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安当

利安当（Antonio a Sancta Maria Caballera），亦作栗安当，字克敦。1602年4月20日出生于西班牙。16岁时，即1618年3月24日加入圣方济各会，随即入读神学院。神哲学毕业后，于修道院晋升为司铎，处理会事及周游布道。十年后因天主呼召，也奉修道院院长之命，于崇祯元年（1628年）偕29人从西班牙出发，抵达菲律宾，在此处教授神学两年有余。在这期间，利安当奉命苦学日文，以备赶赴日本传教之用。但当崇祯五年（1632年）时，因在中国传教多年的方济各会士逝世，会长写信至马尼拉要求增派传教士来华。本已奉命在台湾向道明会会士学习中文的利安当，于第二年，即1633年6月23日，与另一会士又奉命从台湾起程前往中国福州，在此地学习福州话；同年11月2日前往南京。

利安当在中国传教不久，即开始对耶稣会会士们迎合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大感震惊，于是联合道明会一起，反对耶稣会宽容中国天主教徒祭天、祭祖、祭孔的做法，认为这是他们对天主的认识不够深刻所致。因此，他不支持耶稣会传教士试图在儒家经典中找寻上帝印记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人应该以一种超越性的方式接受天主教信仰，而不是试图融合儒教。他强调天主教信仰的超越性，认为中国人可以通过儒家的尊君孝亲思想，理解和接受“因性之理”，明“超性之理”，进而信仰和敬拜天主，明白生前和死后的事情，理解三位一体的奥秘，以感恩天主的救赎之恩。他希望通过一种更传统和超越性的方式吸引中国人信仰天主。因此，利安当后赴菲律宾，征求神学家的意见。在马尼拉奉命跟道明会的黎玉范教士一起去罗马解决这种关乎中国礼仪的矛盾纷争。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人从马尼拉起程抵达澳门时，利安当不愿再随同前行。最后只有黎玉范一个人前赴罗马。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利安当从澳门返回马尼拉。

历经周折，时隔五年，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利安当接受汤若望的建议重返中国，传教于山东济南。由于汤若望的推荐，当地一官员给予其热情接待。次年8月，这位官员与另外两位官员资助利安当购置了一处房产用于居住和传教，此即济南将军庙街教堂, 这标志着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区正式建成。同年，利安当还派人赴福建召西班牙传教士文度辣（John Bonaventura Ibanez）来济南。两人在山东的传教工作日渐展开。1659年，两人报告受洗者已达1500人。康熙元年（1662年），文度辣受利安当之托，返回欧洲招募传教士，其后山东方济各会入会人数继续增长, 到1665年时已达到3000人以上。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利安当一人所授洗之华人就达5000人，其中包括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利安当本人记录说：济南城内外，耶稣会与方济各会之教友各有数千人。

利安当是天主教方济各会中国教区的开拓者之一，并曾担任该会会长。在其近二十年的传教生涯中，先后为五千多中国人施洗，并著有《天儒印》（又作《天儒印证》、《天儒印正》，拉丁译名为Concordantia legris divinae cum quatuor libris Sinicis），现藏于教廷图书馆。该书是教义与《四书》的对读，用天主教教义阐释四书章句。另一著作《正学镠石》（Pure Gold of Righteous Learning)批判宋明理学所谓新儒家思想，指出要回归真儒学精义。利安当也是反对耶稣会传教策略的人之一，其主张引发了“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元年（1662年），发生了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二宗教案，即“历狱案”，又名“钦天监教案”，此案延绵多年。那时，顺治帝去世，年仅8岁的康熙即位。国家政务由四个辅政大臣掌管，其中鳌拜专权，扶植亲信，打击异己。钦天监监官杨光先趁先帝去世，西教士失去有力靠山之际，更知道辅政大臣鳌拜不喜欢西方传教士，于是趁机发难，激烈地对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行全面攻击诬陷，搬弄是非，无中生有，以至于鳌拜下令逮捕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人，同时各省也奉旨拘拿西洋教士并解押到京城审理。同时禁止天主教继续传教, 教堂被封，经像被毁。1665年1月20日, 汪儒望、利安当、郭多敏等西教士皆被捕,未经讯问即被投入监牢。同年一月至八月，利安当备受诬告。九月，被羁押至广州耶稣会旧会院中。三年后，利安当因备受折磨，于1669年5月13日逝世，享年67岁。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特为其竖立拉丁文墓碑，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