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维则

柯维则于1872年1月生于英格兰北部的加利斯勒城(Carlisle, England)。年轻时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士学位后，于1900年加入内地会，积极准备前往中国作医疗宣教士。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使他的心灵陷入极大的挣扎，一再推迟行期。直到 1901年9月6日，他终于毅然乘船前往中国，于10月14日抵达上海。他先到安徽安庆语言学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语言训练后，然后被派往河南省开封府宣教站。

开封府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开封府宣教站是包崇德教士(Mr. Robert Powell)于义和团乱定之后建立的。为谋求宣教工作的发展，1902年4月，内地会差派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到开封从事医疗宣教拓荒工作。同年6月，包、金二人租到房屋，经过装修，用作诊疗室和福音堂之用，开始一面行医，一面传福音。

柯维则于1902年7月9日到达开封府，7月14日诊疗所即开业。他和金纯仁医生一起开始门诊工作。没想到一开始就门庭若市，当地人争相前来看病，有时一天就来了50多位病人，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限制门诊人数。7月31日傍晚，他们在诊所前院召开首次佈道会，有超过150人参加，且多为男士。福音之门就此打开，因为开封府是当时中国最后一个尚未向福音开放的省会。

9月下旬，金医生突然染患致命的白喉病，亏得在柯医生悉心医治与照料下，才安然度过危险期。然而，他需要返英休假。同时，包崇德教士也因患上风湿病，而不得不离开气候潮湿的开封府。

1903年，毕斐然教士(Mr. Edward G. Bevis)奉派到开封负责福音站，柯维则一人独撑医疗所。当时河南省有二千五百万人口，而柯维则是唯一的外国医生。他的医疗宣教工作十分出色，改变了当地人对“洋人”的观感。1904年初，毕斐然曾如此报导说：“柯医生是我的同工，他的医疗工作非常成功。1903年的前半年，病患已逾千人。每周三天看病，向病人传福音，也到病人家中出诊，因此认识各阶层的人，结交了许多朋友。上个月已有过百人得医治，不少病人走50哩，甚至百哩前来求医，看来只有成立医院，才有办法照顾这么多的病人。”

柯维则既忙于医病救人，也忙于传扬福音。每主日下午，他和同工们一起外出到街头布道，把福音图画挂在牆上，吸引路人前来听道。布道结束时，邀请听众晚上到福音堂聚会。不久，福音堂已嫌太小，只好改到外院，挂起灯笼聚会。1903年10月9日，他们在福音堂举行了首次的洗礼，由毕斐然教士为三位信徒施洗，成为开封教会初熟的果子。1904年农历新年，他和毕斐然，并一位中国传道人一起，一连开了六天布道会。聚会前，他们把每天聚会的时间和讲题印成宣传单张，分派、张贴出去；又将邀请信分送给各家店铺和朋友。整个布道会有五百多人参加，不仅传了福音，也使更多的民众认识他们。

此时宣教站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设有诊疗室、配药室、可容纳100人聚会的福音堂，还有一个大教室作为主日学和谈道培训之用。

1904年9月21日，柯维则与莫彩章姑娘(Miss Susan E. Morris)在上海结婚。新娘也是英国宣教士，于1899年11月抵达中国，在江苏省扬州语言学校接受训练。1902年春，她和施爱仁姑娘(Miss Mabel E. Soltau)一起被派往河南周家口(今周口市)宣教站工作。当时，柯维则除了医疗宣教外，还要照顾患病的宣教士。他俩因此相识相爱，遂结为夫妇。

在筹建新的开封医院期间，内地会总会从江苏镇江把计安全医生（Dr. George A. Cox）调到开封主持建院工作，柯医生仍主持诊疗所。从他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医疗宣教的一些成果：“这三年的医疗工作，消弥了当地居民与我们之间的隔阂与敌视。我们没有医院，不能使用麻醉剂做大手术，但小手术如兔唇、眼疾等，则做了很多。……因为医好一位受重伤的军人，省长赠送一幅匾额，并由统帅率领军队在城外行礼，奏英国军乐。这是我们的医疗宣教服务第一次受到公开赞扬。……至于我们传福音的工作，特别高兴的是，最近给八位弟兄施洗。……加上去年受洗的两位，我们教会一共有十位受了洗的弟兄……。妇女也来了不少，不久将加入教会。”

1905年底，开封福音医院首期工程完工；1906年1月正式开业。新医院中间是一个大内院，四面是病房。还有配药室、手术室和会堂。新医院同时开办了一所小型医学院，以训练基督徒医学生。1906年1月13日，新婚不久的柯维则夫妇搬进新医院二楼的宿舍。9月，金纯仁夫妇返回开封，医院继续扩建，并开始增收女病人。

在开封府的医疗事工对传福音有极大帮助，柯维则对此有很深的领会与省察：“如果没有医疗事工，真不知道如何打开福音的门。这里的人，最初非常仇视我们，十个人中有八个指名道姓的咒骂我们。六年后才渐渐平静下来。”

“许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医术超人。有些病人来了数周甚至数月都没痊癒，但因多次听到福音，心灵得着医治。有一位颈部患溃疡前来求医的人，主日崇拜及星期三晚上的聚会他都参加，现在他不仅得着痊癒，还成了教会的中坚份子。教会中大部分人都是曾经前来就医的人。”

“医院十分需要医学生协助分担我们的工作，不单如此，他们也是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同工。因此，我们审慎地挑选最好的基督徒作医学生，不仅他们的工作能力重要，人品更重要。我们在医院一起工作，倘若他们有贪婪的念头，向病人另外索取金钱，就会给医院留下恶名。我们常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在一切与病人来往的事上，都是诚实可靠的。无论我们的医疗技术怎样高明，如果没有爱灵魂的心，到医院来的病人也是无法接受福音的。”

1907年，福音医院增设了一个“戒毒所”(Opium Refuge)。戒毒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必须日夜24小时有人看护戒毒者。有一天，柯维则巡房时发现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竟在吸毒，这令他非常失望难过。于是就坐下来与他谈道，为他祈祷，并当面折断他的烟枪，拿走烟具。这人后来果真戒除了鸦片烟，留下美好的见证。

柯维则前后带过三位医学生。首位叫朱华南，跟随柯医生学医约有五、六年之久，曾多次协助柯医生做大手术。第二位高建成医生，跟随柯医生学习两年，是一位优秀的医学生。他后来到甘肃兰州、甘州及河西走廊一带从事医疗宣教。第三位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医学生，后来转入北京医学院深造。

1908年3月20日，柯维则携一家四口回国述职。5月12日参加英国内地会年会并担任讲员，报告开封府福音医院的宣教工作。翌年9月，柯医生全家从伦敦出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返回中国，仍赴开封福音医院工作。1911年9月下旬，他的弟弟，内地会医疗宣教士柯维忠医生(Dr. John C. Carr)夫妇，在去山西省善胜医院就职途中，路经开封府探望多年不见的哥哥。兄弟俩在异国他乡见面，倍感亲切。但没想到这竟是他们在世的最后一面。

1912年，中华民国初立，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各地军阀混战，盗贼蜂起，百姓苦不堪言。开封福音医院里每天挤满了受伤的士兵和平民。柯维则和众医护人员一起，日夜不停地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据统计，1912年，该医院共有门诊12,911人，住院361人，手术1,158宗。虽然医务繁重，但他们仍以传福音为要务。每天早上8时半，由医学生轮流带领全体病人举行早会；晚上或由宣教士主领晚会，或分批到病房向病人个别谈道；每主日晚上都有福音聚会。1912年共有98人归信基督。

1912年夏，柯维则赴北京参加中华基督教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举办的年会。会间，袁世凯总统宴请包括柯维则在内的70多位外国男、女医生宣教士，感谢他们在医疗和卫生方面为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

1913年夏天，可怕的伤寒病(Typhoid Fever)侵袭到医院中来，从英国到中国仅仅七个月的护士葛道生姑娘(Miss Hilda D. Vickers)不幸感染此病身亡。虽然大家心灵沉痛，但各样工作仍照常进行。柯维则花费许多心力栽培中国医疗传道人，当他看到中国医学生在医疗和宣道方面的长进，心中感到无比的快慰。

但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医术精湛，爱神爱人的医生，竟至染上伤寒，遗下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儿女，于1914年4月8日溘然长逝，年仅42岁。他为基督，为他所爱的中国人民，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去世后，坚强的柯师母带着儿女，继续留在开封福音医院工作，直到1926年6月才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