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雅各

一、家庭背景

季雅各于1843年6月12日出生在苏格兰的卡兹金（Cathkin, Scotland），距格拉斯哥（Glasgow）大约五英里之遥。父亲老雅各和母亲伊丽莎白共养育了六个儿子，季雅各排行第三。其祖辈都是敬畏神的人，祖父母每个主日都走路去格拉斯哥的一个公理宗教会做礼拜，常年如此，风雨不误。他们在漆黑、寒冷的冬夜里打着灯笼一起回家的情景给镇上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季雅各父母秉持着先辈之遗风，敬虔而圣洁。他母亲常喜欢在夜晚把孩子聚拢在她身边，和他们一起阅读圣经故事和海外传教士们都事迹，边读边将自己的见解与心得分享给孩子们听。父亲亲自主持每天早晚两次的家庭礼拜，带领一家度敬虔的宗教生活。

季雅各年少时，父亲从事伐木工作，这使他习惯并喜欢野外活动和生活。由于父母经常带领孩子们举行家庭聚会，读经、祷告、讲圣经故事和传福音给他们听，深深地影响了季雅各的成长和日后的发展。

二、求学生涯

季雅各在格拉斯哥读完小学、初中后，又升入格拉斯哥高中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赢得许多奖项。他酷爱自然，课余时经常涉足于山间与丛林之中。

1862年，19岁的季雅各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起初他住在家里，由于有些课上课时间很早，开始于火车尚未运行之前，所以他常常一大早就徒步赶往学校上课。后来他把父亲在市内的一所小房子收拾了一下，就住在那里，每天自己准备早餐。虽然他手里有钱，却从不乱花一文。他对酒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有一次他的一个学友带着啤酒来到他的住所，他不动声色地打开窗户，将酒泼洒到外面的大街上，并且说：“把酒泼洒到上帝的土地上，比泼洒到祂脸上要好得多。”

由于季雅各严于律己，刻苦勤奋，多次赢得希腊文、拉丁文和英国文学等优秀奖。他甚至在暑假期间也不休息，经常泡在图书馆博览群书。他的一位最亲密同学说起往事时如此评价他说：“在整个大学生涯中，季雅各是最为勤奋的学生。他的忍耐与坚韧，以及他的鉴赏力惊人；而且他也非常聪明而乐观。……他看事情豁达而幽默，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总之他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同伴，在众人中口碑甚好。他非常珍惜时间，从不偷懒。诚实地讲，他从不随意浪费一个小时。”这一见证同样适用于他后来在苏格兰公理会神学院，以及在英格兰切斯亨特（Cheshunt）学院和高门（Highgate）学院读书时的情形。

季雅各虽然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里，但他真正归信主耶稣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他日后曾如此写道：“我记得那时候，地狱的痛苦深深的攫住我，令我感到恐怖，以致于我情愿与那些有救恩盼望的人换一个位置。与基督的救恩相比，世界上的生死、荣辱毁誉都算不得什麽，而这救恩是那时我没有的。我怎样才能得救呢？我怎样才能和那些有盼望的人一样呢？这些是经常萦绕我心中的问题。”但就在他大学一年级时，那强烈而清晰的救恩之光照入他的内心，终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盼望、活跃的基督徒。既然他因主的恩典而得救，他就觉得自己有使命去扩展耶稣基督的国度，献身海外宣教的心志油然而生。

当他看到在海外宣教工场上的工人远远少于在国内时，他选择了到海外做宣教士的生涯。他说：“对我来说，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英国人的灵魂一样宝贵，福音对中国人和对欧洲人一样重要。” 1867年底，他正式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随即被送往切斯亨特学院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为此他牺牲了自己一切的娱乐和爱好，他的心为拯救异教徒的爱火所充满；为此他如飢似渴地去学习圣经，阅读大量的属灵著作，并学习度自律圣洁的生活。他说：“在这里，我把自己一切的属世野心都抛到九霄云外，如飢似渴地阅读圣经。在切斯亨特学院最后三个月中，我把研读圣经放在我一切学习的首位。那段日子可说是我受益最多的日子。”他的光也如此照在家乡人面前，每到夜晚，他宁肯独自到大庭广众中去，到街头或到田野中去，同劳动人民接触，与他们谈天说地。

1869年9月，季雅各又进入伦敦会专为训练宣教士的高门神学院深造，并开始学习中文。期间他时常到火车站举行露天聚会，召聚路人前来听他传讲福音。当他得知自己将来要到中国宣教时，他的心对中国那些千百万灵魂的需要有着沉重的负担，常常为中国人祷告，渴望赢得他们的灵魂归主。

三、赴华宣教

1870年2月10日，季雅各在爱丁堡奥古斯丁教堂被按立为牧师；22日即从利物浦登船启程，前往中国。在船上，他被任命为船牧，向船上每一位水手和乘客传福音。他后来写道：“船上所有的人都多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总是尽我所能将基督救恩的道理讲解得明白。”

1870年5月18日，27岁的季雅各抵达北京，随即开始学习中文。还不到一个月，即传来13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被杀的消息，这使他大受震惊。他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可能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上”。尽管胆战心惊，季雅各没有选择退缩，但形势实在很紧张，他甚至做了赴死的心理准备，如此写道：“也许我们的死亡能够比我们活着更能拓展基督的事业。”当时，一场要杀尽所有外国人的谋划正在进行中，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把那些谋划者都关在了家里，待他们可以出来的时候，民众的激情已随雨消散，外国传教士因此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伦敦宣道会在北京的工作，此时已有了些基础，包括由雒魏林医生(Dr.William Lockhart)创办的一间诊所（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伦敦会早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已经开始对蒙古人的宣教工作。1817年，有两位传教士来到贝加尔湖以南的塞楞金斯克等地，向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蒙古人传福音，直到1841年被沙皇驱逐出境为止。其中的一位名叫史旺(William Swan)，其遗孀曾于1869年向季雅各讲述过这一段历史，因而激起了他重敲蒙古之门的热心。因此在季雅各抵京后不久，即以北京为基地，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对蒙古的宣教。

四、蒙古宣教

清代时的蒙古，地处中国北部和西伯利亚之间，幅员相当辽阔，中间有茫茫戈壁沙漠。除少数地区可以从事农耕外，大部分地区只适于游牧。蒙古民族是当年横扫亚欧的两位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后裔，属游牧民族。他们严冬时大多生活在粗陋的蒙古包中；炎夏他们四处寻找绿洲草场，牧放他们的牛群羊群。人们旅行只能沿着古代的茶马古道，交通工具就是骆驼拉的大篷车或牛车。蒙古境内大部分地区，气候非常恶劣，恐怖的沙尘暴时常横扫广袤的大地。

从元朝以来，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传入蒙古，成为最有势力的一种宗教。到了清朝，清政府更为积极的在蒙古推崇喇嘛教，以致僧侣数目日益增加，出生率则相对减少，昔日勇武善战的蒙古民族也日趋消沉，终至一蹶不振。据当时估计，境内一半以上的男人是佛教僧侣。金碧辉煌的佛寺坐落在大小城镇上，远远就能望见。许多佛教圣地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要想把福音传给这些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的游牧民族，传教士就得选择过一种漂泊无定的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

为了学好蒙古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以便向蒙古人传福音，季雅各决定深入到蒙古的腹地去。1870年的8月上旬，季雅各开始了他第一次蒙古之行，路线是从北京——喀尔干（Kalgan,张家口）——库伦——恰克图——塞楞金斯克——伊尔库次克，再沿原路回到北京，整个行程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其中以停留在恰克图与张家口的日子为多。

季雅各首先随着骆驼队穿过古老的南口，越过长城，到达蒙古大平原的要冲喀尔干；18天后他又在一个俄罗斯驿站长的带领下，穿越茫茫草原，到恰克图（Kiachta）去。沿途草原上点缀着蒙古包，牧人牧放着马群、牛群和羊群；沿途旌幡、蒙古喇嘛随处可见，季雅各不由得惊叹这个古老帝国的广袤。途中，因为他的护照既不被俄国人，也不被中国人接受，所以被短暂拘留，直到他从北京又得到一个新护照为止。后来他得遇一个苏格兰商人，在他家里小住一段。期间，他常深入到民间，向蒙古人询问每一件物品的名字，通过这种方式搜集词汇。他也雇用了一个老师，但这个老师实在太慢了，使得急性子的季雅各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极限。他经历了先知以利亚在罗腾树下求死的经历；他也比前更为理解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的孤独，但他从未失去他到这块土地上来的目的和异象。经过54天的艰苦旅程，季雅各终于到达西伯利亚前沿的恰克图。

到1870年末，季雅各离开恰克图，进入到蒙古包里与人分享福音。后来他受到一个虔诚蒙古人的欢迎到他家里住，与他们同住的还有两个喇嘛。在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三个月里，季雅各的语言能力提高很快，并且也了解到蒙古人的思想与观念，发现他们的思维极其简单。他尽力以他们能够理解的表达，向他们解明福音。在一年时间里，季雅各也逐渐认识并书写蒙古文了。

在独自一人的漫长程途中，季雅各亦深深体尝到孤独的滋味。有一天，难耐的孤独竟使他想要一死了之。他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我觉得自己像在旷野的以利亚，他在打败了巴力的众先知后，竟然向主求死。我实在希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宣教活动都应该两个两个的结伴而行。”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季雅各仍然没有同工，仍然孤身一人在一望无垠的戈壁和草原上独来独往。在与蒙古人的接触与交往中，他刻苦地学习蒙古的一切：在实践中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学习适应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在骑马穿越600多英里的戈壁沙漠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驾驭蒙古马，也渐渐能够忍受长时间的乾渴，以及在野外生存能力。当然他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不失时机地把福音传给他们。

1872年夏，季雅各和艾德金先生（Mr. Edkins）一起，寻访了蒙古人心目中的佛教圣地五台山。

季雅各在蒙古旅行宣教过程中，深感蒙古式佛教的喇嘛和僧侣势力之强大。因着他们，蒙古到处都是懒人。他曾说：“在蒙古，最大的罪人是那些喇嘛，最邪恶的中心是那些寺庙。喇嘛们的邪恶影响危害极大，喇嘛们的罪不仅发生在他们中间，而且在民众中间播撒下罪恶的种子。因为人民把喇嘛看得很神圣，因此他们当然认为喇嘛可以做的事，他们也可以做。因此腐败的影响瀰漫全地。”蒙古人的宗教徒有其表，他们迷信、愚昧、拜偶像。在他们蒙古包旁边最明显的东西就是旌幡，一进蒙古包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神龛，供奉着他们的神明；帐篷内还有其他佛教挂件，以及念经礼佛的祭品和银器皿。

在这种情况下，向蒙古人传福音很难。季雅各只能先尽可能地住在他们中间，接近他们，并按照他们的习俗生活。他经常去蒙古包探访蒙古人家庭，与他们一边喝奶茶，一边向他们展示圣经图片，并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向他们讲解每一幅图画。接着他会发给他们一些福音单张和教义问答，并简短加以解释。虽然有些喇嘛会提出些问题，但他们很难相信圣经，很难接受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基督教的救恩论和末世论对蒙古人来讲太难太难了，要想让他们明白属灵的真理实在是不容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透过季雅各自己的行为和交谈，让蒙古人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季雅各在蒙古辛勤劳苦了四年，到1874年时，尚未得一人信主，甚至连一个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都没有。当有人问到此事时，季雅各说他所从事的是撒种的工作，而使它生长的是神，到了时候必有收成。

季雅各所到之处，都和蒙古人打成一片，以至于他被蒙古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季雅各”。

五、婚后生活与宣教

季雅各的婚姻富于浪漫色彩。每当季雅各在蒙古荒漠中孤寂难耐之时，就向主祈求赐给他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帮助他。1872年，他在北京的好友米奇 （Mr. Meech）与来自伦敦的普兰卡尔小姐（Miss Prankard）结婚。有一天季雅各到他们家串门时，看到挂在牆上的普兰卡尔小姐的妹妹艾米莉（Miss Emily Prankard）的照片，此后他也经常听到他们谈起她。虽然季雅各从未见过艾米莉这个女孩，但这时突发奇想，竟大胆地写了一封信给她，向她求婚。没想到这女孩子竟答应了他的求婚，并前往拜访了他在英国的父母，父母也都很喜欢她，而且觉得她对季雅各很合适。季雅各在他1875年1月31日的北京日记中如此写道：“我于春天前往蒙古，一直骑着骆驼旅行直到7月。回到喀尔干惊讶地发现我已经被对方接受了。”同年12月，艾米莉来到中国，季雅各到天津码头去接她。那天很冷，季雅各身穿大衣，脖子上围着个大毛线围脖。艾米莉登岸后第四天，12月8日，他们就结婚了。季雅各后来写道：“她是一个快乐、性格开朗的女孩，比我更虔诚爱主，比我更像一个传教士。”

季雅各很看重家庭生活，婚后第一年，他们基本上都住在北京。艾米莉是一个勇敢的女子，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远离孤独，甘愿分担丈夫的重担。因此在1876年4月，她就同丈夫一起前往蒙古腹地宣教。此行历156天之久，期间她忍受了种种难以言喻的苦楚，恶劣的环境，沙尘暴，以及奶品和羊肉等饮食习惯对艾米莉实在是极大的考验。所到之处，没有私人的空间；所接触到的尽是些愚昧粗鲁的民众。气候变化无常，五月份还在结冰。有一次，一场暴风骤雨持续了36个小时，洪水几乎把他们的帐篷卷走。但为了福音的缘故艾米莉甘心乐意地忍受这一切，尽管有诸多难处，他们还是有许多喜乐，因为他们可以生活在蒙古人中间，以实际行动和工作表达他们对蒙古人的爱。而且艾米莉特别有语言天赋，对新语言的掌握快速而又准确。

严冬季节不适于长途旅行，季雅各就多半时间留在北京，但他仍不放过每一个向蒙古人传福音的机会，经常出去寻找蒙古人家庭，和他们谈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也时常挑着一担子的圣经和福音书刊，到商贸市场上，到蒙古人经常进出的喇嘛庙外，到蒙古人聚居之地，或走街串巷，售书给他们。每当有人前来围观，他就向他们介绍那些书刊的内容，或为他们诵读圣经。那许多蒙古人来自蒙古各地，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圣经和福音带到蒙古境内的每一个地方。有些蒙古人很想买书，却没有现金，季雅各就答允他们以货物来交换，所以他经常卖掉了书刊，却又挑着装满了乳酪、大饼、羊肉等食品的担子回来。

最有效的方式是他藉着行医施药来接近当地人民，尽管有些人有求于他的事情古古怪怪，比如“有人想要更聪明些，有人想要更胖些，有人希望从精神错乱，或从烟瘾、酒瘾、或茶瘾中解脱出来。最多的男人希望能够得到使他们的胡须生长的药，而妇女和孩子们想要得到的是能够使他们的皮肤变得和外国人一样白的药。”经过十年的劳苦，季雅各越发认识到，行医施药是把他带到那些过去宁愿远离他的百姓中间的最有效的方法。

季雅各在其长期宣教生涯中，只有两次回英国休假述职。第一次是因妻子生病，在蒙古的艰苦生活几乎使她的身体垮掉；季雅各自己也因多年的奔波劳苦而疲惫不堪，最后在医生的敦促下，于1882年春，季雅各携眷回英国休假。在英期间，季雅各将他12年在中国陆陆续续所写的札记整理成书，题名为《在蒙古人中间》(Among the Mongols)，于1883年4月付梓出版，没想到在英国引起极大轰动，好评如潮，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季雅各被看为“沙漠英雄”，宣教士中的“鲁宾逊”。他也因此应邀到各地讲道或演讲，其重要信息就是多多为传教士祷告。他说：“如果没有祷告，我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潜水员深潜到水底而没有空气，不能够呼吸一样；就好像一个救火队员爬到着火的屋顶而手里的水枪没有水一样；就好像一个战士向敌人开火而枪膛里没有子弹一样。”每到主日他去教会做礼拜时，他宁愿不开车或乘坐公共汽车，而选择步行12英里远，去听司布真牧师的讲道，然后再步行回家，尽管腿酸脚痛，也乐此不疲。

季雅各的蒙古传奇故事也在英国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引起英国人的兴趣和热忱。许多报刊杂志向他约稿，甚至有人建议他不要再到蒙古去，而改为从事文字工作，一定会更有成就。然而在季雅各看来，没有一件事比直接在蒙古人中间传扬福音更为重要，因此他在第二年就义无反顾地回到蒙古宣教。

1883年9月，季雅各携全家回到北京。1884年初，季雅各再次徒步踏上征途，开始了他最为著名的蒙古之旅。这次他没带任何药物，所有东西都在自己的背囊里，就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穿行整个蒙古地域。就是在这次旅途中，他终于赢得一个蒙古牧民归主。事情发生在1884年3月1日，那天他在一间土房里向一个喇嘛传讲耶稣基督。这时有一个牧人进来要挑旺灶膛里的火，结果弄得满屋子浓烟滚滚。虽然二人相距只有两码远，彼此竟看不清对方。没想到这人却对季雅各说他已经听讲耶稣基督有好几个月了，现在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时屋内的烟雾已经淡了许多，当时季雅各背靠在铺板上，而那个人则蹲在门口边。季雅各描述当时情景时说：“对我而言，那个地方就像天堂一般美丽，从烟雾里传来的立志归主之言，我听起来就像来自彩云端的天使之声。” 季雅各为此开心极了，然后他和这位初信者一起旅行了23英里，一路上谈个不停，最后到了一僻静之地，他们跪在地上一起做了祷告之后才分手。这位归信者后来经美部会传教士施洗，并且加入喀尔干教会。这件事使季雅各认识到个人谈道是最有功效的，此后他经常从早到晚与慕道者谈道，回答他们的信仰问题。

尽管妻子随季雅各回到蒙古，但因环境之艰苦和长期之劳累，使她的健康大受亏损。在两年多时间里，倍受疾病困扰和折磨。在她离世前六个星期，季雅各和妻子所交谈的多是属灵方面的事情，直到她虚弱到不能说话。1885年9月19日，季师母病逝于北京，留下两个男孩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孩。她和季雅各在一起度过了11年快乐幸福的婚姻生活。

1886年3月，季雅各托人把两个大孩子带回英国读书。

六、最后年月

自英国休假回来后，季雅各就已将宣教工作的重心从游牧蒙古人转到东蒙农耕蒙古人身上。在妻子去世后三个月，他就开始开拓新的宣教工场，先后以大城子和朝阳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拓展。自从他的妻子——唯一的宣教同伴——离去后，伦敦会一直找不到与他一起同工的伙伴到蒙古去，所以在其人生最后六年里，季雅各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民间医生，边行医边传道。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把帐篷搭在通衢闹市旁边，从早到晚，全天在那里传道，为人看病。他所看的病无所不包，包括瘙痒症、风湿症、眼疾、疟疾、妇女病、因烈酒引起的肠胃不适等病症。根据他的一份工作报告，在八个月时间里，他一共旅行了1860英里；为6千多人看病；向2万4千多人讲道；售出3千多本圣书，发放出4千5百多份福音单张。结果呢？很遗憾地说，只有两个人公开决志信主。那时蒙古人的三大罪恶是抽烟、吸鸦片和酗酒，季雅各传福音时，要求他的信徒禁戒这些事，即使此举可能使得他们离开，他也要坚持这样做。他入乡随俗，穿戴像当地蒙古人一样，手捧大碗喝粥。他日常生活极其简单，每天平均消费仅六文钱。很少有传教士像他那样经历了长期的孤独，以至于他时而感到抑郁，因此他时常写信给他英国家乡的教会，请求为他祷告。

季雅各一直渴望自己的宣教差会能派一个人来与他同工，但差会也无可奈何，因为人实在难找。最后总算找到一个传教士前来协助他，这才使他有机会第二次回国休假。1889年4月，当这位忠心的“蒙古使徒”回到英国时，只见他瘦骨嶙峋，满脸风霜，以至于连他的朋友都认不出他来。当季雅各看到他两个没妈的孩子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日后他写出《季雅各和他的孩子们》一书，感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1890年5月，季雅各结束休假，再次回到蒙古，沿着同样的路线继续他的宣教事工。他最后亲见三个蒙古人教会建立起来，当然他也经常遭遇到他所服事的蒙古人的反对。

1891年4月，季雅各应邀回到天津，参加伦敦宣道会华北区会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被推举为大会主席，每天晚上的培灵会也都为他所主持，为大会尽上了他最好的服事。当他在罗伯茨（Dr. Roberts）家中做客时，不幸突然罹患致命的伤寒，受此病痛一波波袭击达11天之久。在昏迷中，季雅各时常发出呓语，就好像仍然生活在蒙古草原上，并催促他的同工们要信靠上帝，以取得更好的成果。1891年5月21日，这位孤独的“蒙古使徒”，终于息了地上的劳苦，通过天门，进入天上的圣城。未来天上的生活对他来讲是如此真实！自从他的妻子回归天家之后，那里一直是他所向往的所在，天堂的境界对他早已不陌生。但当他离世的消息在广袤无垠的蒙古传开时，当那些身强力壮的蒙古汉子知道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季雅各”时，都禁不住像孩子般地哭了起来。

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人们为季雅各举行了安息礼拜，在节目单上印有本仁约翰《天路历程》上的诗句：“他们把这位天路客安放在窗户开向太阳升起的顶层阁楼上”（The pilgrim they laid in an upper chamber whose window opened toward the sunrising）。季雅各的棺椁由中外同工和朋友们接替抬着；中国基督徒用中文唱起“在荣耀里安抵天家”（In the Christians home in glory）的诗歌；当棺椁下入墓穴时，孩子们把鲜花投入穴中，这是他们为英雄所举行的下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