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低地地区的杜埃（Douai）。他年轻时即才华出众，精力旺盛，善于应变，富有远见。1594年加入耶稣会，完成所需学业后，于1607年由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奉差派赴远东传教。在印度果阿（Goa）传教2年后前往中国，于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秋抵达澳门。翌年春，他经由肇庆抵达南京，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初到南京，为方便传教，尽快熟悉中国文化，金尼阁师从于郭居静（Lfizaro Catfin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耶稣会士学习汉语。他经常“往来于南京、杭州、北京、韶州等地的耶稣会之间”，负责教务方面的工作。期间结识了一批官员和士大夫，与李之藻、钟鸣仁等人交往深厚，常在一处讨论宗教信仰问题。1611年4月，李之藻因父亲去世回杭州奔丧，趁些机会，征得耶稣会在华负责人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同意，邀请郭居静、金尼阁入杭开教。1611年5月8日，金尼阁与郭居静、钟鸣仁、李之藻等人在杭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的耶稣会弥撒礼。杨廷筠是李之藻好友，在朝中任职，笃信佛教，适到杭州弔唁李父，与郭、金偶遇，“欣然叩其宗旨，既而恳觌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临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礼之。”杨廷筠对天主教极其景仰，常与金尼阁辩论宗教问题，后领洗归信基督。杨廷筠与徐光启、李之藻均为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天主教“三大柱石”。当时杭州大多数耶稣会士都住在杨廷筠家中。1612金尼阁调研了天主教中国教区的教务状况后，编写了1610-1611年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区年度报告，“主张继承以利玛窦的谨慎的传教方针。”[4]

金尼阁在教务方面的出色表现深得新任中国教区会长龙华民赏识，1613年2月，他奉龙华民之命，从澳门启程赴罗马晋见教皇，为诸多的教务问题寻求明确的答复。这些问题大多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共有五十项之多。其中主要有：“一是请求允许用中文做弥撒，二是物色杰出的数学家来华，三是募集大量书籍运往中国。”[5]并请求为在中国的传教团确立独立的地位和寻求财力与人力方面的支持。当时在华传教士还面临适应当地风俗的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神父在弥撒仪式时可否“不脱帽”诸如此类的问题。金尼阁于1614年10月抵达罗马。对其所呈问题，教廷迅速作出了回应，经罗马神学院耶稣会神学家们的讨论，于1616年1月15日举行专门会议同意给予在中国的耶稣会请求下的特许权：“允许神父们在行弥撒仪式时戴帽子；允许将圣经翻译成文言文中文；允许中国籍的神父主持弥撒，允许祈祷时用中文文言文背诵。”[6]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用中文行各种圣事的想法未能付诸实现，但金尼阁仍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天主教传教士。”[7]在这次从中国到罗马的漫长旅程中，金尼阁用拉丁文翻译并增写了利玛窦（Matteo Ricci）用意大利文撰写的回忆手稿《利玛窦中国札记》，改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该书叙述明末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史和中国的风俗文化，有英、法、德等语言的译本。完成了在罗马的任务之后，金尼阁又在欧洲周游了2年时间，向各国各方筹措资金及采购图书仪器。教皇保罗五世向中国耶稣会赠送了五百多册图书。金尼阁和同伴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耶稣会德国传教士）遍历意、法、德、比等国，募集到7000部西洋书籍。金尼阁还积极游说各国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吸引了22位年轻耶稣会士加入到中国传教行列，其中的的邓玉函、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Giacomo Rho or Jacques Rho)和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等人日后都成了杰出的传教士。在环游欧洲期间，金尼阁还为中国文化进行了广泛宣传，在欧洲掀起了中国传教的热潮。在斯德可尔摩国家博物馆现仍存有身着中国服饰的金尼阁画像。

1618年4月16日，由五艘航船组成的船队从里斯本起锚出发，驶向远东，金尼阁率领22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征程。他们于次年7月22日抵达澳门；1620年春到达南京。在这次漫长而艰苦的行程中，由于受到瘟疫疾病的袭扰，有7位传教士病死于途中，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兄弟艾利。所募集来的物品也因船只失事或海盗的抢劫而受到损失。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和仪器，其中7000部精装图书“囊括了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8]按金尼阁本人估计其价值相当于当时欧洲一万金币市值。金尼阁希望将这些书籍和仪器分批运至北京，建立一个教会图书馆，并联络艾儒略（Giulio Aleni）、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等当时有名望的中外人士翻译出版这些书籍。杨廷筠在为艾儒略所著的《西学凡》里如此评论道：“有七千册西方书籍从海外运抵中国。所有这些书都应该译成中文。……如果我有十年时间，同时有二十个或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就能共同完成这一任务。”[9]足见金尼阁当时的雄心大略！

金尼阁所奉行的是由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方略，他不但带来了大量书籍和仪器，还吸引了一批西学人才，这些人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如邓玉函就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医学家，是明末来华传教士中知识最为渊博的人，著有《远西奇器图说录撮》，也是第一个把望远镜带进中国的人。汤若望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后来在清廷中任职，官居一品，被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可惜的是，随着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病逝，要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遇到挫折。而且又适逢“南京教难”，传教士受到很大的迫害，大大影响了翻译和传播西书的计划。后世学者专家在北京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时，仅发现了“七千部”中的残余数百部书。这段历史令人扼腕痛惜！

金尼阁学习利玛窦等前人的传教经验，广泛结交上层官员和士大夫，以西方先进科技和学术作为传教策略。“先后在河南开封、山西绛州、陝西西安等地开辟传教据点。”[10] 除传教外，金尼阁还广泛进行译著和出版宗教书籍等工作。除1615年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外，其他著作还有：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三卷，王徵与邓玉函合作为其作序。这是他唯一用中文所写的著作，説明中西文字的相互沟通，“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中国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贡献。”[11]《五经》拉丁文译著，很多欧洲人从此著作中了解了中国和中国圣人——孔子。此外还有《况义》一卷（即《伊索寓言》）、《推历年瞻礼法》一卷、《宗教祷文》和《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等著作。

金尼阁在华十八载，因其所从事的传教、科学及著述等活动，在天主教在华传播，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