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吉亭

黄吉亭，名瑞祥，字虞之，湖北武昌人。幼读私塾，后入武昌基督教文华书院读书，期间受洗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文华书院毕业后，赴上海入读圣约翰大学，再入神学院深造。完成学业后回乡服务于武昌基督教圣诞堂。1891年，黄吉亭在该堂被授以会吏职；不久，成为武昌高家巷美国圣公会救主堂牧师。

鉴于耳闻目睹1900年义和团之乱，黄吉亭深感此等惨祸乃民智闭塞和基督教会的“洋教”形象所致，故立志要使教会自立、自养，以去除其“洋教”色彩，使之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教会。1901年复活节夜晚，黄吉亭与杨开甲等人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组织成立了“备立中华圣公会”。次年，又偕中西友人于圣公会救主堂创办书报阅览室“日知会”，以“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启民智”。“日知会”之名取自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亭林的《日知录》，此书原有“明道救世”之意。日知会取其名、其意以明日知会创立之宗旨。当时他们所购买的书籍与报刊多是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泰西维新政艺书及时事报章”，摆放于教会阅览室中，任人阅读。

1902年，黄吉亭牧师被调往湖南长沙，在吉祥巷开辟新堂。到任后，他依照武昌圣公会的做法，在这所教堂里开设了阅览室日知会。次年，经武昌基督徒志士曹亚伯建议，黄吉亭进一步扩充了日知会，除提供书报借阅服务外，还与来者接触交谈，宣传革命思想。同时他们广招会员，著名革命人物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胡瑛等人都先后入会。黄吉亭每礼拜日都在教堂内讲道，除传讲福音外，也“借基督舍身救世等事为宣传革命资料”，深受学生和军人的欢迎，前来参加聚会者甚众。他的基督教信仰和救国之志，对湖南军、学两界人士影响很大。

1903年，黄兴自日本回国，到故乡长沙组织“华兴会”，发动会党和有志之士起事反清。黄兴原名黄轸，字廑午，号克强。他于返国停留上海期间，曾参加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的聚会，该堂会长吴国光牧师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黄吉亭，请他接待黄兴，建议将黄兴的名字列入教会的登记名册中；并说黄兴在上海时已处于慕道阶段，只是还未受洗而已。到了长沙，黄兴就在圣公会教会聚会，同时联同革命志士创立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义，并借日知会为其筹划起义的秘密机关之一。

1904年，黄兴、陈天华和刘揆一等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创立华兴会于长沙。随即联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策划起义。1904年11月，黄兴计划乘慈禧太后庆贺大寿，湖南全省大吏参加庆典之际，在会场引爆预埋炸药，以引起混乱，并乘机在湖南起事。不幸起义计划泄漏，官府衙门随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长沙城内一片恐怖。在这危急关头，黄吉亭派人暗通消息给革命党人，帮助多人逃跑，或藏匿他们于教会中。日知会会员宋教仁初时还不知黄兴之谋已经泄露，自己已在被通缉中。后得黄吉亭通知，方知自己已身处险境。原来黄吉亭教会有会友在湖南巡抚衙门作吏员，当他发现宋教仁也在缉捕之列后，便急忙通知黄吉亭。黄随即将此消息告诉宋教仁，并护送他出城。临行前，黄吉亭又赠以旅费，如此宋教仁才得以脱离虎口。

事发时，黄兴被困于友人龙璋的家中，黄吉亭知道后，亲赴黄兴之藏匿处了解情况。他先安慰受惊的黄兴，为他祷告，并应允予其帮助和保护。随即动用“美国圣公会”的轿子接载黄兴，几经艰险，终于成功地把黄兴转移到圣公会教堂楼上藏匿。在黄兴藏身于教会期间，黄吉亭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其它同志和帮助华兴会的秘密机关销毁有关文件及信札，使他们免落敌手，使革命免遭更大损失。

黄兴在圣公会教堂内藏匿了十多天后，便计划脱离险地前往别处。为使他安全转移，武昌日知会会长、圣公会救主堂的胡兰亭牧师特地赶往长沙，与黄吉亭、曹亚伯等人密谋送他出城。胡兰亭将黄兴的胡须剃掉，然后由黄吉亭和黄兴一起乔装成海关人员离城。当黄吉亭护送黄兴离城时，曹亚伯虔心祈祷上帝保佑黄兴平安。曹后来回忆说：“予……惟在宁乡中学操场默祷上帝，求上帝护佑黄克强平安出城，予且愿终身为上帝作证，无论在何人面前必相告曰：我乃信上帝之基督徒也。”是日夜晚，黄兴得以安全离城，登上日本“沅江丸号”轮船。黄吉亭亲自陪伴黄兴到汉口，直到把他送上驶往上海的“江亨”轮上后，才与他道别。临别前又嘱黄兴到上海立刻用“兴”之名拍电报告知平安，自此，黄克强以“黄兴”之名为国人所知。黄兴事后回忆长沙历险时说：“几遭不测，幸有圣公会得保残喘。……兄弟蛰居楼上者十余日，遂得从容遣解党羽，孑身远扬。皆吉亭先生格外保护，化险为夷……迨事稍定，吉亭先生又护送至汉皋，保护周至，较之保护信徒尤加一等。盖欲吾侪一心改造国家，使一般人民皆享自由幸福也。”黄吉亭和胡兰亭二牧师的救国救人之举是出于其基督教信仰和耶稣的爱，诚如其教会教友兼革命同志的张纯一所赞：“丹诚水火救斯民，耿耿耶稣博爱心。”许多日知会革命党人，包括那些非基督徒都惊讶于基督教信仰对这两位牧师的影响，一提起他们对两湖党人的保护与贡献，均赞不绝口。

1907年1月，黄吉亭受派赴日留学，途经武汉时，参与营救被捕之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出力甚多。抵日后，就读于崇文书院，并参加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

1908年黄吉亭返回长沙，与美籍主教盂良佐一起组织“文学社”。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黄吉亭将圣公会教堂重建，取名“三一堂”，并邀请黄兴为教堂题词。曾在此教堂逃过一劫的黄兴，以感恩之心欣然在四快牌匾上题下十六个字，词曰：“上帝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落款是“黄兴敬题。”该题词至今保存完好，悬挂于教堂（今长沙北正街教堂）内大门上方。1913年，黄兴在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受洗，成为圣公会的教友。

1913年，黄吉亭担任《圣公会月报》中文版主笔。以后历任中华圣公会传道部总干事、以及教区社会服务干事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带领教会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及募款劳军等活动。1944年赴重庆担任圣公会鄂湘教区常务委员会主席；抗战胜利后返回武汉，出任汉口圣保罗堂会长。1946年黄吉亭退休居于上海。1948年，与原日知会会员张难先和吴昆等人在原日知会故址上建立了“刘静庵烈士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吉亭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史馆馆员。1954年11月病逝于上海，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