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可颂

1884年3月，嘉可颂（Arthur Frame Jackson）出生在英国的Oxton，是家中第二个男孩。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并且热心于教会事奉，父亲是教会里的长老。在嘉可颂殉道时，他的一位叔叔在尼日利亚宣教，他的一位阿姨则在印度宣教工场上努力地工作着。

年轻的嘉可颂十分热爱运动，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是划船队和足球队的主将，为学校赢得了许多的荣誉。他曾担任剑桥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主席，积极投入校内外各项福音事工。毕业后，他在利物浦医院实习。

1910年，嘉可颂向苏格兰联合教会提出申请成为一名宣教士，正好该教会准备要在中国东北沈阳（当时叫奉天）创办一所医学院，就立刻派他到中国，准备在即将成立的医学院内任教。同年9月底，嘉可颂从英国启程，11月6日抵达上海，11月10日从上海离开，经过四天的舟车劳顿，才到达沈阳。Dr. Christie 和Dr. Young迎接他，此后便在沈阳从事医疗宣教工作。Dr. Christie 和Dr. Young也是医疗宣教士，他们在沈阳建立了医院，很多人因为在医院里就医而信主。建立医学院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是他们下一步的宣教工作，嘉可颂来到沈阳，就是准备参与医学院的宣教工作。

到达沈阳后的两个月里面，嘉可颂在Dr. Christie的医院里面工作，他参加每个主日的崇拜，并开始学习中文。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中文名字“嘉可颂”，他知道这个名字是“good, excellent”的意思，人们尊敬地称呼他“嘉大夫”。

1910-1911年，东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也就是俗称的“黑死病”或鼠疫，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夺走了五万多条人命。这场瘟疫发源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一带，沿着铁路干线一直向南迅速蔓延。10月12日瘟疫在满洲里肆虐；11月7日蔓延到哈尔滨；12月14日到长春；1911年1月到了沈阳。由于华人新年将近，许多人回家过年，病情难以控制；再加上气候酷寒，人们大都留在室内，室内环境卫生较差，便成了病菌的温床。更可怕的是瘟疫不仅经由老鼠传染，也可由人直接传染给人，只要呼吸到病人的咳嗽，就有可能遭受感染。感染的症状是发烧、咳嗽、吐血，不久就会死亡，死后皮肤呈紫色，整个过程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嘉可颂等医疗宣教士立即投入到防疫工作中。从1月14日开始，他主要负责铁道的检疫工作，城外的火车站改成检疫站，检查所有的旅客，怀疑被感染的人都要被隔离起来。为了能更好地照顾那些已经被感染瘟疫面临死亡的病人，他从1月17日开始就住在检疫站里。和他一起同工的Mr. Coppin在家书中写道：

“I had been working at the station for ten days with Dr. Jackson, and know he was a man of sterling worth and very brave. He went among the poor plague-stricken coolies, his only thought how he could, in face of many difficulties, alleviate their sufferings.” （我和嘉可颂医生在防疫站里已经工作了十天，他是一位坚毅而勇敢的人。他每天穿梭在那些感染瘟疫的苦力中间，面对种种艰难，他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尽自己所能减轻那些病患的痛苦。）

嘉可颂深知这场瘟疫的严重性，也十分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工作时穿戴全副的防疫装备，随时保持警觉。同时他也十分照顾和他一同工作的同工们。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在家书中完全没有讲起这件事，只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提起。但不幸的是，在连续工作了十天之后，1911年1月24日清晨，嘉可颂身体感到不适，无法起床，然后出现瘟疫的症状。虽经其他的医生全力抢救，但也无济于事，在次日晚上8点50分，嘉可颂溘然长逝，安息主怀。他在沈阳的医疗宣教工作仅仅10个星期，计划中的医学院还没有开学，他就已经为了主耶稣基督，为拯救中国人的生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年仅26岁，不禁令人唏嘘。

东北三省总督锡良在嘉可颂的追思礼拜上，奉送抚恤金一万元给他的母亲。嘉可颂的母亲将这笔抚恤金全数捐给兴建中的医学院，用来栽培中国未来的医生。锡良总督知道这件事后，深受感动，又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捐献两千元，用来为医学院购置更为完善的设备。后来建成的这所教会医学院——奉天医科大学，就是现今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之前身。

这场瘟疫直到1911年3月初才平息，同年4月中国政府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防疫大会，对这次瘟疫留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由于这次的防疫经验，再加上奉天医科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使得在十年后东北再次爆发瘟疫时（1920-1921），很快就得到有效的控制。嘉可颂医生为中国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可歌可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