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好弼

纪好弼（Rev. Rosewell H. Graves）于1833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Maryland）的一个官宦世家，其父为马里兰州的上议员，母亲是一位才德、贤惠的妇人，并且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纪好弼出生时，他母亲即将他奉献给神，盼望他将来能够为主所用。纪好弼在信仰方面深受母亲的影响，15岁时就受浸归主。当他18岁大学肄业后，即决志作一个福音使者，于是一面进入神学院学习神学，一面学习医学，以备将来赴海外宣教之用。学成之后，接受按立为牧师，并接受美南浸信会传道协会之派遣，远渡重洋，奔赴古老的中国传扬福音。

1856年4月，年仅23岁的青年牧师纪好弼从纽约乘船启程，绕经南美，历时四个多月，于是年8月中旬抵达香港。稍事休整，即赴广州，到第一浸信会教会协助基律牧师夫妇（Rev. & Mrs. Charles Gailard）推展福音工作，该教会由美国浸信会宣教先驱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和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两位牧师创建于1845年。不幸的是，在纪好弼到达广州后仅两个多月，就发生了英法联军炮击广州事件，致使广州军民同仇敌忾，仇外之情绪甚烈，使原本举步维艰的宣教工作雪上加霜。在这种形势下要中国人接受福音谈何容易！他们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才得到两个人受浸归主。这二人中的一位名李济良，日后成为两广浸信会的名牧。

1862年，广州遭遇大风灾，基律牧师以身殉职，其他宣教士亦因故离开广州。纪好弼牧师独撑局面，竭力拓展广东和广西地区的宣教工作。他的工作范围不止局限于广州，还逐渐扩展到内地，只身前往肇庆、新兴、高明、广宁等县佈道。1862年，他在肇庆建立了第一所浸信会教会。同年，他又沿西江而上，直至广西的门户梧州宣道。三年后，他在梧州开办了思达医院和福音堂。1865年，他到达广西的省会桂林，播撒福音的种子。在其宣教之旅中，纪好弼饱尝艰辛，备受窘迫，但他传福音的志向，却日久弥坚。1868年，他又乘坐简陋、肮髒的帆船，沿东江到惠州宣教。这一时期，广州的教会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他所创立的第二浸信会教会增长尤速。1869年4月，纪好弼在惠爱路八约街建立起一座礼拜堂，称为惠爱八约浸信会，并于次年特地邀请美国加州沙加缅度华侨教会领袖黄梅前来，按立黄梅为牧师，专责牧养这所教会。黄梅幼年时随父母移居美国，长大后从商。1855年左右，他从叔未士牧师（John Lewis Shuck）那里听信福音，并于1859年由叔未士施浸归主，不久便成为沙加缅度当地华人教会的领袖。他立志继承叔未士牧师的遗愿，回中国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故当广州教会向他发出召唤时，他立刻捨下自己的事业，应召前往广州第二浸信会服事。

当纪好弼牧师独力撑持两广教会工作期间，宣教事业日见兴旺，但纪好弼个人的生活，却苦不堪言。当时在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多年战乱使千万生灵惨遭涂炭；加之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国力衰竭，民不聊生，仇外排教之风日盛。纪好弼曾在梧州、桂林等地多次被驱逐。而美国国内，当时也发生了南北战争，以致美国浸信会差会对其海外宣教士的经济支持全然断绝。这样，两广地区的宣教和教会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甚至纪好弼个人衣食住行，都很成问题。以其个人的博学多才，加之其通晓中文，熟谙中国文化和社会，他完全可以到西国领馆或外商机构谋个差事，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但纪好弼却甘愿为福音的缘故受苦，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十几年如一日，默默撒种、耕耘，以自己的血汗和眼泪浇灌、培植着教会。

此外，纪好弼当时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困难和物质上的缺乏，更有其家庭上惨痛变故。1863年，纪好弼与基律牧师的遗孀结婚，那时他已年逾37岁。他爱自己的妻子，视基律的两个遗子如同己出，家庭生活甚是和睦。不料好景不长，婚后仅一年，妻子便因病离世；随后，幼子夭折，长子因遇盗受惊而死，纪好弼又复孑然一身。虽然他屡遭患难与试炼，但他的信仰却日久弥坚，愈挫愈奋；爱心更为广博。他把先前为儿女所预备的教育费，用来在肇庆大湾开设一所华童义学，使众多的贫苦儿童受惠。

浸信会在广州的教会，在纪好弼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之下，到1870年时，已初具规模，而且他和叔未士苦心培养出来的黄梅牧师业已成熟，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长期的劳累与压力，使纪好弼体力透支，积劳成疾，不得不回美国休养。经过两年的调养身心之后，他的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1872年，纪好弼与自已童年相识的女友娜莉女士结婚，婚后不久，二人一同来华传道。纪夫人富于爱心且多才多艺，在宣教和教育工作等方面，是纪好弼的好帮手。她经常和纪好弼一起深入内地，传扬基督福音。

纪好弼不仅信仰诚笃，博学多才，而且远见卓识。长期的宣教工作，使他深深认识到，若使福音广传，深入人心，和建立教会，不能光靠外国的宣教士，必须要训练、栽培中国的传道人才。早在1866年，他聚集一批学生，每天在他家中上课两小时，据说，神学班就是由一群学生在他的厨房围着桌子上课开始的。1868年，他设立了四季研经班，招收那些专心慕道的学生，然后循序渐进，设立正式神学班。1880年，纪好弼在广州五仙门买地购屋，作为其培训中国传道人之所在，这就是中国浸会神学院的摇篮。随着学生人数逐渐增多，讲授的范围日渐广泛，纪好弼神学院初具规模。1890年，神学院迁往广州一所浸信会礼拜堂上课。1905年，海外传道部拨款5000美元，为神学院修建新校舍。1907年，新校舍落成，那时适逢纪好弼博士来华宣教50週年，于是神学院被命名为“纪好弼神道学校”（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后易名为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

纪好弼兴办神学院之同时，亦发展出日后着名的教会学校“培正书院”。该校于1890年春正式招生上课，首先废去八股文科目，而倡“策论”之学，并教授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卫生常识等课。此即当时所谓“新学”，开广东新教育之先河，比政府明令废去八股文之日，还早先行二年。

1888年，美南浸信会女传道会差派女宣教士容懿美（Miss Emma Young）到广州，开办女学堂。最初只是个妇女读经班，专学圣经，没有其它课程，这即是培道中学的前身。1889年，容懿美回国，由纪好弼夫人（第三任妻子森科）继任， 命名为“培道女学堂”，学生增至70多人。纪好弼夫人任校长长达35年，是历任校长中最长久的。

纪好弼在文字宣教上亦很有成就，他用中英两种文字着述，主要英文着作有《在华四十年》，和《毘斯迦山的感想》等名着，还着有小书多种。中文着作主要有:《醒世要言》、《真理问答》、《罗马人书注释》、《基督生平》、《救主之足迹》、《喻言之解释》，以及《保罗书信浅释》等。浸会书局出版的《真光杂志》，几乎每一期都刊登他的文章。他还参与翻译工作，将《诗篇》翻译成广东语文；晚年曾参与西教士驻华传道协会重译新旧约全书。

纪好弼在圣乐和圣诗也很有恩赐，在圣诗写作、谱曲，以及选译圣诗等方面，均很有成就。他选编的纪好弼圣诗集，共284首，曾风行两广教会二十多年。日后冯活泉牧师所选编的福音圣诗中，有许多首出自于纪好弼圣诗集。

纪好弼不仅是抢救人类灵魂的牧师，也是位医病救人的医师。他常以医术作为传福音的工具，曾在西南、角石、清远、四会，以及广西梧州等地为贫苦病患者服务，并设立医院或诊所。仅在1868这一年期间，他就医治了5097人。纪好弼是把西医传入梧州第一人，在梧州医疗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在梧州开办诊所17年，是西医传入梧州乃至广西的起点。广州著名的博济医院，亦得其助力多多。1899年，纪好弼被推选为广州医学传道会主席，并且连任此职以终其身，并为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医学书籍。纪好弼和他的第三任夫人森科还积极辅助建立了广东岭南大学和岭南大学医学院。

纪好弼在华宣教历56年（1856-1912）之久，劳苦功高，但其贡献最为卓着的，当推神学教育。他可说是中国教会神学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两广浸信会的前辈名牧，多出自其门下，如:黄梅、张文开（张亦镜）、陈梦南、杨海峰、曹法选、冼怀棠、欧阳进宽、刘粤声、梅国芳，以及张立才等牧师和教会领袖，都是他的学生，真可谓嘉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这些人日后在建立教会、布道、神学教育，以及文字工作等方面，个个是精兵强将。纪好弼晚年时还兼任培正中学圣经科教师，以基督真理培育英才。后来虽双目失明，仍如常授课，诲人不倦。他在世的最后一周，仍在神学院上课。最后在病榻上，将杨海峰牧师叫到牀前，记录下他的遗训。为了基督，为了福音和教会，说纪好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毫不为过。纪好弼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博学多才，而在于他把所有的学问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基督，全心全意地为传扬主的福音所用，不愧为耶稣基督之忠僕。

1912年6月3日，纪好弼在广州因病息劳归主，终年79岁，葬于广州沙河浸信会坟场中。在其墓前，矗立着一座大理石墓碑，碑上镌有一联:“信徒何止三千众，传道于今五十年”；对联的中央镶嵌着纪好弼牧师的瓷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