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

李春雷于1885年8月14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09年毕业于多伦多圣经学院（Toronto Bible College），随即加入中华内地会，投身于中国宣教。1911年12月7日李春雷偕妻抵达中国。先到安徽省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甘肃省宣教。1912年夏，他们在路上辗转40天后，才到达甘肃省的秦州（今天水市），开始他们的宣教工作。

秦州是内地会在甘肃省的第一个宣教站，创建于1878年。当李春雷夫妇抵达时，主管该宣教站的是丁秉衡教士夫妇（Mr. & Mrs. Douglas A.G. Harding），其它宣教士还有李桂香姑娘（Miss Hilda E. Levermore）、柏本荣姑娘（Miss A. E. Brett）和卫守义教士（Mr. Harold A. Weller）。

1913年春，李春雷首次外出进行为期两周的巡回布道，北行第一站是秦安县，随后去了二十几个城镇和村庄。他讲道时，虽常有成百上千人聚集，但多是来看“洋人”的。有时在讲道后，被人掷以石块。1914年，他除了在秦州街头和福音堂布道外，还到过南部的西和县，和东部的马跑泉等地。1917年，他在秦安县开设了福音站，有一个青年信徒在秦安开了一家药店，并乐意开放他的药店来传福音、作见证，渐渐开始有了主日崇拜。1919年设立了会堂。当时在信徒，甚至在长执中不乏有吸食鸦片者，但李春雷对此决不姑息迁就，在讲道中严厉斥责此等行为，亦严格执行教会纪律，直到这等人悔改归正为止。

1916年1月，金品三医生（Dr. George E. King）从兰州博德恩医院来秦州医疗传道两周，同来的还有一位中国医生，他们共诊治了500多病人。李春雷和他们一起，边治病边向患者传福音。同年12月，另一位博德恩医院的医生巴乐德（Dr. R. C. Parry）也来秦州，在他精心治疗与引导下，一位病入膏肓的鸦片烟民不但得着痊愈，而且在宣教站戒毒所彻底戒掉鸦片后，全然悔过自新，回家后把自己家中的偶像全部打碎。并且他又开设了一个戒毒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见证，劝导人们前来戒毒。内地会宣教事工因此得以拓展，教会在秦州和附近六、七个村镇先后建立起来。1920年有31个人受洗，并新开了两个福音堂。许多人前来问道，更有人离弃偶像归主。同年12月中旬，正当李春雷一家准备回国述职时，甘肃省发生了大地震，许多房屋倒塌，居民伤亡甚重。宣教站的三座住宅和福音堂也都损毁，所幸李牧师一家都得以逃出，其它宣教士也无伤亡。

直到1921年6月，李春雷一家才得以回到加拿大温哥华。在加、美一年半时间里，他们除休假和省亲外，还到各地教会作见证。1923年1月中旬，他们一家五口返抵中国。这次，李春雷被派往秦州南部的徽县开发新的工场。那一带地广人稀，高山幽谷，交通极为不便。有时找不到东西吃，有时甚至住在马棚里。但他不为所阻，多次到那一带播撒福音的种子，并且充满喜乐地写道：“虽然环境恶劣，有诸般的困难，但我真心喜欢这里的工作。能够在这里传福音，牧养主的羊，我感到十分荣幸！”

不久李春雷再次回到秦州主持工作，帮助当地教会自立。1924年秋，他们正式召开会议，成立了教区委员会，并在其中设立了传道部、灵修部和教育部三个部门。传道部成立布道团，到附近农村开荒布道；灵修部制定每年查经课程，带领信徒研读圣经；教育部决定在秦州成立男、女小学。

在秦州建造一座福音堂，是李春雷多年的心愿。他述职归来时，带来一笔美国基督徒的奉献款，他就用来购置木材砖瓦，为建堂做准备。1924年，在他的主持下，以及会众共同参与下，一座可容纳300多人的中式八角形的福音堂在秦州市中心落成，成为该市最为突出、最为漂亮的建筑物。此后，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来听福音，每天和每周三晚上都有活动。信徒们亦多参与教会事奉，福音事工日益兴旺。

1925年，李春雷夫妇三个儿女皆已到入学年龄，按当时内地会规章，学龄儿童都要到山东烟台芝罘学校读书。由于甘肃到沿海的交通极为不便，与孩子们分别后三年才能见上一面，故李春雷夫妇亲自陪送三个孩子到山东烟台入学。刚到那里，两个儿子即染上当时流行的麻疹，李师母只好留下陪伴照顾孩子，而李春雷则赶往上海总会述职。随后，即在 1926年5月，李春雷带领一批新来的宣教士赴甘肃就职。当时各地军阀混战，硝烟四起。他们途经山西、陜西、甘肃等地，因战事处处受阻。直到6月中旬才到达陜西之陇州（今宝鸡），到7月总算安抵秦州。1927年，因国共两党交恶，形势更加混乱。为安全故，欧美各国使领馆发出命令，叫各地外国侨民撤离。1927年夏，李春雷夫妇随众彻到山东烟台，得有机会与三个子女团聚。他们一面待命，一面为重回甘肃宣教做准备。

除连绵战祸外，1928至1930年间，在中国西北和华北还发生了特大饥荒。灾区以陜西、甘肃两省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今内蒙古）、河北、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和内蒙古）、热河（今分属河北、内蒙古和辽宁）及河南等六省。在这场大饥荒中，饿殍将近一千万。就甘肃一省而言，全省人口死亡近半数，成为当时西北的“活地狱”。

待时局稍缓，1928年10月，他们在烟台和孩子们告别，经天津、北京，转乘简陋拥挤的火车；经山西大同、包头，再转乘货运车到五原；接着再乘牛车，在天寒地冻的西北大荒漠，整整颠簸了十天，于12月7日才到达宁夏银川。他们这次被分派到甘肃东北部和内蒙古接壤处的中卫（今宁夏中卫县），去开荒建立一个新的宣教站。1929年1月他们去到中卫，那里无亲无友，也没有住处，只好暂住在一家回民客栈中。李春雷如此记述道：“我们到了中卫——孤伶伶的，没有朋友，没有助手，也没有仆人，与秦州相比，真乃天壤之别！但这里实在非常需要我们来做开荒工作。”在这陌生的地方，一对陌生的外国人，传讲陌生的福音，是多幺不容易啊！一段时间后，他们在中卫租赁到正街一栋房子作为福音堂，每天与人谈道、传福音，并千方百计地帮助那些饥民。数月间，就已有200多人信主，并有了一个超过40人参加的慕道班。

李春雷一面奋不顾身地赈济灾民，一面不失时机地抢救人的灵魂。但就在这疫病流行的人群中，他不幸感染上了致命的伤寒。1929年6月26日，李春雷感到身体不适，但并没有休息，一直坚持工作到28日，病情加重。师母给他服药，补给营养，均不见好转。当时中卫城里没有医生和和必需的医疗设备，外地医生离此地最近的也要八天的路程。7月2日，李春雷全身生出疹子，证实染上了伤寒。师母只好赶到30英里之外的电信局，分别打电报给宁夏和兰州求助。宁夏的师格非牧师（Rev. Ralph C. Scoville）和兰州的安献今教士（G. Gindlay Andrew）虽然日夜兼程赶来，并尽全力救护，但一切都太迟了。7月9日上午，李春雷牧师平静、安详地离世，留下师母和三个年幼的儿女。

中华内地会月刊《亿万华民》的编辑特地撰文记念他，称他为“前线的尖兵”，“直攻撒但的老巢，直捣黄龙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