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月娥

康月娥姑娘（Miss E. Cajander）来自芬兰，其出身背景不详。仅知道她隶属于芬兰自由宣教会，于1898年到中国，被分派到江西井冈山脚下的永新宣教。此后直到1915年，她先后与安姑娘（Miss J. W. Arpiainen）、爱姑娘（Miss A. E. Ehrstrom）、班庆恩姑娘（Miss Hannah Bance）和颜懿廉(Miss E. E. Ingman)等宣教士同工。她们是內地会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屬差会规模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內地会照管她们。在永新宣教实非易事，她们在那里辛勤工作17年之后，据1915年统计，总共只有111人受洗成为基督徒。1926年，又有席爱仁姑娘（Miss A.A.H. Hedengren）从吉安转来永新工作。到1927年时，永新宣教站只有康月娥、颜懿廉和席爱仁三位姑娘，她们的宣教工作重点是兴办教育，先后在永新设立了男校、女校、福音堂，并建立起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宣教中心。

除兴办教育外，她们亦热心向当地人传福音。1926年，内地会江西监督陶守谦牧师（Walter E. Tyler）曾报道他巡视永新时所听到的一个见证：有一个杀人犯，被判处十年徒刑。康月娥和一个中国信徒到监狱中去探访他，送给他福音书和一些福音单张。当她们再次探访他时，他请求给他一本新旧约圣经。他收到并读过圣经后，信从了耶稣基督，生命发生了改变。不仅如此，他还把福音传给其他囚犯。当他刑满获释后，首先去的地方就是福音堂。因他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福音堂，也不知如何敬拜神。所以当他坐在福音堂里听道时，心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安、喜乐和满足。

1926年之后，政局动荡，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永新处在内战和革命的漩涡中，常有各方军队北上南下，内地会宣教站和宣教士的财产和生命常常受到威胁，宣教工作大受影响。从1928年康月娥写给内地会的报告中可见一斑：“这回来了约2000军人，永新的小镇根本容不下他们。我们的男校头一次被征用了三天之久，政府还借用我们的礼堂来开民众大会。……我们每天早上的晨祷会没有信徒敢来参加。……我们在澧田（Litien）和曲江（Fukiang）的两处福音站全被焚毁……，令我十分心痛。”因为那时，康月娥已在永新工作了整整30年，永新已经成为她的家。虽然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与磨难，但她内心却非常平安，她说：“我们安息在神的爱中，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捨命的爱》，第351页）

1928年，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工农红军之间展开“围剿”和“反围剿”之战，永新地处漩涡中心，几经易手。教会的教堂、学校，以及宣教中心尽遭劫掠，建筑物皆被烧毁。当地百姓也遭涂炭，康月娥、颜懿廉和席爱仁三位姑娘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帮助下，得以逃离永新脱险。

待战事稍缓后，康、颜、席三位姑娘于1929年10月随着大批逃难的百姓返回永新，打算在断壁残垣中重建宣教中心。但没过多久，红军卷土重来，再占永新，三位女宣教士再度踏上逃亡之路，避往吉安。在颜懿廉于12月10日发出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她们如何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帮助下逃出永新，抵达吉安的：

“1929年11月25日，信徒们来劝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县长、邮政局和电信局的职工，以及大批商人早就逃离此地。当天下午，我们到一个住在镇边附近的信徒家中。他劝我们应早沿河往下游走。但那时已很混乱，路上并不安全。于是等到晚上，趁天黑请人背我们过河，进入一农村暂避。在我们家当了25年的厨子和一位年轻助手，也到此处避难。11月27日清晨，枪声四起，数小时后，红军进占永新，封锁全镇，进行恐怖政策。并分散往四周的农村搜索追捕，或是就地枪决、或是拿赎金放人。全部道路设防，若遇任何想逃走的人，即格杀勿论。

我们在河边的一所泥屋躲藏了两天，晚上则回去睡在农村房顶的储物室；村民开始对我们感到不安。12月1日，红军突然到这农村搜查，我们在房顶也听到楼下士兵的声音。我推醒了康姑娘，示意噤声，不住祷告，并且躺着不动，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废物。士兵到处仔细搜查，连一副在泥屋里的棺木也要打开来看，甚至爬上房顶，搜查过储物室，却蒙主保护没有发现我们。虽然我绞尽脑汁设法逃避，但是真是谋事在人，而成事在主啊！ 经历过那天的惊险，房东怕连累了他，要我们立刻离开。我说：‘我们现在就回去镇上，免得连累你。’但他没有听进去，却和厨子及助手想出一个主意来。在村外有一个厕所，半夜把我们带出去，在厕所内加上一道砖牆，把我们围在里面，仅仅可以坐在地上而已。当他们砌上最后一块砖时，我感觉如约拿在鱼腹中一样。藉着清晨从牆隙透射进来的阳光，我念了当天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7-9）我从心里不禁喊出‘阿们’来。

在这夹墻里，窄得只可容康姑娘躺在稻草上，我则倚牆而坐，这样如坐监牢般的熬过了两天三夜。12月4日深夜，厨子和助手来拆下砖牆，带我们一起逃难。康姑娘穿上农妇装，我扮作农夫，带着圣经和一些银钱，趁着黑夜，在阡陌间跌了二十多次。

黎明时，我们向八哩外的一个福音站走去。一位信徒来接应，带我们翻山越岭，到达安全地带，享受了一顿饭后，便躺下休息。厨子和助手则回农村取回行李杂物。不料，当天红军再到农村，抓了厨子的妻子，拷打成招，逼她供出我们在何处。于是，下午5时，厨子和助手跑回来，告诉我们：‘快起来立刻逃走吧！’

感谢主的看顾，找到两位本地男子，愿意带我们在黑夜里逃亡。于是我们拿着拐杖，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经过了一个红军哨站，刚好那天撤哨，平安无事，找到一农村歇一歇。 早上9时抵达河边，准备雇船转水路走。平日这里有许多船只停泊，可是今天连一艘船也没有。于是我们就在河边休息吃早餐。那时，一个小孩从我们刚经过的福音站跑来，急匆匆地说：‘爸爸被红军抓了去，他们还来我们家搜查，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有16个人正追过来，要逮捕你们哩！’

果然，枪声远远传来，匆忙放下早餐，立刻继续从陆路逃走。在最初三、四哩的路上，枪声仍是断断续续的从后面传来，但到了离永新约27哩的大路上，我们竟遇到一批永新认识的人站岗，非常高兴见到我们，还问及他们在永新亲人的情况，可惜我们无法回答。原来这班人是永新的团练，较早搬迁到这里定居的，我们在永新住了30年，怎会不认识他们呢？因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故我们可以安心地慢慢前行了。

翌日，抵达永阳（Yung Yang），离开永新已40哩了。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高兴的盛大欢迎我们，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1930年2月，红军进占吉安。康、顏、席三人乘船沿赣江北上，欲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于途中遭红军逮捕。时康月娥年纪已大，又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再不堪忍受惊吓、冻馁及苦虐，故被捕三日后，即与世长辞，将自己的爱与生命倾倒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时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