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白

一、早期背景

李佳白（Gilbert Reid），字启东，于1857年11月29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长岛。父亲约翰•雷德（John Reid）是长老会教会牧师，对中国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读多不少中国的经史典籍。受父亲的影响，李佳白从少年时起，即开始习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并学习中文，对中国更是心驰神往。1879年，李佳白从纽约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毕业后，遵从父亲的意愿，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三年。1882年毕业后，向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去宣教。获准后于同年10月从纽约登船赴华。

二、山东十年

李佳白于1882年秋季抵达上海后，随即奉派前往山东烟台﹑济南等地，边学中文，边开始宣教工作。他先在烟台宣教三年，而后又到济南，前后在山东从事宣教工作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采用传统、直接的传福音方式，在教堂里、街道上向民众宣讲基督教义，散发福音书册，发展信徒，建立教会。他所接触的民众基本上都是社会下层阶级。虽然他工作非常努力，但收效甚微。因为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特别在孔孟之乡山东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与文化，受到了空前顽强的抵抗，因文化冲突引发的教案频频发生。1887年8月，李佳白在济南要为教会购置一块地产，却遭到当地士绅的极力阻挠，以影响风水，妨碍民居为由，反对外国人在济南城内买地建房。几经协调未果，李佳白于同年11月28日晚强行入住，结果与民众发生了冲突，受到殴打。后来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出面干预之下，地方官府在济南城外拨给教会一块更大的地产作为补偿，事情才算了结。通过这次纠纷，李佳白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强大势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化身，况且政府中大多数官僚都出自士绅阶层，传教士若与士绅阶层对立，将会影响宣教事业的发展；只有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宣教事业才可以畅行无阻。要使中国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教士有必要吸收儒家教义，使宣教活动与中国文化相适应。要消除传教士与中国民众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隔阂，就要遵从中国的习俗，改穿中国服装，按照中国的礼节方式行事。因此李佳白开始 “着华服、用发辫，一如华人仪式也”，“日与儒教人士相晋接”，同时，“一手握圣经，一手持四书，如听众不愿听基督教则另讲以孔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反教和仇外心理，结交朋友。为此他更加认真刻苦地研究儒家文化，探索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我渴望了解中国人的信仰、风俗和宗教，我计划以遵从的办法与中国人修好。”由此，他把宣教对象转向了中国上层社会。

李佳白在山东宣教期间，正是黄河连续发生漫决的年间，每逢黄河决口，两岸田地被淹，房屋被毁，人民失去家园。李佳白亲眼目睹了灾区百姓流离失所，忍饥受寒的惨像。为拯救苍生于水火，他亲自“冒风涛，逆流而上，详察情形”，探寻黄河水患的根源。1886年，张曜调任山东巡抚，正值水灾严重之时。李佳白得知张曜为使水患得到治理，正在听取各种有关治河的建议，于是就前去拜见张曜，向他面呈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西方治理河流泛滥的方法。

针对赈灾和救济，李佳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他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来赈济灾民。他建议政府把灾民分为两类，一类为老弱、妇女和儿童；一类为强壮男丁。对于前者，政府要全力救助；对于强壮男丁，则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或疏浚河道，或开垦荒地，或修建道路，然后量工定价。他指出实行以工代赈有五利：即“人不坐食，款不虚縻”；“老弱免于沟壑，强丁不至离散”；“民有恒业……不能妄生是非”；“游手好闲者……不至流为盗贼”，“既能济民，又成大功”。同时李佳白也看到在黄河治理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提出起用公正廉明的官员来从事赈灾事务，杜绝舞弊挪用赈灾款项，并建议请西人参与设立赈局，共同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建议，非谙熟中国国情者不能提出。由此可见，李佳白那时对中国社会状况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除黄河决口外，在1886年至1889年间，山东、山西、直隶、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有上千万人因飢饿而死。1888年灾情严重之时，西方传教士在烟台成立了“赈灾委员会”。1889年1月，上海外国侨民也成立了“华北义赈会”，向海外募捐，再由“赈灾委员会”协助分发救灾款项。在此期间，李佳白不仅全程参与了赈灾工作，还连续撰写了“西国治河成法”、“治水说”、“黄河归海论”、“黄河建闸说”等关于治理黄河水患的文章，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李佳白借鉴西方各国治理河流的经验提出黄河治理的方桉，认为黄河治理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使泥沙不至于沉淤积河床。为此，他提出了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黄河的五项措施，均触及到了黄河治理的一些根本问题。但清政府当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到黄河治理问题。因此，他的建议也只能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虽然李佳白提出治水方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但这些活动标志着李佳白不再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宣教工作上，而是转为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上来。

三、李佳白与维新运动

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上，李佳白提出将宣教对象转向中国的上层社会的设想。1892年，李佳白在回美国休假期间，再次向长老会差会提出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宣教的设想，因未获批准，遂于1894年6月与差会脱离关系成为独立传教士。离开美国之前，李佳白宣布成立一个“上等社会传道会”(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 Class)。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佳白返回中国。甲午战败，救亡图存、维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呼声。李佳白“既抵上海，星驰入都”。他去北京的目的，是要游说中国政要变法图强。1894年以后，他以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特约记者的身份，周旋于北京上层人物之中﹐与当时中国政坛上200多位高官和名流交结。1895年他加入了康有为等人创立的“强学会”，直接对维新运动施加影响，与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关系密切，俨然成为他们的“顾问”。在维新运动时期，李佳白“指陈时政，名闻当道”，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以及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四、李佳白与“尚贤堂”

经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的引荐，李佳白进一步与李鸿章、奕䜣、翁同龢等清政府的上层官僚结交往来。多年在山东宣教的经历，使李佳白对中国士绅阶层的势力有切身的体会；也鉴于民教冲突的情况，他觉得有必要设立一个针对中国上等阶层的宣教机构。他希望首先影响上等阶层，进而影响中国社会；同时也藉着这个机构，经常与各省官僚士绅联络，“俾与西国通达时务、才德兼优之教士互相交契，日久情亲，共保民教相安，两无龃龉。”因此在1894年，李佳白在北京创立“尚贤堂”，旨在通过“招集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学问渊博者”，“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使外人乐于与华人合作，挽救中国”。李佳白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好感与许可。在英美驻华公使的赞助下，在李鸿章、翁同龢等官员的支持下，1897年2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尚贤堂终于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李佳白自任尚贤堂总理。“尚贤堂”之名出自《周易》，李佳白解释道：“《周易》有之：祐者，助也。天之所助也，顺也。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兹堂之设，既协于天理人情，又本乎履信思顺。”“尚贤堂”之名既体现崇尚圣贤、劝善从德之意，也是为了赢取中国人的信任，其英文名称则为“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中国国际学会)，以强调中外之友好。李佳白为尚贤堂拟定了章程，从其内容看，李佳白不再把尚贤堂当作一个单纯的宣教机构，而是赋予其更广的活动范围。其一，将尚贤堂作为中西人士会合的社交场所。其二，作为联络上层社会的渠道，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宣传他的思想，以达到影响中国上层社会及民众的目的。其三，作为传播西学和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依照尚贤堂章程，由数名中外人士主持尚贤堂日常工作，其入选条件是：“华士必谙西语，长于新学；西士必在华数年，熟悉民情，方充其选。”当时在北京的一批清朝官员和士大夫被邀请成为首批会员。

尚贤堂成立后，在国内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以及中国招商轮船公司等清朝官员、传教士和商务机构的捐助，这使李佳白大受鼓舞，翌年即赴欧美募款。他在欧美各国宣扬中国的维新运动和尚贤堂的宗旨与计划，得到美、英、法、德、俄、荷等政府和人士的捐助，共募得15万余美元的经费。1898年﹐李佳白的母校汉密尔顿学院授予其神学博士学位。然而，当1899年秋天李佳白返回北京时，“百日维新”运动已经失败，接踵而来的是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尚贤堂的房舍皆被拳民焚毁，尚贤堂的工作被迫中断。

李佳白对“拳乱”及其给中国改革维新所带来的破坏深恶痛绝，故主张予以镇压以平息暴乱。《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极力表示与外国敦睦友好，对尚贤堂被毁表示同情。在总理衙门王文韶等官员的劝说下，李佳白将尚贤堂迁往上海。1903年，由巨商盛宣怀、银行家严筱舫等中国商绅捐资，李佳白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购地14亩作为堂址，重建尚贤堂。迁沪仪式由美国驻华总领事主持，英、日等国领事和中国驻外公使伍廷芳、外务部尚书吕海寰等社会名流到会演讲，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一件盛事。同时成立了尚贤堂董事会，聘请吕海寰出任会长；驻美公使伍廷芳、英美纸烟公司总理汤默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维尔德等为董事，并聘请各省总督、巡抚，各国驻华公使、洋行总理和商界名流为兼任董事。为给“尚贤堂”筹资和扩大影响，李佳白广泛结交上海各界上层人士，如两江总督周馥、上海道台梁如浩、上海商会领袖朱葆三、上海实业家王一亭、上海着名银行家严信厚、李鸿章儿子李经方、以及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等都成为李佳白的朋友，他们亦皆以结交李佳白为荣。此后，尚贤堂进入发展时期，在教育﹑社会﹑宗教和文化各方面开展活动，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到1912年时，李佳白征集尚贤堂会员“达到二十国人，十宗教”150余人之多，一时盛况空前。

从1897年至1927年，在李佳白的主持下，尚贤堂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使中外人士汇聚一堂，以宣扬中西睦谊，扩大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每遇有官员升迁，或尚贤堂会员新有任用，或有官员途经上海，尚贤堂常常设宴送往迎来。以1907年为例，粤省总督岑春煊调任川省总督时，尚贤堂为其设宴饯行，“陪座者为中西官商、外国总领事、硕学巨子”，人数不下70人。会员伍廷芳新任驻美公使，尚贤堂亦宴请其夫妇。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尚贤堂为各国分住各省传教士举行欢迎宴会。1913年，孙中山被邀请到尚贤堂演讲并举行植树典礼。1914年尚贤堂举行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皆特派代表到会致词。由李佳白夫人主持的中外女士联合会则经常举办各种应时的联谊活动，如新年茶会、圣诞节欢迎会、园游会、夏令音乐欣赏会等。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李佳白与中国上层社会的联系，尚贤堂亦成为上海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外上层人士的社交场所。

第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1910年，尚贤堂开设英文、经济、法政分科学堂，招收学生，聘请中外教员授课，李佳白亲自讲授各国宪法等课程。尚贤堂设藏书楼，收集古今中外政治学著作，“以便中西学士披览讲习，用资实学”；设洋学馆以便中国“贵家子弟习学洋文”；设格致书院存展各种西学器具式样，“查究理数，讲求一切强盛新法”。尚贤堂还设有一个大厅，荟萃中西乐器，择日歌诗奏乐。1912年，尚贤堂特辟十间房，开设华品陈列所，其“意在发扬中国美术之精良，引起外人观感，且籍以引进工艺，扩张商业”，这是中国最早的具有陈列所和博物馆性质的机构之一。

第三，北洋军阀溷战时期，李佳白和尚贤堂致力于各种和平活动，呼吁各界采取共同行动消弭战争，使中国实现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佳白从和平主义出发，抨击欧战、反对中国参战。当他于1921年再次来华时，中国正处于政局动荡不安时期。北洋军阀的分裂混战，南北政府的对立，使他深为忧虑。他说；“自民国以来，无岁不战，无省不乱，直接受其害者则家破人亡，间接受战祸者则百物昂贵，时劳困难。是以中国各界，无不具有消弭战乱、力促和平以苏民困之心理也。”于是，在战乱频仍的20年代，李佳白经常以和平人士的身份奔走于南北各地，会见各派军阀首领，提出各种停战建议，发表和平演讲，不断向各界发出和平呼吁。1922年10月14日，上海尚贤堂联合各教举行和平祈祷大会。1923年11月27日，北京尚贤堂各教联合会讨论和平方案，向各省首领发出息战通电。尽管这些建议未被采纳，但所有这些活动会同国内各方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

第四，尚贤堂内附设各种联合会，定期举行各种讨论和演讲会。1910年， 尚贤堂成立中外学务商务教务联合研究会，不久即分为中外商务联合会、中外学务联合会、中外教务联合会，后来又成立中外女士联合会。中外商务联合会旨在联络中外商界人士，“俾中外商情，得因彼此交换意见而两受其益”。中外学务联合会 “专在增进学界之智识”。经常讨论政治、社会和学术问题；中外教务联合会的宗旨是“欲联络各教之教徒而谋彼此之亲善”，使“各教互相亲睦，尊重友谊，无尔我之见、等级之分”；中外女士联合会由李佳白夫人主持，邀请官员夫人、名门闺秀，进行交际、慈善等活动。

尚贤堂不分宗教派别，各教人士都可入会。各联合会经常邀请中外宗教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演讲，宣扬各教联合的思想。李佳白认为基督教和儒、释、道等各教立教的 宗旨一致，仁义、博爱、清静等大旨相同。他在堂内和各地除演讲基督教教理之外，还请各教人士演讲和探讨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宗教的教义及其有益于人类之理。印度诗人泰戈尔、佛教太虚法师、日本佛教观光团团长尾关本孝，以及驻美公使伍廷芳等人都曾是尚贤堂的座上宾。

五、尚贤堂之影响

自尚贤堂成立到李佳白去世这三十年中，李佳白一直活跃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社会背景下，李佳白及其尚贤堂的活动具有不少新的特点，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与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反映出在华传教士的宣教重点由基层民众向上层社会转变的趋势。如前所述，山东宣教的经历使李佳白感到要消除宣教的障碍，达到宣教目的，首先必须要消除士绅阶层的敌视心理，自上而下影响民众。如果传教士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官员，将有助于后者为国家制定更好的政策。李佳白通过尚贤堂结交上层人士，联络感情。清末从光绪皇帝到维新人士梁启超；民国初年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北洋军阀时期从段祺瑞到徐世昌以及各省实力派人物；李佳白都与他们结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上层社会的普遍好感，并且他以此为基础，宣传改良中国的方桉。

其二，尚贤堂开展的各种活动，反映了李佳白从单纯的宗教活动向社会活动转变的过程。来华初期，李佳白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以宣讲教义、发展信徒作为宣教的主要工作。1894年脱离差会以后，李佳白便不再局限于宗教活动。在维新时期，他积极鼓吹变法，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尚贤堂成立后，设立讲求实用的分科学堂，向公众开放藏书楼，开办华品陈列所等等，这些活动赢得了中国社会的赞扬。

其三，李佳白各教联合的思想隐含大同理想，尚贤堂也是一个多种宗教联合活动的场所，这是尚贤堂的一个显着特点。李佳白认为虽然各宗教有不同的名称和仪式，但性质是同样的，都强调“道德至上”，并具有许多的共同点。因此，尚贤堂积极为各教人士提供一个阐述各自宗教信仰，共同研讨其他宗教的平台。各教联合会声明：开会时“不可批评他教之教理，更不可毁谤他教及凌辱他教之人”。尚贤堂会员没有派别之争，不分畛域之见，为各教和平共处起了示范作用。为此，有同行攻击李佳白背叛了基督教，他用“君子和而不同”，说明各教联合而非各教合一的含义。他既演讲基督教教理，也探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异同。1927年，世界各教联合运动领袖吴序柯在该会成立11周年大会上，赞扬李佳白以宗教大同进而求世界和平的思想，对世界和平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六、和平主义者

李佳白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激进式的暴力革命。因此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李佳白曾支持满清贵族成立的“宗社党”（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共和革命，反对推翻清朝政府。辛亥革命后，他又竭力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当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党派林立，纷争不已。袁世凯死后，中国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面对此等乱局，李佳白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实现和平统一，而且他所认为的中国统一不仅包括时人所称的“二十二省之联合与统一”，还要将蒙古、新疆、西藏等联合起来。在他看来，共和国应该合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为一体，且使各民族和睦相处。因此，从孙中山、袁世凯到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无论谁当政，李佳白都对其献计献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助其以和平手段实现统一。当上述人物打算用战争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统一时，李佳白立即予以反对。他认为战争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失败者，人民更是战争的绝对受害者。他以德国和法国两个大国因世仇不断发生战争和北洋各派军阀实力此消彼长为例来说明上述道理，最后规劝道：“抛无数金钱头颅以争得之胜利，其不可恃也，犹如烟云之易散”，“言战之结果，则实物变为空虚；言战之功也，则朝得则夕已不保；言战之影响，则财政破产，交通阻绝，百业停废，四民流徙，驯至盗贼蜂起，外患肆染，而国本乃岌岌动摇。”

正因为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李佳白对中国于1917年加入协约国参战的举措亦强烈反对。不仅如此，他还强烈批评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1917年，他在《尚贤堂纪事》和《国际公报》等中外报刊上发表大量时政文章，警告“中国加入欧战旋涡为有百害而无一益”。他的这些言论既得罪了中国，又得罪了美国，协约国集团的一些传媒甚至说李佳白是德国的“文墨先锋”。1917年12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签发逮捕令，指令美国驻华公使拘捕李佳白。经美国领事法庭审理后，中国政府在外交压力之下将李佳白驱逐出境。1918年1月，李佳白抵达菲律宾岛，五个月后才回到美国。此事对李佳白的声誉造成极大影响，导致一些会员退出尚贤堂，此后尚贤堂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

虽然因倡导并推动和平而吃尽了苦头，但李佳白仍痴心不改。四年之后（1921年），他又回到中国。1922年李佳白至北京恢复尚贤堂，但昔日风光不再，参加的人数屈指可数，举办活动“有时来客无多，状至冷落”。接着他又创办发行了《国际公报》，亦继续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他不遗余力地到各省向政界、商界、学界、宗教界发表以和平、统一、教育、宗教为题的演讲。1922年上半年，他应学校、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邀请，先后赴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浙江、上海等地演讲60多次，下半年又在浙江、安徽等省演讲50多次。所到之处，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听众对他的演讲“均极感佩”。山西督军阎锡山对其慷慨赠送差旅费，“优礼之隆，无以复加”。河南省长张凤台对李佳白的演讲也竭力提倡，“开会之际，辄亲陪往”。在河南洛阳演讲期间，吴佩孚还亲自陪同李佳白游览洛阳，以示欢迎和感谢。

为了消弭战争，他几乎拜访过民国期间不同阶段所有执政和在野的政界要人。仅1923年4月至 1924年4月，他就拜访黎元洪三次，拜访曹锟一次，其余省部级要员无数次。他还在尚贤堂举办各种集会，为和平运动推波助澜。1922年10月，北京尚贤堂在东安门真光电影院召开消弭战端、裁减军备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通过了一项和平请愿书，分别呈送总统、国会、国务院及各省，恳请当政者“念疮痍其未安，知武健之可畏，诚雷厉而风行，化干戈为玉帛”。1923年10月，李佳白又在上海尚贤堂举行各教祈祷和平大会，邀请各宗教代表发表和平演讲。可是，李佳白和平统一的呼声一次次被战争的硝烟所淹没。军阀们虽也对和平统一的理论表示认可，但在实践中他们还是更喜欢用枪杆子说话。对此，李佳白只能抱以叹息和失望。经过一次次的劝说失败，他也认识到了军阀们的险恶用心，他们“有时表面上呈现和平景象，而其真心实意，仍不泯夺地攫权之阴谋。”

1925年，五卅运动时﹐李佳白组织成立了“中外睦友会”，致力于各种和平活动，主张中国“不可与外人为敌”。在这一时期中，他先后着有《中国排外骚乱的根源》、《中国一瞥》、《中国，被控制的还是自由的？中国纠纷的研究》等书。李佳白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内外关系，每有中外重大事件，便在报刊发表一番议论。但他始终主张以和平的、议会式的手段统一中国。这种谨慎保守的言论已经无法引起更大的反响，北京尚贤堂门庭日趋冷落。李佳白个人和尚贤堂的发展受挫，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想和言论不合潮流，从而影响了他的声誉。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反帝爱国运动之高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中，西方传教士更成为众矢之的，李佳白和尚贤堂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李佳白苦心经营，尚贤堂境遇每况愈下，渐至淡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七、去世

1926年秋，李佳白又一次将尚贤堂回迁上海。在其人生最后阶段，他仍一如既往，与上海各界上层人士保持密切往来。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宝隆医院去世，享年70岁。去世时，他仍是“案有残稿，囊无余钱”。10月1日下午，中外嘉宾数百人在上海虹桥公墓为他举行了葬礼，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主持。国内外众多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和纪念文章，高度评价李佳白的一生。《芝加哥联合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评价他：“李佳白开创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对中国和整个东方的传教事业产生广泛的影响。”当年他为之呕心沥血的维新变法及和平统一事业都失败了，但是，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所倡导的国家进步、宗教联合及消弭战端的和平理念对当今时代仍不无启发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