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

1855年8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日，化学大教室里熙熙攘攘挤满了毕业生。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54名精英经过多年苦读，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他就是中国第一位留洋医学博士黄宽。他的毕业论文“论胃功能障碍”获得了老师们的嘉奖，至今在爱丁堡大学校史中仍能找到其论文被嘉奖的记录。黄宽学成归国后从事临床与教学，医术精深，尤擅外科。多年后他被容闳称为“好望角以东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1] 而这一切要从广东省靠海的一个小乡村说起。

一、早年生平

黄宽（Wong Fun）名杰臣，字绰卿 （Wong Cheuk Hing，于1828年（也有资料显示1829）生于广东香山县东岸乡，即现在广东珠海唐家湾镇。黄宽在一个贫苦家庭中长大，父母双亡，祖母只能撑起抚养黄宽以及哥哥黄胜的责任。尽管贫穷，祖母并没有放弃对两兄弟的教育，他们早年在乡村的私塾读书，后因家境贫寒，实在无力支撑学业而辍学。

二、入读马礼逊学堂

1838年，信仰虔诚、学识渊博的美国人塞缪尔·布朗（Samuel Brown）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后，接受了“马里逊教育会”的邀请，带着新婚妻子前去中国筹办马礼逊学堂。他们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商船前往中国，经过四个月的航行，抵达广州，与马礼逊基金会秘书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会晤，四天后转往澳门。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筹建马礼逊学堂。经过一年多的筹款、准备和招生，马礼逊学堂于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大三巴建立，布朗成为马礼逊学堂的首任校长。

马礼逊学堂不收学费，而且学杂费、书费、食宿费全免，还负责提供衣被和医疗服务，这让求学心切的黄宽喜出望外。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抓住这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请求入读马礼逊学堂。1840年3月13日，黄宽正式入读该学堂，他在该校注册名单上的英文名字是Alan(亚宽)，是年黄宽12岁，成为第一批五个学生中的一位，与稍后入校的容闳成为同班同学。这六位幸运的孩子是黄宽、黄胜、李刚、周文、唐杰、容闳。马礼逊学堂是在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全日制学校，课程除了学习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外，还开设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学、地理学、化学等学科，英汉双修。黄宽自幼好学，入学后对所学科目苦心专研，这为黄宽后来的留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澳门-香港-美国

黄宽于1843年随学校的迁移从澳门去到香港。1846年，校长布朗因健康问题，需要回美国治疗休养。临行前，他决意带几位中国孩子到美国读书。面对数十位广东农家子弟，他说：我非常热爱这所学校，希望带走几个学生，直至他们在美国完成学业。同意者不仅能得到资助，其父母还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赡养费补偿。这时黄宽站起来说，我愿意跟老师去求学。[2] 随后容闳和黄胜也站起来表示愿往。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告别父母乡亲，背井离乡，坐好几个月的船，去一个言语不通的异国他乡读书，听起来委实不像什么好事情。好在对黄宽祖母在极力劝说之下，她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若干年后，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胜成为中文报业先驱，创办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印刷业；黄宽则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医学博士。

1846年1月4日，三人在《德臣报》（China Mail）主编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 ?－1858）等人的资助下，随同布朗夫妇乘“女狩猎者”（Huntress）号轮船离开广州，并于4月12日抵达纽约。在纽约短暂停留几日后，布朗一行乘船前往纽黑文（New Haven）；然后再转乘火车，最后抵达位于康涅狄克州East Windsor的布朗夫人家。[3] 随后，他们在其他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孟松学校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最负盛名的预科学校，汇集了来自北美各地准备进入大学的年轻学生，黄宽三人则是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生，而孟松学校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所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次年，黄胜因病中断了学业回到中国休养。黄胜回国后，黄宽和容闳经常一起讨论未来的计划，最后两人都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问题是，谁能够继续支持他们？

四、苏格兰唯一的中国学生

在经济上支持黄宽在美国学习的三位赞助人中，有两位是苏格兰商人：Andrew Shortrede和AA Campbell，[4] 最初的计划是资助他在美国接受两年的教育。但在请求延长这笔资金之后，他们提出了一项条件，即，继续资助专业课程的前提是愿意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就读，因为在那里黄宽可以成为传教士并返回香港服务于教会。1849 年夏季，经过两年的学习，黄宽以文学专业毕业。而后，他选择离开美国，接受英国商人赞助，孤身前往另一片陌生的土地苏格兰学习。这时，他的哥哥已经回国，容闳留在了耶鲁，他身边再没有中国好友相伴，互诉衷肠。在苏格兰的这段日子，学习成了黄宽生命中唯一的主题。

爱丁堡大学创建于1583年，是英国最古老的6所大学之一，与牛津、剑桥齐名。其医学院建立于1726年，是英国历史最为悠久、也是最大的医学院。起初黄宽攻读的是文学系，1851年改修医科。在19世纪中期，爱丁堡医学院在研究质量和培养医生的数量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是无与伦比的，以爱丁堡为基地的医疗团在非洲和亚洲的传教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宽修读的课程包括解剖学、化学、医学理论、材料医学、外科、助产学、植物学、病理学、实用解剖学、自然历史、临床外科、军事外科、实用化学、实用药学。他在一众学习中表现出色。当他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文学和医学双学位后，继续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博士课程。

在黄宽读了7年医科，通过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考试，获得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之后，于1857年1月回国，成为毕业于欧洲大学中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经过西方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因此被尊为“中国人始留学欧洲习医术者”。

爱丁堡的学生档案中记载着，老师们称赞道：黄宽博士是你们中间最作为、最谦虚的学生，他在实验室和学校所获得的奖状和荣誉，让我们相信他将在他的同胞中成为西方世界医学艺术和科学最有能力的代表，我们也相信他回到自己遥远的家，不仅仅是成为一名医生，而且也是一名杰出的基督教医学传教士。[5][6]

五、爱丁堡医疗传道会与黄宽

黄宽在进入爱丁堡医学院时已经获得香港方面的资助，但爱丁堡医疗传道会（EMMS）也给予了他许多帮助。该会成立于1841年，不仅帮助向外国派遣医学传教士，而且还向在苏格兰学习医学的海外学生提供财政支持。1851年6月，EMMS的执事会议起草了一份“支持学生”的备忘录，并决定“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一名或多名学生的专业教育每人每年37英镑，以准备他们的传教后服务”。黄宽便是获得此项资助的两名学生之一。同时他被安排住在EMMS会长巴尔福（John Hutton Balfour）教授的父亲家里。在三年期间，爱丁堡医疗传道会对黄宽提供的助学金共计97英镑2先令6便士，以支付他的求学费用和生活开支，黄宽能在求学生涯一心扑在学习上并顺利拿到学位，与该会的资助是分不开的。

六、黄宽医疗传道生涯

毕业后的黄宽后先在外科医院做过几个月的助教，同时还做过不超过一年的病理学和解剖学研究。1855年，伦敦宣道会（LMS）向黄宽提供了一个广州医疗传教士的职位，让他在金利发的一家教会医院工作。在他返回中国之前，1856年6月23日，爱丁堡医疗传道会在皇后街大厅举行了一次告别会。会上，贝尔福教授代表该会和会长捐赠了一整套眼科仪器。在简短的讲话后，布朗博士向黄宽赠送了一本Baxter的《多语圣经》。随后，黄宽于8月启程前往中国。经过166天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于1857年1月他安全抵达香港。

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伦敦会医院就职。虽然他的身份使他拥有和西方医疗传教士同样的权益，如可以开设私人诊所、收治病人，但他仍然受到伦敦传道会本杰明·霍布森等英籍传教士的歧视和排挤。这对于黄宽来讲是个不小的冲击，因此他辞去了传教士一职。

1857年，黄宽在香港开设了一家药房，第二年搬到广州市，在广州府学路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继续他的医疗传教工作。同年，黄宽接办合信在西关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对该馆大力整顿，使其业务蒸蒸日上。然而不久，黄宽遇到了在香港医学界和宗教界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黄宽因自己的才华和专业水平，且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于那些出于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而专横或自以为是的白人，当然是不买账的。于是在1866年辞去了惠爱医疗中心的职务，再次自办诊所，治病救人。

在此期间，黄宽经常应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之邀，到博济医院会诊及参与手术。嘉约翰与黄宽相知相重，黄宽深得嘉约翰的敬佩和器重。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是美国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开设的眼科，1840年6月因战争而关闭，1842年11月恢复运营。1855年，因伯驾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该医局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管。1856年，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破坏，医院被烧毁并关闭。1859年1月，嘉约翰在广州南郊觅得一个新的地点，重新建立了医局，并将其名称改为“博济医院”，黄宽也帮助重建了医院。同时，他协助嘉约翰医生在博济医院工作。在那里黄宽进行了胚胎切除术——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此类手术。从1862年起，黄宽还参与了医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

1860年，黄宽被清廷重臣李鸿章任命为医学顾问。随后，他担任了第一位中国海关医务官员，到广州海关医务处负责广州地区的工作。当李鸿章忙于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还曾短期担任过李鸿章的贴身医师。

1862年，黄宽回到广州博济医院，继续培训中国医生。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系外籍医师，唯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国人黄宽所任事，这足以反映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1866年，博济医院附属医学院成立，这便是后来的华南医学院，嘉约翰正式招收中国学生学习西医三年。黄宽应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一起负责教学工作。黄宽主要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开中国休假一年，任命黄宽为代理博济医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施行的手术次数，较以往任何一年都多。他还亲手执刀，在博济医院进行了首次尸体解剖。他把医院管理得井井有条，医院有了长足的发展。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也较过去增多，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人才。他还翻译了34部医学著作，并将大量的医学术语引入中文。

1873年广州霍乱爆发，黄宽发表论文分析了真假霍乱的差异，并编撰了多篇医院报告以及海关医务年刊。作为一个经常与病人接触的医生，他的处境非常危险。当时他的身体相当虚弱，更有可能被感染，但黄宽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

1875年，黄宽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多年来他一直患有脚病，甚至有时不能行走，但他一直忍着疼痛和不便，坚持为病人看病、服务。

黄宽的妻子是香港牧师何福堂的长女，二人婚后无子女。在黄宽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他与妻子的婚姻之路却走到了尽头。黄宽性格刚直，不喜交际，生活简朴，不沾烟酒，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医学事业上。

1878年10月，英国驻华领事馆的太太难产，黄宽不顾家人劝阻，带病为她解难。领事的妻子转危为安，但黄宽回家后不久，却因为后颈部生出一个恶性痈疽，于12日去世，时年仅50岁。

嘉约翰评价黄宽时说：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体现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容闳也给予了黄宽恰如其分的赞誉：他曾在爱丁堡大学医疗专业班以第三名的好成绩毕业。他在医学界也是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才智和技术使他牢固地享有令人羡慕的声望，那时他被誉为是好望角以东技术最精湛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对中国医疗事业的贡献 “因其基督徒的品格和纯洁的生活而受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高度尊重和敬重”。黄宽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被誉为“中国西医学的奠基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