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类思

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字再可。1606年1月26日生于意大利明尼奧（Mineo）的一个贵族家庭。1622年11月20日，在他16岁的时候加入耶稣会，遂进入帕勒莫（Palermo）学习。1626年他开始在罗马大学教书，在此期间，利类思形成了去印度宣教的意向。在其1626年5月18日信中写道：“很长时间以来，因着上帝的恩典，我愿意为上帝受苦，去印度宣教。”

一、在华传教生涯

但最终耶稣会把利类思派往中国宣教。1635年4月13日，他和潘国光（Sicilian Francesco Brancati）、贾宜逵（Nyssa Jerome Gravina）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程前往中国。他们先赴澳门，在大三巴教堂附近的圣保禄学院学习汉语。圣保禄学院是远东最早的高等学府，凡是计划进入日本和中国传教的成员，都要在这里的神学院研究人文科学、艺术和神学，并在此学习汉语，同时熟悉中国的国情、风俗与礼仪。1637年，利类思被派赴中国的江南传教，先往江苏，而后转往福建、江西，前后为700多人施洗。1639年，利类思到北京协助耶稣会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修撰历法。

1640年，时任礼部尚书，后担任首辅的刘宇亮盛情邀请利类思到四川传教。利类思欣然应邀前往，成为进入四川的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1642年，利类思与另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同工，他们共同建立了当地的第一个天主教堂。利类思在成都发展了30个精心挑选的教徒，其中有明朝宗室的伯多禄(即蜀献王朱椿的后裔)和部分当地官员。后来因为利类思等传教士拒绝给纳妾的官员施洗，而受到诸纳妾者唆使的僧徒攻击，以致引起骚乱并一度告到官府，只是因为当时汤若望在朝廷中的威信，利类思等人才得以受到皇帝的庇护而躲过控告。

1643年，为躲避张献忠带来的战乱，利类思与安文思避居于绵阳，后在吴继善的推荐下为张献忠服务，当上了“大西国皇帝”的“天学国师”。1644年他们受张献忠之命做了两个大铜球，一个是天球，一个是地球。天球上有中国传统的28个星座，而地球则按照中国的传统分为5个大陆。

1647年，张献忠败亡后，两人为清朝军队统帅肃亲王豪格所掳，被带往北京，1651年获释，因回四川的请求被拒，最终留在了北京。后来蒙皇帝恩准，利类思将他们在北京的住宅改建为教堂，成为北京第二座教堂王府井天主堂（现北京东堂）。康熙初年，利类思和安文思重建了东堂，将原本的中式建筑改建为西式风格的建筑，惜于1807年毁于火灾。 

在康熙初年的“历狱案”中，因利类思的中文非常流利，而成为与杨光先论战的主力，写出《不得已辩》等文章，对杨光先进行驳斥［1］。其后他与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和安文思四人被允许留在北京，供奉朝廷，直至1682年逝世。死后，康熙皇帝赐200金和10匹绸缎，为他举行了国葬，葬于栅栏教堂。1987年，利类思在北京的墓地被重新恢复。

二、杰出的翻译家、神学家

利类思是康熙年间在华耶稣会里公认的汉语水平造诣最高的人，终其一生共写作并翻译了80 余册的作品，涉及神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等领域。其中有两部首次将西方生物学引进中国的著作，即《狮子说》和《进呈鹰论》。当时为改善贸易关系来华的葡萄牙外交官曾将一头狮子（中国所没有的动物）进献给康熙皇帝，利类思为此撰写了《狮子说》一书，在北京刊行。康熙对此书非常满意。

由于满人喜欢养鹰狩猎，并且康熙皇帝对西方人如何养鹰有着浓厚的兴趣，利类思遂奉命撰写了《进呈鹰论》，详细描述了不同种类的鹰，包括本土品种和外来品种的外型、性情、饲养和训练方法等细节；最后一章还特别介绍了鹞子。该书后来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的第 12 卷《鹰部》。

1676年，利类思把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 Summa Theotogica（《神学大全》）翻译成中文，名为《超性学要》。1677-1678年，南怀仁致函耶稣会总会长，提到《弥撒经典》、《圣事礼典》、《司铎课典》及神学书籍等，已由利类思翻译完成；同时希望落实1615年教皇的颁令，祝圣中国司铎。不幸的是，南怀仁的许多建议遭到视察员Sde. AImeida的反对，明令中国青年天主教徒晋铎必须要学习拉丁文，并只能以拉丁文举行礼仪。

利类思翻译并撰写的其他宗教著作还有《尼西亚信经》、《天学传概》、《天主正教约征》、《主教要旨》、《灵性说》、《不得已辩》、《御览西方要纪》（与安文思、南怀仁合著）、《圣母小日课》、《已亡者日课经》、《圣教简要》、《善终痙塋礼典》、《弥撒经典》、《日课概要》、《圣事礼典》、《安先生行述》、《天主圣礼》、《三位一体》、《万物原始》、《天神形物之造》、《灵魂》、《首人受造》、《昭祀经典》等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