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德理

来德理（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又译赖德烈）的祖先是十七世纪从法国到新大陆的移民。父亲德威特（Dewitt Clinton Latourette）从新英格兰公理会创办的太平洋大学（Pacific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后，曾在俄勒冈州俄勒冈市（Oregon City）的McMinnville College（日后的Linfield College）任教，后来成为一名银行家和律师。母亲罗达（Rhoda Ellen Scott）是德威特的大学同学，曾在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教授拉丁文。来德理是他们的长子，于1884年8月出生于俄勒冈市。可以说，来德理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更重要的是，他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虔诚的浸信会信徒，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当地教会的事工，而且每天清晨的家庭崇拜从未间断，其中很重要的操练之一就是背诵经文。[1]

来德理于1901年9月就读于McMinnville College，并很快当选为该校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主席。当时的YMCA在宣教和查经方面都很火热，他们每年举办夏令会。当第一届西北太平洋地区的会议在吉尔哈特市（Gearhart）举行时，来德理前去参加。他后来回忆说，在那次会议中他“学到了一个功课，作了一个决定，也遇到了一个挑战”[2]：“功课”就是他学到每天清晨花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用于个人读经和祷告，并且保持了一生之久；“决定”就是在他未来的人生中，他不要做他自己想做的，而要做神要他做的；而“挑战”则来自于当时的“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他们呼召与会者签署一份宣言：“如果神许可，我立志要成为一名海外宣教士。”来德理此前从未想过自己要当一名宣教士，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父亲一直期望并培养他继承父业当一名律师或银行家。但从那时起，耶稣的一句话常在他耳边响起：“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太十37）终于，在第二年的吉尔哈特会议上，他决定签下了参加海外宣教的“宣言书”。

1905年9月，来德理进入耶鲁大学继续深造。他一入学就加入了学校的YMCA——当时全美国最大的学生组织，耶鲁大学也是“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主要中心。耶鲁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1835年于广州创办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的伯驾医生（Peter Parker）就是耶鲁的毕业生；而第一位在美国拿到大学文凭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也是从耶鲁毕业的。1901年，耶鲁成立了被称为“耶鲁在中国”（Yale-in-China）的“耶鲁海外传教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耶鲁的来德理从此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德理在耶鲁的本科主修专业是历史，而且成绩优异。他也积极参与教会服事、祷告会和查经班，并在当地的浸信会教会（Calvary Baptist Church）教导主日学。大学四年级时，他决定加入“耶鲁在中国”，一边攻读历史博士学位，一边为去中国宣教做准备。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与中国早期关系史，1784-1844”，其指导老师是威廉姆斯（Frederick Wells Williams）教授，他也是当时“耶鲁在中国”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来德理就读博士生期间依然热心于YMCA的事工，并积极组织、领导了耶鲁大学的大学生志愿查经班计划，其中产生了许多宣教士，例如1909级的威廉·波顿（William Whiting Borden，他立志去中国西部向穆斯林宣教，却在埃及学习阿拉伯文时不幸染上脑膜炎去世，年仅25岁）。

在1910年的“耶鲁在中国”年度会议上，来德理正式成为一名宣教士，而那次会议的讲员就是容闳。1910年7月，来德理乘船前往欧洲，再转乘火车由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中国，又经北京、汉口辗转抵达江西九江的牯岭，在那里来德理见到了包括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内的许多西方宣教士。离开牯岭后，来德理抵达长沙，造访了“耶鲁在中国”于四年前创立的雅礼学校（后发展为雅礼大学，College of Yale-in-China）及湘雅医院。在长沙，来德理一边学习中文，一边教授美国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正面临着的革命性变化，并在第二年（1911年）见证了满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的关键性历史时刻。他后来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都在长沙念书，可惜不是在雅礼学校。要是他们能来雅礼，他们和中国的未来都将很不一样。”[3]

但是来德理的宣教士生涯并没有持续太长。1911年夏天，来德理染上了由变形虫引起的痢疾，久久不能痊愈，身体日渐虚弱，于是不得不在1912年初回到美国休养。直到1914年夏天，来德理才可以从事一些非全时间的工作，于是他决定暂时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Reed College去兼职教书。由于他从中国回来之后就发觉美国教育界极度缺乏关于远东的资讯，于是作为一种拓荒性的工作，他开始在教育和历史专刊上撰写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文章。另外他还写下了《中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作为学院课程的教材。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在著书立说方面的能力和热情被挑旺起来，他开始意识到比起直接作宣教士，写作更符合神对他的旨意。

1916年，来德理应邀加入Denison大学，成为那里的历史教授。那一年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来德理在诺斯菲尔德大会（Northfield Conference）上遇见了耶鲁大学的宣教学教授毕海澜（Harlan Beach，曾于1883年-1890年在中国华北宣教，并且是最早创办中国YMCA的人士之一）。当时毕海澜已经快要退休，所以就非正式地邀请来德理将回耶鲁接续他的位置。1916-1917年间，来德理又出版了《日本的发展》（出版时更名为《日本的历史》），作为《中国的发展》的姊妹篇。同时他开始为《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一书收集资料。

1920年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许多大学都在补充教员，来德理也收到许多邀请，其中包括耶鲁大学的正式邀请。来德理经过祷告后决定接受耶鲁的邀请，因为在那里他一方面他可以通过向学生们讲述宣教的历史，帮助和预备他们成为宣教士；一方面他可以更方便地服务于在纽约的众多宣教机构和委员会。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利用耶鲁大学戴氏宣教图书馆（Day Missions Library）所收藏的全美国最为丰富的宣教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和写作。他确信，去耶鲁执教是神早在1904年呼召他签署学生志愿宣教运动的宣言书时就为他所命定的道路，只是到这时他才全然明白[4]。

1921年，来德理接续毕海澜成为耶鲁大学神学院D. Willis James宣教学教授，并一直做到1949年。但他在耶鲁大学的工作经历并非一帆风顺，他自称在耶鲁的头十年是“崎岖不平的”。[5]繁忙的工作和同侪的压力令他一度身体和灵命的健康状况都陷入低谷，不得不请假在家休息，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者。有一天他听到自己心中的一个声音说：“我的天父就在这里，祂从来没有离弃我，祂永远是可倚靠的。”[6]他开始认识到，身边许多人虽然在教会和学术界身居要职，却依然靠着神谦卑度日，并且能夠结出“属灵的果子”。于是他再度确认自己的信仰，并得以走出这段人生的低谷。

1922年春，来德理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主席穆德（John R. Mott）的邀请，参加了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第十一届会议。重返中国的来德理恰逢其时地经历了中国第一波的“非基督教运动”，并亲眼见证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显著变化。他也再次造访长沙，此时的湘雅医院已经成为中国中部最好的医院（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医学院，曾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7]）之后他又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五次全国基督教大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就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并且确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领导的原则。来德理对此深表赞同。[8]

随后在耶鲁的岁月中，来德理继续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写作。1929年2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一书出版，并受到极大的好评，包括来自天主教方面的肯定。1934年，来德理的《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完稿付印。他在耶鲁神学院最主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基督教扩展史，这也成就了他篇幅最巨的著作——《基督教的扩展史》，全书一共有七卷，于1937-1945年间出版。这七卷书涵盖了从初代教会建立一直到1945年间近两千年的历史，涉及了所有不同的教会宗派和分支，从其范围和完整性来说又是一部拓荒之作。

在繁忙的教学和写作之余，来德理仍旧热心于带领和服事大学本科生和神学院学生，在他寓所的炉边举行的学生小组聚会从未间断过。虽然自1920年代以来美国校园内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追求日渐衰弱，他还是成功地影响了许多那个时期的学生投身于海外宣教工作。他自己也作为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的美国区代表参加了好几届宣教大会。此外，来德理还担任过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主席、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执行委员会主席、YMCA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南京金陵神学院托事部（Board of Trustees）、美国浸信会海外传教会（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和美国浸信会教育董事会（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Education）等机构的成员。据他自己统计，在最高峰时期，他曾同时服务于纽约和纽黑汶市（New Haven）多达34个不同的委员会和董事会，其中包括4个宣教机构的董事会。[9]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来德理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y Association）主席时，他就职演说的题目是“基督徒对历史的理解”（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这当然引起了一些听众的不满，但也获得很多人的肯定。

1949年，刚退休的耶鲁神学院院长Luther Weigle向耶鲁大学校长Charles Seymour建议由来德理继任他的Sterling教授一职（由Sterling基金会创立，是耶鲁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教职，仅授予那些在各自领域内最杰出的终身教授），这标志着来德理在耶鲁大学多年的服务最终获得了极大的认可。此后来德理继续在耶鲁工作直到1953年他年满69岁退休为止。他退休后仍有许多工作邀请纷至沓来，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他早在退休前就拿定主意，在退休后只做两件事：一是继续为普世宣教拓荒，二是继续保持与学生们的接触和友谊。作为退休后拓荒工作的成果，他在1962年出版了《变革年代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a Revolutionary Age）。而他寓所中的学生小组聚会更是成为了他退休生活的重心，他对于学生的热爱使来德理被耶鲁的师生亲切地称呼为“肯伯”（Uncle Ken）。

1968年12月26日，在他的出生地俄勒冈市，距离他家门口不远的地方，一场不幸的车祸为来德理划上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句号。来德理一生未婚，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无比丰富的遗产：借着他的言传身教，他影响了许多献身于普世宣教的基督徒，而这些人又结出了无数属灵的果子；借着他的勤奋写作，他在身后留下了数十部关于基督教历史、宣教学、以及国际历史（尤其是中国乃至东亚历史）方面的著作，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历史和宣教学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