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恩融

一、早年经历

赖恩融（Leslie T. Lyall）于1905年出生在英国中部的切斯特镇（Chester），父亲是一位有名的苏格兰宣教士。其年幼的时候，常随父亲去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参加复兴大会，亲眼目睹了许多人在大会中生命被改变，于是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然而在其5岁之时，父亲因病突然去世，之后母亲嫁给金斯梅德学校（Kingsmead School in Holylake）的创立者亚瑟·沃茨（Arthur Watts），而赖恩融的大部分童年都在这个学校度过。其母继承父亲遗志，从小对其悉心教导，藉着许多宣教士的事迹来坚固他对神的信仰，并开启他宣教的心志。

赖恩融12岁决志归主，从圣劳伦斯学院（St. Lawrence College）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Cambridge）学习。在剑桥期间，他投身于校园学生事工，而其在大学团契的事奉经历为他日后在中国的大学生事工奠定了基础。在这整段成长历程中，除了其父母的教导和熏陶外，戴德生和“剑桥七杰”的事迹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以致其心中对中国产生难以撼动的爱和负担，正如其在晚年所写：“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神就将一颗爱中国的心放在我里面，直到我现今83岁，此爱从未有减。神赐我对中国有那永不熄灭的热爱，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主名！”（余文生）

1929年，中国内地会在建立本土教会和培养本地传道人之战略的引导下，决定从西方各国招募200名受教育程度高、拥有神学装备的信徒加入宣教的队伍。赖恩融果断回应了呼召，同年与另外四名年轻人从伦敦出发，历时一个半月到达上海。在安庆语言学校接受六个月的中文训练后，随即投入其在中国的宣教工作。

二、在华宣教

赖恩融在华宣教事工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在抗日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以下一一进行介绍。

第一阶段：抗战前的事奉（1930-1936）

结束短暂的中文学习后，赖恩融即前往首个服事工场——山东烟台的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那是一所以照顾和教育宣教士孩子为初衷而建立的学校。赖恩融在该校服事了16个月，主要工作是教导并照顾孩子。他也在此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祝美兰（Kathryn Judd），她是内地会宣教士祝康宁（Frederick Hudson Judd）的孙女。

1932年，赖恩融随同宣教士麦罗（Mellow）前往山西事奉，他的主要服事对象是儿童和青年人，每周日需要为大约30名男生讲授圣经课程。此外，他有时候会到附近的公立学校和村庄，向老师、学生、农民，甚至军官等不同的群体传讲福音，并提供基督教信仰的咨询。在山西事奉期间，他曾与计志文牧师所带领的伯特利布道团和宋尚節博士同工，带来了山西教会的复兴。另外，他在山西洪洞的何斯特中学（Hoste Middle School）服事时结识了杨绍唐牧师，并与他成为属灵伙伴和同工。在他经历困境，甚至心力交瘁时候，杨牧师带给他许多的帮助和扶持。

1936年，赖恩融在其安息年回到英国，结束了在华第一阶段的事奉；同年前往美国与祝美兰完婚。次年，夫妻二人一同回到中国开始第二阶段的事奉，然而前面等待他们的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第二阶段：抗战期间的事奉（1937-1944）

赖恩融夫妇回到中国后，首先被派往已经成为日占区的河北获鹿，其主要的服事是探访当地的各个教会，为信徒带去鼓励、支持和属灵的关怀。尽管环境艰难，但他的勇敢和热心仍然为信徒带来许多的鼓励。随后，他和妻子又被派往山西关怀那里的教会。在转移的过程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危险，尤其是当时他们的大女儿才一岁，同时妻子已有六个月身孕。他们在山西的工作依然艰难，特别是1939年日军再次入侵并占领了山西，而正当空袭之时，他的妻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感恩的是，这一切危难的时刻神都保守。不论在河北还是在山西的敌占区服事，赖恩融都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多次和日军据理力争，保护了信徒和教会，这无疑是因他依靠那加给他力量的神。

1939年冬天，赖恩融一家被派往贵州安顺服事。虽然那里属于西南大后方，并未经历战火，但因着移民潮的影响，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西南地区的环境越发艰难。然而赖恩融却在那里看到了福音的机会和盼望，因为当战争结束移民潮回退时，可以将福音的种子带往中国各地。于是他在当地积极开展福音事工，例如租赁人群聚居处的店铺作福音据点，开展街头布道等。期间他也积极配合陈崇桂牧师（Rev. Marcus Cheng）开展当地的复兴运动，并和施纽曼牧师（Newman Shih）同工牧养当地的教会，尤其接触并牧养了随着移民潮而到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群体。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4年，当他离开安顺时，那里已经成了福音兴旺之地，正如赖恩融曾经所坚信的，安顺虽是苦难熔炉和流泪谷，但最终将成为丰富之地（Anshun was to become for us a furnace of affliction and a valley of weeping, but, in the end, a place of fruitfulness.）。

1945年，赖恩融和家人第二次回到英国休假，并结束其第二阶段的事奉。次年，他们再次回到中国，而接下来的第三阶段是其在华事奉带来最多影响力的阶段。

第三阶段：抗战后的事奉（1946-1951）

1947年，赖恩融一家到达上海，安排两个女儿在上海读书后，夫妻二人随即带着另外两个年幼的孩子前往北京展开工作。他们租下了西崇普胡同33号的一间公馆居住。该公馆的所有者是王明道先生教会的一位姊妹，本着支持宣教士的心，以极低的租金将这幢拥有可以容纳200人大客堂的公馆租给了他们一家，这无疑是上帝奇妙的预备。

之前许多因着战争而迁往西部的学生回到各自的学校后，即开始了各种学生团契的事工，赖恩融很快被邀请到各大院校开设课程和讲座，其中就有当时北京最著名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同时，他也开放自己的家庭作为学生的活动和聚会场所，并最后成为大学生福音团契运动（Inter Varsity Fellowship，IVF）的总部。赖恩融很快成为了该学生运动的主要带领者之一，但他明智地只是以顾问和辅导的方式参与期间，并积极培养当地的领袖，以至于当他后来被驱逐出境后，该运动仍然能够继续进行。

该学生运动培养出许多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如张锡焕、王长新、杨安溪等，为中国福音工作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成为20世纪40年代在全世界备受关注的学生福音运动之一。

1948年，由于北京的政治局势日益紧迫，赖恩融顺服内地会的安排，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去上海之前，他在浙江服事了一段时间，甚至还到达了浙江南部的温州，探访了一些乡村教会的领袖。回到上海后，他抓紧有限的时间开展服事，其事工主要有以下三项：

1. 应邀在美国传教士布里顿（Ruth Brittain）创办的中国圣经神学院（China Bible Seminary）讲授《旧约》，培养出一批未来中国教会的领袖，如林献羔等；

2. 参与上海的学生团契运动；

3. 开始文字工作，如翻译基督教书籍和写作，这也成为他后来离开中国后所从事的重要事工之一。

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内地会出于对中国教会两难处境的考虑，不得不决定退出。1951年，赖恩融随着许多内地会的宣教士一起离开大陆去往香港，后又回到英国，也就此结束其在中国大陆的宣教生涯。从1929年到1951年，他在华宣教历时22年。

三、离华后的事奉

中国内地会从中国大陆撤出的同年，决定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OMF），并将总部迁往新加坡，同时将其事工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赖恩融继续在其中服事了长达13年之久，在整个差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招募和训练新的宣教士，开展文字事工等。同时他也从未忘记中国教会，时刻关注着中国教会的情况，并为之祷告。最可贵的是，他藉着写作将其在华事奉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之后中国教会发展的情况都详细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世研究中国教会发展的宝贵资料。

赖恩融一生忠于神对他的呼召，将最宝贵的时光都献给了中国的宣教事业。他最后于1996年在英国去世，享年91岁。

四、部分著作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宋尚节传》，1954年出版）

Come Wind, Come Weather - 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he Church in China（《风雨中的教会：中国大陆教会十年来的磨练》，1960年出版）

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the Mission Hudson Taylor Founded（《知难而进》，1965年出版）

Red Sky at Night: Communism Confronts Christianity in China（《劫后余光》，1969年出版）

New Spring in China （1979年出版）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中国教会三巨人》，1973年出版）

God Reigns in China （《万有主宰》，1985年出版）

Urgent Harvest: Partnership with the Church in Asia（1962年出版）

Missionary Opportunities Today - a Brief World Survey（1963年出版）

The Phoenix Rises -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Eight Chinese Churches（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