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珍

金宝珍姑娘（Miss M. Olive Atkinson)）于1902年3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Toronto），早年生平事迹不详。仅知她于1920年信主后即乐于向人传福音，并有志于作宣教士到印度去。但当她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帶领时，神却明确地指引她去中国。1925年4月，金宝珍加入中华內地会。同年10月15日，她乘船离开加拿大温哥华，于11月3日抵达中国。

金宝珍先进入江苏扬州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约半年之久。1926年4月下旬，她被分派到四川彭山宣教站工作。当时该宣教站宣教范围涵盖800平方哩，却只有内地会宣教士云登夫妇（Mr. & Mrs. Gilbert Vinden），带同一位男传道和一位看门的老婆婆而已。金宝珍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也深受鼓舞。

金宝珍到达四川时，正值中国内战频仍之际。战争造成物价上涨，商品奇缺，以及连年饥荒。1926年9月在四川又发生了“万县惨案”，因英国轮船撞沉民船而被当地官府扣留，英国炮舰轰击万县城，造成一千多间民房和商店被焚毁，五千余军民死伤。“万县惨案”令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反帝情绪高涨，直接威胁到外国侨民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英、美等国领事馆下令撤侨，特别要求那些身在内地省份工作的宣教士撤退到沿海一带城市。1927年2月，有60多位宣教士撤退到上海，其中大部分来自四川省，但金宝珍和部分宣教士仍坚持留守在当地。由于在云南宣教的薛牧师（Rev. Morris Slichter）和他三岁的女儿路得（Ruth）惨遭强盗杀害，导致更多的宣教士撤离。同年5月，金宝珍亦撤退到上海。在撤离途中，金宝珍与来自澳洲的内地会宣教士韦显明（Norman J. Amos）相识。韦显明于1924年11月初抵达中国，当时在四川的合江宣教。在上海等候期间，二人相处日深，彼此情投意合，遂订定终身，并于1927年8月17日在上海完婚。

1928年4月，韦显明夫妇重返四川。因当时金宝珍已有孕在身，不宜随夫远去合江，况成都又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故留在成都待产。同年9月4日，他们的长子保罗（Paul Norman）出生。

1929年下半年，他们被差派到成都西南约40哩的邛州宣教站工作。当时整个宣教站只有他们二人，而且要重建被破坏了的宣教站，重新争取当地人的好感，其劳苦与艰辛可想而知。幸好邛州离彭山和成都不是太远，方便他们与附近地区的宣教士联络和来往。1930年初，韦显明与彭山的云登教士、嘉定的顾明德教士（Thomas Cook）、打箭炉的叶长清师母（Mrs. James H. Edgar），以及成都的董辅仁师母（Mrs. John R. Sinton）和蓝保惠姑娘（Miss Maison E. Cleveland）等人联合举办了为期12天的帐幕布道大会，取得很大成功。

在其后的两年中，韦氏夫妇的大女儿海伦（Helen Irene, 1930年2月9日）和次女以斯帖（Esther Olive, 1931年4月15日）先后在成都出生。金宝珍一方面担负起照顾丈夫和儿女的责任，一方面还要在宣教工作上为丈夫分忧解难，同心协力见证神。1932年元月，韦显明再次邀请邛州附近的宣教士联合举办帐幕布道会。他们分工合作，韦显明和顾明德、云登等宣教士负责布道，韦师母和顾师母等人则负责带领妇女和儿童聚会。虽然时值寒冬，但十天的布道会中，每晚都有200多人参加，进一步打开了这一带的宣教之门。

1932年3月，韦氏夫妇将宣教站迁入邛州市中心的一座新福音堂。启用新址时，他们连续举办了十个晚上的布道会，每个夜晚都挤满了人，好些人不得不站在街上听道。因为新宣教站位于商业区繁华地段，故此他们有机会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1932 年7月，韦师母搭乘公共汽车时遭遇意外，几乎丧命。日后她曾作见证说，经历这次死荫的幽谷后，她坦然面对死亡，心里再无半点的惧怕。不久霍乱流行，韦师母在成都不幸感染上霍乱病毒，虽经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极力抢救，但12小时后，即在1932年9月3日清晨，凶恶的霍乱还是夺走了她肉身的生命，离世时她刚满30岁。她在中国从事宣教和服务将近七年，便息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了。遗下她的丈夫和一子两女，当时长子仅四岁，小女儿只有一岁半。

熟悉金宝珍的内地会四川的副监督董辅仁（John R. Sinton）追述她时，认为她有过人的观察力，信仰坚定，是非分明，对生活充满乐观。那些与之相处过的妇女们对金宝珍的去世尤为悲痛，因为她经常与她们分享神的话，在生活上关心、帮助她们。就连一个对她存有敌意的佣人，最终也因她的爱心，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

当年金宝珍预备到中国宣教之时，神用约书亚的话激励她：“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9）她在中国的七年，诚然是如此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