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孝思

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字永维。其名字出自《诗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一语。1663年出生于法国普罗凡斯州的伊斯特雷城（Istres）。1679年9月13日于里昂教区的阿维尼翁城（Avignon）进入初修院。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3月，因应几年前康熙给法国国王的请求，15位法国耶稣会士奉派前往中国。是年3月6日，雷孝思随同白晋(Joachim Bouvet)和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等传教士，搭乘法国商船“海神号”一起来华，于同年11月4日抵达广州。因他精通历算天文，随即被召入北京供职。

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是一位开明、好学的皇帝，他对西方科学技术抱有极大的热忱。他的一大心愿是要绘制出一幅真正的中国地图。早在1681年（康熙二十年），康熙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后，就深刻体会到地图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发现当时所用的地图有很多缺陷，甚至错漏百出。1690年1月26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订，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康熙更看到当时中方所使用的中国地图，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疏。因此他决心依靠传教士采用西方的测量技术，以实地测量为基础，重新编绘全国地图。

雷孝思对中国的一大贡献是参与测绘了《皇舆全览图》——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该图又称为《中华全图》或《清内府一统与地密图》。1708年，康熙帝颁诏聘请西方传教士包括雷孝思、白晋（Joachim Bouvet）、冯秉正（Jos-Fr. Moyriac de Mailla）、杜德美（Petrus Jartoux）、费隐（Xavier Fridelli）、山遥瞻（Fabre Bonjour）等十名传教士从事测量和编绘工作。

1708年，雷孝思、白晋、杜德美三人奉谕测绘万里长城的位置，以及附近河道。接着，他们越过长城又测绘了满州西部、奉天、朝鲜北部、图们江与鸭绿江、北纬40度至45度一带。康熙皇帝对他们的工作十分赞赏。

雷孝思几人于1709年1月10日回京，所绘地图长达15尺之多，康熙皇帝对此成果颇为嘉许，于是起意要把全国各省都加以测绘。从1709年12月10日到1710年6月25日，耶稣会士们首先对直隶各地进行了测绘，康熙皇帝见所绘地图非常精密，很是高兴。1710年，又派雷孝思、费隐、杜德美三人前往黑龙江一带绘图。1711年，雷孝思再与新到中国来的麦大成（Jean Francisco Cavdoso）奉命前往山东；杜德美、费隐、白晋及山遥瞻则对长城西部的晋、陕、甘等省，直抵新疆哈密进行了测绘。1712年，雷孝思与冯秉正、德玛诺（Romanus Hinderer）三人一起绘制了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地图；1713年，汤尚贤（Pierre-Vincent de Tartre）、麦大成二人绘制了江西、广东、广西地图；费隐、山遥瞻二人绘制了云南、四川地图；1714年，雷孝思和冯秉正、德玛诺又一起测绘了台湾西部地图，台湾有关文献中对此均有记载。后来，山遥瞻因劳累过度且受到瘴气的侵袭，不幸在云南边境的孟定殉职。1715年，雷孝思前往云南，以完成山遥瞻的未竟事业。从云南归来后，费隐也病倒了，雷孝思又代替他测绘了贵州地图，并奉命完成了湖广地图的测绘。雷孝思于1717年返回京城，最后由杜德美将这些测绘地图汇集，并于1718年全图告成。

康熙皇帝随后又派在蒙养斋向欧洲传教士学习数学的两位喇嘛，前往西宁、拉萨等地测绘。此前，康熙皇帝曾向雷孝思出示过一幅1711年由一员大将所绘的西宁至拉萨的地图。当雷孝思向绘图人探询后，方知这幅地图仅凭当地人口说而从未丈量过，也无固定基点，于是他决定放弃，重新进行测绘。而朝鲜的地图则得自于朝鲜宫廷。这些地图都经过雷孝思、杜德美和费隐的多次审定，最终将满州、朝鲜、西藏及各省汇集成全国总图，总共32幅，名为《皇舆全览图》，且各省皆有分图。《皇舆全览图》的比例为一比一百四十万，是第一幅绘有经纬线的中国地图。地图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海南岛）。

雷孝思等耶稣会士们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对经纬度进行测量，并应用梯形投影法进行绘制。这是中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采用经纬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的中国地图，也是世界地理学和测绘学上的一大壮举。在这次科学测绘活动中所采用的“地圆说”，正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而且由于在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于是发现了经线长度上下不一，从而确定了地球是扁球形。

《皇舆全览图》1719年就有了手绘本，共32幅。后由马国贤（Matteo Ripa）带到欧洲，制成铜板41幅，于1929年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内被发现。1721年的木刻版，仍为32幅。1726年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分为216幅图。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J. B. Bourguigron d’Anville）又根据此图作成《中国新图》。《皇舆全览图》在巴黎出版过两次，在荷兰海牙出版一次。后又收入杜赫德（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uotuib de la Chine），共32页。《皇舆全览图》在当时欧洲引起巨大回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从而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而且自清朝中叶至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款中国地图皆有参考此图。

雷孝思还将中国经典之一《易经》翻译成拉丁文，该书共两卷，于1834-1839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和杜宾根两地出版。雷孝思留于后世的主要著作还有《朝鲜志》、《根据西藏地图所作的地理历史观察》、《中华帝国年鉴和西方年历对照》、以及《诸经说》等。

这样一位忠心服务中国40年之久的耶稣会传教士，晚年却十分不幸。年老体衰的他遭逢严厉的禁教时期，身心均受重创。在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的《亚洲新杂纂》中如此记述道：“1724年禁教之时诸神甫在雍正皇帝前争辩，孝思亦在其列”。雷孝思最后于1738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