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

康月娥

E. Cajander

芬兰自由宣教会女宣教士。在江西永新兴办教育、宣教达30年之久,最后将自己的爱与生命倾倒在中国大地上。

康月娥姑娘(Miss E. Cajander)来自芬兰,其出身背景不详。仅知道她隶属于芬兰自由宣教会,于1898年到中国,被分派到江西井冈山脚下的永新宣教。此后直到1915年,她先后与安姑娘(Miss J. W. Arpiainen)、爱姑娘(Miss A. E. Ehrstrom)、班庆恩姑娘(Miss Hannah Bance)和颜懿廉(Miss E. E. Ingman)等宣教士同工。她们是內地会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屬差会规模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內地会照管她们。在永新宣教实非易事,她们在那里辛勤工作17年之后,据1915年统计,总共只有111人受洗成为基督徒。1926年,又有席爱仁姑娘(Miss A.A.H. Hedengren)从吉安转来永新工作。到1927年时,永新宣教站只有康月娥、颜懿廉和席爱仁三位姑娘,她们的宣教工作重点是兴办教育,先后在永新设立了男校、女校、福音堂,并建立起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宣教中心。

除兴办教育外,她们亦热心向当地人传福音。1926年,内地会江西监督陶守谦牧师(Walter E. Tyler)曾报道他巡视永新时所听到的一个见证:有一个杀人犯,被判处十年徒刑。康月娥和一个中国信徒到监狱中去探访他,送给他福音书和一些福音单张。当她们再次探访他时,他请求给他一本新旧约圣经。他收到并读过圣经后,信从了耶稣基督,生命发生了改变。不仅如此,他还把福音传给其他囚犯。当他刑满获释后,首先去的地方就是福音堂。因他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福音堂,也不知如何敬拜神。所以当他坐在福音堂里听道时,心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安、喜乐和满足。

1926年之后,政局动荡,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永新处在内战和革命的漩涡中,常有各方军队北上南下,内地会宣教站和宣教士的财产和生命常常受到威胁,宣教工作大受影响。从1928年康月娥写给内地会的报告中可见一斑:“这回来了约2000军人,永新的小镇根本容不下他们。我们的男校头一次被征用了三天之久,政府还借用我们的礼堂来开民众大会。……我们每天早上的晨祷会没有信徒敢来参加。……我们在澧田(Litien)和曲江(Fukiang)的两处福音站全被焚毁……,令我十分心痛。”因为那时,康月娥已在永新工作了整整30年,永新已经成为她的家。虽然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与磨难,但她内心却非常平安,她说:“我们安息在神的爱中,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捨命的爱》,第351页)

1928年,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工农红军之间展开“围剿”和“反围剿”之战,永新地处漩涡中心,几经易手。教会的教堂、学校,以及宣教中心尽遭劫掠,建筑物皆被烧毁。当地百姓也遭涂炭,康月娥、颜懿廉和席爱仁三位姑娘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帮助下,得以逃离永新脱险。

待战事稍缓后,康、颜、席三位姑娘于1929年10月随着大批逃难的百姓返回永新,打算在断壁残垣中重建宣教中心。但没过多久,红军卷土重来,再占永新,三位女宣教士再度踏上逃亡之路,避往吉安。在颜懿廉于12月10日发出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她们如何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帮助下逃出永新,抵达吉安的:

“1929年11月25日,信徒们来劝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县长、邮政局和电信局的职工,以及大批商人早就逃离此地。当天下午,我们到一个住在镇边附近的信徒家中。他劝我们应早沿河往下游走。但那时已很混乱,路上并不安全。于是等到晚上,趁天黑请人背我们过河,进入一农村暂避。在我们家当了25年的厨子和一位年轻助手,也到此处避难。11月27日清晨,枪声四起,数小时后,红军进占永新,封锁全镇,进行恐怖政策。并分散往四周的农村搜索追捕,或是就地枪决、或是拿赎金放人。全部道路设防,若遇任何想逃走的人,即格杀勿论。

我们在河边的一所泥屋躲藏了两天,晚上则回去睡在农村房顶的储物室;村民开始对我们感到不安。12月1日,红军突然到这农村搜查,我们在房顶也听到楼下士兵的声音。我推醒了康姑娘,示意噤声,不住祷告,并且躺着不动,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废物。士兵到处仔细搜查,连一副在泥屋里的棺木也要打开来看,甚至爬上房顶,搜查过储物室,却蒙主保护没有发现我们。虽然我绞尽脑汁设法逃避,但是真是谋事在人,而成事在主啊! 经历过那天的惊险,房东怕连累了他,要我们立刻离开。我说:‘我们现在就回去镇上,免得连累你。’但他没有听进去,却和厨子及助手想出一个主意来。在村外有一个厕所,半夜把我们带出去,在厕所内加上一道砖牆,把我们围在里面,仅仅可以坐在地上而已。当他们砌上最后一块砖时,我感觉如约拿在鱼腹中一样。藉着清晨从牆隙透射进来的阳光,我念了当天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7-9)我从心里不禁喊出‘阿们’来。

在这夹墻里,窄得只可容康姑娘躺在稻草上,我则倚牆而坐,这样如坐监牢般的熬过了两天三夜。12月4日深夜,厨子和助手来拆下砖牆,带我们一起逃难。康姑娘穿上农妇装,我扮作农夫,带着圣经和一些银钱,趁着黑夜,在阡陌间跌了二十多次。

黎明时,我们向八哩外的一个福音站走去。一位信徒来接应,带我们翻山越岭,到达安全地带,享受了一顿饭后,便躺下休息。厨子和助手则回农村取回行李杂物。不料,当天红军再到农村,抓了厨子的妻子,拷打成招,逼她供出我们在何处。于是,下午5时,厨子和助手跑回来,告诉我们:‘快起来立刻逃走吧!’

感谢主的看顾,找到两位本地男子,愿意带我们在黑夜里逃亡。于是我们拿着拐杖,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经过了一个红军哨站,刚好那天撤哨,平安无事,找到一农村歇一歇。 早上9时抵达河边,准备雇船转水路走。平日这里有许多船只停泊,可是今天连一艘船也没有。于是我们就在河边休息吃早餐。那时,一个小孩从我们刚经过的福音站跑来,急匆匆地说:‘爸爸被红军抓了去,他们还来我们家搜查,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有16个人正追过来,要逮捕你们哩!’

果然,枪声远远传来,匆忙放下早餐,立刻继续从陆路逃走。在最初三、四哩的路上,枪声仍是断断续续的从后面传来,但到了离永新约27哩的大路上,我们竟遇到一批永新认识的人站岗,非常高兴见到我们,还问及他们在永新亲人的情况,可惜我们无法回答。原来这班人是永新的团练,较早搬迁到这里定居的,我们在永新住了30年,怎会不认识他们呢?因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故我们可以安心地慢慢前行了。

翌日,抵达永阳(Yung Yang),离开永新已40哩了。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高兴的盛大欢迎我们,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1930年2月,红军进占吉安。康、顏、席三人乘船沿赣江北上,欲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于途中遭红军逮捕。时康月娥年纪已大,又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再不堪忍受惊吓、冻馁及苦虐,故被捕三日后,即与世长辞,将自己的爱与生命倾倒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资料来源

  • 黄锡培著,《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美国中信出版社,2006年。
  •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s) 中国内地会月刊英国版《亿万华民》1900年第78,144页;1901年第124页;1902年第41,112页;1903年第14,28,106-107,129,143页;1904年第3,13,129页;1905年第35,143页;1906年第179页;1907年第48页;1908年第15,132,147页;1909年第192页;1910年48页;1911年第63,191页;1912年第147页;1913年第63,180页;1914年第63页;1915年第63页;1919年第96页;1922年第23页;1924年第109页;1926年第46页;1927年第139页;1928年第28,112页;1930年第38,46,57,63,67,76,85页。
  • 同上北美版(North American Edition)1900年第73页;1919年第144页;1926年第60页;1928年第109,125,142页;1930年第41-42,62页。
  • CIM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1895, 1900, 1901, 1905, 1910, 1915, 1920, 1925.
  • MacGillivray, 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 1914, 1915.
  • MacGillivray, 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 Stanford, 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 CIM, 1908.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6, 1917, 1918, 1919, 1923, 1924, 1927.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