊所，在国共拉锯战时，尽了一位医师的治病救人的本份。但在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屡遭逼迫，传道人和救治国军的医生这两件事情，就是成为结束他生命的重大理由。在疯狂的1967年“文革”时，逼迫达到了极点，他当时在丹阳附近的吕城一个学校任校医，这年的8月3号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被作为无名尸送到火化场，幸被一位熟悉他的工人认出，通知了家属，时年仅59岁。这件事情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得平反。

黄伯桢幼年跟随父母亲辗转于盐城、北京、昆山、泰州等地教会，初中毕业于省立扬州中学，高中毕业于江阴澄江中学。1949年蒙召进入无锡华北神学院，1952年华东地区神学院联合，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就读，1953年毕业。

黄伯桢之妻彭亦云(1931年10月9日，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基督徒世家。其父彭文余，毕业于东吴大学体育系，先后在厦门大学、沈阳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36年曾赴德国柏林观摩奥运会。她于1951年蒙召奉献，进入杭州中国神学院，受助于她的舅舅黄诗田。1952年，华东地区的神学院合并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55年毕业。

二、婚姻家庭——事奉之初

1952年，黄伯桢和彭亦云经由汪维藩（彭亦云在杭州中国神学院的同学，黄伯桢老家泰州的同乡）介绍相识，并在神学院的小礼堂里在神的面前互许终身，一起追随基督。1955年8月在上海闽南堂由陈志义（音）牧师主持了结婚典礼，后一起应苏州基督教会姚天惠牧师之聘，到使徒堂从事传道工作。黄伯桢毕业后，先到南京中华路基督堂工作半年，后去泗阳众兴教会工作一年，又因病回泰州老家休养，并在当地教会参与事奉工作。直到1956年底才回到苏州，当时的区会差派他同时兼任浒关教会工作。

当时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苏州教会十四个堂联合成为二个堂，部分教牧人员转入安乐园（苏州教会位于葑门外的一个墓园）搞畜牧、农艺。由于黄伯桢被打成“悬帽右派”，生活费从45元被减去了20元。其时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孩，因给女儿起名叫“玛拉”（苦的意思），成为被批判的理由之一，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不满。随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他们的孩子接连流产，直到1961年才又得一个女儿；1963年再得一个儿子。黄氏夫妇对孩子们家教甚严，当儿女们犯错而必须受责打时，总是在母亲的监督下由父亲“执刑”。他轻打一下孩子的同时，也重打一下自己，怪自己没有尽责教育好孩子。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3日)，黄伯桢被某些“教牧人员”向红卫兵控告为“假左派、真右派”而遭受皮鞭抽打、硬物击砸折磨近九十分钟。那些曾经是他同工的“教牧人员”也在场参与施刑，每人各抽打一鞭。以致后来伤科医生说：“解放以后，还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鞭伤！”此次酷刑所引起的脑震荡后遗症及腰背伤痛，伴随了他的余生。加上随后生活费停发，更是雪上加霜。前往探视的母亲，也被红卫兵暴打驱逐，被强制搬离所住的宫巷乐群社的住所，独自拉著板车，带著三个孩子搬家。后来搬家成了黄家的隐痛，从他们结婚到苏州工作，直到离世回天家，至少搬过15次家。黄伯桢伤情稍好后，与妻子一起为了养家糊口含辛茹苦，什么活儿都做，如修理钟表、理发、洗塑胶、做保姆、做伟人石膏像、摆地摊、搞丝漆印刷等。特别做伟人石膏像的那段日子更是充满了危险和恐惧，在那个年代，出现一点差错都可能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在制作过程中又不可能没有差错。面对这些做坏了的伟人像，其处理过程和方法，简直就象那些杀人抛尸的罪犯一样恐惧不安。

1969年12月3日，黄伯桢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农村——盐城地区阜甯县施庄公社，成为盐阜平原上的“新农民”,当时最小的孩子才6岁。

三、浪子回家——火热服侍

在极其痛苦的乡村生活中，他们亲身经历了恨不得吃猪食的日子。三个孩子要上学，他们却根本无法胜任繁重的农活，就象当时小学课文里所形容的一种生活状态，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程度，经常为了一天只有一餐的计划而不得已节约体力，晚晚的起床，早早的睡觉，同时也是为了节约点灯用油。心力交瘁之余，他们双双病倒了。就在这黑暗的1973-1974年之间，神的恩典与眷顾临到了他们。他们再次被神的呼召所震撼，回到神的面前真诚悔改，并且在那个禁锢的岁月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儿女们，在家里开始了秘密敬拜神的生活。当时，一是没有圣经，他们就从家里幸存的旧书里找出一本希英对照的新约，鼓励大女儿借助于学到的一些英语和字典进行翻译，再加上父母亲所能记忆的圣经内容，慢慢地拼凑。后来在外婆家找到了一些拆散的圣经，拿回来大家天天抄写。二是没有诗歌，他们只能拼命地从记忆深处发掘、记谱、填词，或借助于收音机福音电台里的音乐记谱，虽然语言是听不懂的，音乐却是一门世界通用语言，常常促发父亲的灵感，把诗歌填写得非常美好。三是聚会形式很受限制。由于农民们彼此来往不讲究礼仪规范，所以聚会常常会被不请自到的乡亲们打扰。在那时的环境里，我们内心还存有恐惧和戒备，所以在聚会时，我们常把诗歌和圣经包藏在“红宝书”的外殼里；同时在桌上摆著扑克牌，以应突然的变故。

1975年，18岁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应召回苏州工作。黄家的生活也渐有改善，黄氏夫妇以水田与生产队换成旱田，用以种植果树和蔬菜；同时还饲养了当时还比较稀罕的乌骨鸡和白络克鸡。在常为点灯的油而发愁，也常为明天的粮食甚至下一餐而奔波的日子里，神总有祂奇妙的安排，为他们解决衣食问题。他们曾教孩子们学习谢饭祷文五十则，但那篇无饭可吃的祷文，却一次也没有被用到过。每遇生活危机的时候，神总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再没有忍饥挨饿的事情发生。黄伯桢也在神的帮助下，戒除了从“反右”时染上的二十多年的烟瘾。在等候和仰望中，他们得著神的应许，那就是他们必定要回到故土，重新回到教会去事奉祂。这一点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神是信实的，不多年后，神的应许皆成为现实。

四、进入迦南——熬炼争战

1979年，因著政治形势的改变，各项政策也得以落实，“下放户”始得归回各自的家乡，黄伯桢一家也返回了阔别十年的苏州。当时没有住处，全家人只好寄居于外婆不足20平方米的家中；所有家具用品都寄存在“使徒堂”里。当时“使徒堂”还是乳胶厂的仓库，直到1980年复活节才恢复聚会。教会过去被冲击过的教牧人员都恢复了原待遇，但却没有黄氏夫妇的份，黄伯桢的月工资是30元，彭亦云的是35元，后来因落实知识份子政策，每人才加了20元，又补发了十年未领到的生活费，其中扣除了在农村期间收到的粮草补助款，生活总算可以维持。这时小女儿也开始自食其力，家里的负担相应地减轻不少。

黄伯桢夫妇为了生计曾去寻求落实政策的途径，但“两会”的当权者说：“政策只落实到秘书长一级”；到宗教局、统战部去申诉时，他们说：“你不是右派，不用落实政策，所扣的工资，我们不知道。”再问“两会”当权者，所得到的答复竟是：“我不记得有过这事，当时扣你的工资，你为何没有吵闹？……”试想，当时有帽子悬著，有过“什么时候不老实，什么时候就戴上去”的警告，又有谁敢闹呢？！

从农村回来之后，政府要追究鞭打黄伯桢的事情，要他提供凶手的线索。他说：“算了，不必追究了，我也没有留下被打伤时的伤情鉴定报告和医疗费用单据。”经过浩劫，他只想和曾经鞭打过他的人在一起共同办好教会，不计前嫌，拼命工作，以补偿那些年没有工作的亏欠。但可惜，那些鞭打过他的人非但没有因他的善意而感动、悔改，反而在明里暗里颠倒黑白，说一些不合史实的话。当政府或信徒们查问事实的时候，他们也不肯站出来说明真相。

黄伯桢的文学功底比较深厚，读神学的时候，常常写一些基督教文学作品，发表在《协进》刊物上，如小歌剧《摘松树枝子》等，后渐渐专注于教会的文字工作。由于在许多环境中，因不擅人际关系而得罪了相关当权者，从而他的作品被压制不得发表。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环境，但相信这是神加在他身上的熬炼，反而使他安下心来，写出《涓涓细流》(382则)、《昼夜思想》(126则）、《揣摩而得》、《箴言日课》(12轮)、《交谈杂录》(221则)、《切磋琢磨》(725则)、《星光点点》(13分册)、《传道人自儆》、《基立溪随笔》等。1986年写出《尊敬老人集》和《怎样交帐集》两册；主办苏州神学培训班期间，写了《简明神学教程》、《教牧学》、《教义中的人》、《认识耶稣》等。在主持唱诗班灵修时，分别作了提纲性的讲义，如《合宜之分》、《天理定律》、《误区险情》、《操练敬虔》等等。

后来被逐出“两会”后，黄伯桢又相继写出《叙寒温》(1997年)、《小灯台》(1998年)、《祝三新》(1999年)、《不相干》(2000年)、《乐如何》(2001年)；还有记实性的《牧场周记》(1993-2001年)。其创作的《使徒信经》等曲调，以及《经文短歌》共946首；补充本诗歌》共290首，内有自行创作歌词配曲的，也有全部自己创作词曲的有数十首，为苏州信徒广为传唱。其有关神学、灵修、交通等文字著作合计为500万字以上，各类诗歌千余首。这原是天父所赐给他的悟性和灵感，却由此招致某些人的非难，视其为“眼中钉”，以致“不敬老”、“不谦虚”、“爱出风头”、“搞非法出版物”等等罪名接踵而至，甚至有人赤裸裸地当面嘲讽说：“君固有才，我辈不用奈何。”黄笑答曰：“写不写是我的事，出不出版是神的事，我是主的仆人，主用即可。”每当完成一本书，他都恭敬奉献在主面前：“凭尔意行，主！”他自己也常反复翻看，有时惊呼：“这是我写的吗？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

彭亦云在她的事奉历程中，除辅佐丈夫做好教牧和文字工作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勤奋工作。她不但把三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她（他）们有份于主的救恩，得以走上天路历程，也得这个在患难中的家庭，依旧充满著平安喜乐的歌声和欢笑。在艰难的生活中，她始终以一种豁达开朗的热情感染著孩子们。当丈夫软弱的时候，她总是积极地鼓励他，并帮助他戒除了延续近二十年的烟瘾。丈夫写作，她充当秘书的角色，许多文章，都是经过她的多次誊抄、复写，才得以问世。她也总是丈夫的第一个忠实读者。直到她60岁之后，才有了一部286电脑，她又将丈夫的文章，一一输入到WPS系统里。后来电脑不断更新升级，由于技术原因，常有资料丢失的事情发生，但她每次都不惜再重新输入。据其子女统计，从她使用电脑到去世前的十年中，至少输入各类文字达一千万字以上。感谢主，使她有够有用的智慧和力量。

作为主的使女，她在1980年复堂后的十多年教会工作中，显出主给她的特别恩赐，使她每一次讲道都满有能力，同时也加给她身体上的力量，她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在血压高达220的时候，她还能骑自行车在外奔波；心跳不足50次/分的时候，还能带领弟兄姐妹敬拜歌唱。在各样的圣工中，都使众人看到了主恩的荣美。

世人所看重的职务、待遇和圣职，他们从不伸手索要，一生甘守穷困。虽然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他们学历所当得到报酬，但他们从不肯在经济待遇和圣职问题上拿原则做交易。在他们的心里，总觉得亏欠于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子女的帮助，但孩子们却始终以有这样的父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偶尔和孩子们谈到所遭遇的不公平事，他们总是告诫说：“经上说不要以恶报恶，他们以恶对待我们，我们切不可以恶还他们，若是这样，就是让自己也堕落成恶人了。”

五、暴风骤雨——华美乐章

1991年春，在环境的重压下，黄、彭已无法进行正常的事奉工作，只好向上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世间惯例行政退休。等了一年多，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期间他们虽然被禁止讲道，但仍然去教堂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奉。1993年春，市基督教“两会”在禁止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撤销他们所担任“两会”组织中一切职务的决定。在所控罪名中，既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不给予当事人申辩机会，最后也不将决议送达本人。接著，“两会”将决议在教堂里张贴公布，并在苏州地区教会中广为散发。同时，市政府宗教局、市委统战部的官员也约请黄、彭前去谈话，不准他们再进入教堂，并且警告，如果因为他们进入教堂而引起信徒之间的冲突，责任将全部由他们承担。此后，他们服从了这“在上执政掌权”者的指示，直到去世。市“两会”还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在生活费、医疗费等方面，百般设置障碍。此种做法，使得不信主的人，都感到不平和气愤，但他们还是平静地接受，因为他们的指望在乎主。

在被迫离开教堂行政工作之后，黄、彭开始以文字和辅导工作为主的事奉阶段，凭著信心的生活，使他们更能体会到，神——传福音靠福音养生——的应许，是多么的可靠。尽管他们俩每月生活费总额只有727元，但却象那位只拥有一把面一点油的撒勒法妇人一样，一天也没有遭遇过生活或者事工需要上的缺乏。即使最后两年中，因治病而需要的大量医疗费用，同样使他们经历了主的预备是何等的丰满，主的美意是何等的奇妙。

他们深信主的应许决不落空，包括十一奉献的应许也没落空过。文字工作经过从用笔复写开始起步，到最后能用电脑586配雷射印表机和影印机过程。无论做到哪一步，神都丰富地预备，以致可以将文字复印成本，得以与人悟性交通，征求意见，对渴慕的肢体进行辅导和扶持。这一切，以他们两人的全部收入不吃不喝不穿不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他们经常说，神预备了多少钱，我们就做多少事，神应许的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他们全程自己输入、修改、润饰、打印、复印、装订、包装，尽力做一切，把手稿变成一份份装订成本的虽然简陋但很精致的手册。黄伯桢归天之后，彭亦云坐在床沿或者起来扶著拐杖继续工作，把丈夫病重期间留下的一些手稿继续输入完成。

有人笑他们，你们这么爱神，怎么神不报答你们呢？一辈子生活贫困不说，两人晚年怎么还患上了肝癌和白血病这样的恶疾呢？他们内心非常平静，在肉体生命即将过去时候，仍然平静地表示说：“好铁百炼才成钢，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所谓的特殊阶层，受些苦难，能使我们更加圣洁。”

2001年10月，黄伯桢被确诊为肝癌，直至2002年8月16日归天。彭亦云于2002年7月骨折接受手术，同年10月被确诊为白血病，至2003年1月14日安息主怀。黄家全家人一起经历了15个月的煎熬过程。上帝让他们实实在在地体验了“耶和华以勒”的应许，并且亲历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