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维忠

柯维忠于1877年生于英格兰北部的加利斯勒城（Carlisle，England）。其兄柯维则（Dr. Sidney Herbert Carr）早于1901年作为中华内地会医疗宣教士前往中国宣教，服务于河南福音医院；1914年因抢救病人而感染伤寒而逝。柯维忠步其兄之后尘，于1906年1月9日毅然离开英国，远赴中国，踏上医疗宣教之征程。同年2月17日抵达上海，随即转往安徽省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通过初级语言关之后，被派往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宣教站工作，与李鸿懿教士夫妇（Mr. & Mrs. Henry Lyons）和白淑贞姑娘（Miss C. F. Tipper）同工。在参与传道工作之同时，柯维忠照顾山西境内三、四十位宣教士的健康。此外他还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负责筹建一所威尔逊纪念医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

平阳府是山西南部的重镇。早于1895年，威尔逊医生（Dr. William Millar Wilson）就来到这里，租屋开设了一所临时医院和戒毒所，并附设了一所小型医学院，边行医，边传道，同时培训二、三位中国医学生。1900年，义和团乱起，威尔逊医生和夫人克莉丝汀（Christine），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亚力（Alexander）一起，被义和团民杀害。乱定后，威尔逊之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本着耶稣基督的爱与饶恕之心，以德报怨，捐赠一笔巨款，要求在平阳府兴建一所医院来纪念其兄长一家。为此，李鸿懿教士购置下一块地，其上是一些残旧寺院和破烂房屋。但苦等多时，没有合适人选前来建院。直到柯维忠到来后，他们才于1907年秋正式开始筹建工作。翌年5月7日，山西省内地会监督陆义全牧师（Rev. A. Lutley）主持了奠基典礼，基石上以中英文镌刻着：“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约翰福音10:10）

医院开工兴建后，由文望道教士（Mr. Samuel G. Wiltshire）负责监工。一切工作就绪后，柯维忠得有时间前往上海，于1908年6月24日，与胡如芳姑娘（Miss Dorothy M. Hunnybun）结婚。胡姑娘也是来自英国的内地会宣教士，于1904年11月到达上海，在扬州语言学校经过半年的语言训练后，被派往山西省大宁宣教站工作。因其生病，柯维忠曾多次前去为她治疗。二人因此相识相爱，遂结百年之好。

1909年2月，威尔逊纪念医院落成，取中文名“善胜医院”，正式开业。该医院包括诊疗中心、大礼堂、可容纳120至130人的候诊室、诊疗室、手术室和药房等。此外，还有多个病房，以及专为戒毒者设立的两个禁烟房。开业时，山西省各地宣教士和信徒，以及平阳府县长、士绅及工商各阶层人士，皆前来观礼恭贺。

善胜医院是当时平阳府一带唯一设备完善的医院，其服务范围涵盖三百万人。医院开业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已人满之患。但整个医院的的医护人员却只有柯医生、护士白淑贞和助护柯师母三人，此外还有几位中国医护人员助手而已。他们每天早上六点半齐聚在柯维忠家里，举行晨祷会。九点，医院开始营业。上午门诊，每周四次；下午施行手术，处理其它医疗事务。当病人候诊时，他们就以图文并茂的福音单张向病人及其家属传福音。院内设有中国男女传道人。

1909年秋，柯维忠由于工作过劳，体力透支而病倒，同时伴有心脏病症状。因此他不得不放下工作，于1909年10月18日回英国休息治疗。1910年4月19日，在内地会年会上，柯维忠报告了善胜医院的情况，呼吁更多的医疗宣教士献身于中国宣教。金品三医生（Dr. George E. King）即回应他的呼吁而踏上中国宣教之途的，并曾一度到善胜医院协助柯维忠。

柯维忠康复后，与夫人一起于1911年9月11日返抵上海。在去平阳府途中，特意取道河南开封府，探望在开封福音医院工作多年的哥哥柯维则医生。没想到，此次相见竟是他们在世时的最后一面。

柯维忠返抵平阳府之时，正值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到处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柯维忠曾与其他宣教士一起撤退，以避战乱。当1912年2月再次回到山西后，他随即主持红十字会工作，救治伤兵及灾民。由于宣教士在战乱中极力保护难民和救死扶伤，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与爱戴。

1912年3月，善胜医院重开。由于前来诊病的人太多，医院于1913年进行了扩建。柯维忠每日忙于医疗和传道工作，不堪重负。直到是年秋天，季履义医生夫妇（Dr. & Mrs. William Kelly）受派前来协助，才有所缓解。1914年，侯文辅医生（Dr. Stanley Hoyte）也前来加入他们，此后长驻善胜医院。这样，柯维忠可有多一些时间培训中国医学生。

1916年12月，柯维忠携全家第二次返英述职，直到1919年10月才再次返抵平阳府。从柯维忠当年的报告中可知，当时他培训着九位男医学生，而且开始培训中国女护士。在柯师母所带领的查经班里，有一位年轻人竟是原来义和团里的头目！从一个义和团员到基督徒，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啊！

1921年初，直隶（今河北省）、山东、河南、山西和陝西等北方五省发生严重旱灾。一个冬日的黄昏，康富德教士（Ford L. Canfield」外出散步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因病饿而至半死状态的灾民躺在路边，他马上跑回医院告诉柯维忠。柯听后立刻打发几位护士将病人抬回医院救治。在柯维忠的精心治疗下，那人活了过来，在康复期间，他每次见到宣教士时，总是打躬作揖地说：“老爷，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宣教士们很不习惯“老爷”这个称呼，多次纠正他，但他仍坚持如此说，因他是出于内心的敬意。

柯师母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城北小山上的茅舍休假，正准备回家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当我们正在欣赏景色时，忽然，一位妇女跑到我们面前，非常兴奋地，像发现宝藏似的，抬头望他一眼，回头又望我一眼，然后对随着她跑来，比她镇定得多的男士高兴地说：‘真的! 一点没有错，就是你们！他看来苍老一点，你也消瘦了一些，但就是你们!’当时，我们实在想不出她是谁，但她伸出她的手来，指给柯医生看，在八、九年前为她动过的手术，早已完全康复。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她没有忘记在医院所听过的道，所学过的诗歌。她一首一首的唱给我们听。……她听说我们在附近，就匆匆忙忙地来寻找我们。欢天喜地谈了一大堆家事后，她叫那位和善的丈夫拿一篮鸡蛋送给我们，说：‘如果早知是你们，我就做个大蛋糕让你们享用了。’从这件事证实多年在医院所撒的种子，没有白撒，一定有结果收成的。”（《捨命的爱》，262页）

1922年5月初，柯维忠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会议（Chines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会议期间，因突发心脏病，经过两天抢救无效，柯维忠于5月8日逝世于师母的怀中，年仅45岁。他留下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先去见主了!”。在追思礼拜中，海恩波教士（Marshall Broomhall）如此评价柯维忠说：“他是一位稳重、灵里长进的基督徒。当我到平阳府探访的时候，有两件事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属灵追求和敬虔崇拜，在这方面他都直接影响了当地教会。二是他甘心隐于幕后和提携中国同工，这正合乎此次大会所讨论有关中国教会领袖的主题。他总是设法让杰出的中国同工展露发挥其才智，自己却从不居功。最近我整理以前探访山西省的照片，柯医生被选为全省同工会议的大会主席，但拍团体照时他却站在最后一排。”（同上，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