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

一、早年背景

利玛窦（Matteo Ricci）是其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 於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教宗国马切拉塔城（Provincia di Macerata，现属意大利马尔凯大区）一名门，其家族经营药品生意，父亲曾任教宗国的市长和省长。利玛窦16岁时，父亲送他去罗马学习法学，可他却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立志做一个传教士。次年他开始在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 Clavius）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修学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二、利玛窦宣教轨迹

1. 印度 1577年，利玛窦受罗马教廷差遣赴远东地区传教。1578年3月24日，他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等14名耶稣会士从里斯本乘船出发，一起前往印度传教。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于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Goa），在那里继续他未修完的神学课程，并且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在此期间他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这也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所持的态度，并终其一生维持着这个看法。

2. 中国肇庆 1581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次年利玛窦随即应召前往中国传教，于8月7日到达澳门。自踏上中国土地就再未离开，并最终长眠于此。

利玛窦先在澳门学习一年中文。翌年9月，突然得到一个机会得以进入当时两广总督的住跸地广东肇庆。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获准在肇庆居住。他们在西江边买了一块地皮，毗邻崇禧塔。为了避免当地人生疑，房子没有按照欧式设计，而是建成了中国样式，肇庆知府王泮亲题“仙花寺”，这是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建造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利玛窦在这里住了6年。16世纪的广东存在着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的排外情绪，当利玛窦和罗明坚走在大街上时，常听到人们用“一千种绰号”来辱骂他们①。鉴于中国的国情，他们不敢公开布道，只是悄悄散发一些福音小册子。他们和尚装扮，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仙花寺跪拜，因此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这不过是中国人的习惯而已。这些人中也有求医病得痊愈和盼子如愿以偿的，因此开始有人受洗入教。由于入教者要毁弃曾经拜过的菩萨，因此就引起与信佛者之间的矛盾。怂恿小孩登上崇禧塔向仙花寺抛掷石块者有之，幸灾乐祸看着强盗入室抢劫者有之。利玛窦认识到当时的明朝帝国“不仅不是收获的季节，甚至连播种的季节都不是”②，只能算是筚路蓝缕的垦荒阶段。如果盲目追求受洗人数的增加，可能几代人之后整个天主教事业就会遭受磨难，这一现象在日本、印度都曾发生过。利玛窦意识到自己的奋斗目标是要为天主教在中国人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

传教事业之艰难使得利玛窦转而投注一部分精力于翻译工作，因为他发现中国人对于他带来的西方科技文明更感兴趣。在肇庆，他绘制了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当几位大明帝国的官员看到这张世界地图在他们面前缓缓展开时，他们第一次发现，中国并不处在世界的中央。在王泮提议下，利玛窦重新绘制了一张更大更精美的地图，并且把中国放在地图中间，让一直以为中国乃天下之中心的国人更易于接受。王泮给这幅地图命名为《舆地山海全图》，并加以刻印发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此举成为王泮政治生涯中光彩的一笔。这张地图对于以后的传教工作也意义非凡，成为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一把钥匙。罗明坚的传教著作《问答集》也在这一时期被利玛窦翻译成中文，用于传教。

3. 韶州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能够存活下来，得益于广东三位连续在任的总督。1589年（万历十七年），第三位总督死于任上之后，新任总督刘继文到任。因他嫌官衙之内刚死了人不吉利，就欲图将利玛窦所住的建筑据为己有。利玛窦深谙中国人的心理，与之斡旋，最终刘总督没有驱逐他们，而是允许他们移居韶州。这一事件差点让范礼安放弃中国的传教事业，可是利玛窦在给他的信中却说“准备再为拉结服务七年以上”③。就这样，利玛窦与其同伴麦安东（Antonio d’Almeida）离开了肇庆而前往韶州。

在韶州，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依然感受到当地百姓的敌意，他们的住所曾两次遭到暴徒袭击，第二次尤为厉害，有两位神父受伤。虽然地方官公正严明地惩治了恶人，但是这种公正更加深了他们与当地百姓之间的隔阂。环境恶劣加上麦安东和接任的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相继辞世，罗明坚业已返回了欧洲，韶州的生活充满了考验，却只剩下利玛窦一人应对。正当此时，一位来自江苏的官绅，且国学深厚的瞿汝夔（太素）向他表达了真诚的友情，并且成为他的挚友和学生。在瞿汝夔建议下，他认识到和尚的装束虽然减少了中国人对“蛮夷”的排外心理，但是如果没有一件“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的绸袍，“就不配和官员，甚至一个有教养阶层的人平起平坐”④。征得范礼安同意后，利玛窦蓄发留须、换上儒服，果然和知识阶层的关系大有改善。借着瞿汝夔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制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间传扬开来。

在韶州期间，利玛窦悉心攻读了《四书》，并且首次将该书译为拉丁文，目的是造就日后来华的传教士。⑤ 他认为，传教士来华若不精通儒家经典绝不会有什么收获。

4. 南昌 利玛窦一心向往能够进入帝国的陪都南京开拓。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一路上充满了惊险和不幸，当经过武江十八滩时，他们所乘坐的船翻了，水性很好的年轻教士溺亡，而不识水性的利玛窦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几经周折到了南京，却由于适逢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派兵抗日失败，时局动荡，无人敢收留他这个外国人，利玛窦只好折返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没有受到怀疑和驱逐，还结交了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其中包括两位亲王和江西巡抚。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比钦天监预测的更为准确，使许多中国人心生敬佩并前来求教。这期间他还登堂讲学于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和主持人章潢成为好友。在给耶稣会一位神父的信中，利玛窦这样描述章潢：“他对我们的教义与礼规倍加赞扬，……对天主也赞颂不已。”⑥ 经由章潢，利玛窦开始接触一些社团，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林学社”。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在明朝的最后40年，几乎所有杰出学者阶层的天主教皈依者和非天主教的朋友都是出自东林学社的背景。明末天主教领袖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也都是出于这些学会团体。

在上层官员中，利玛窦亦享有好名声。应巡抚陆万垓要求，利玛窦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如何过目不忘，以便他教授自己的儿女。利玛窦还为建安王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在文人中不胫而走，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就这样，利玛窦在南昌赢得了政界和知识界的一致好感，终于获准在知府衙门附近的黄金地段建立起一座教堂，此地的“垦荒”工作终于有了进展。这处居所不像肇庆和韶州那样是公开的礼拜堂，因为利玛窦渐渐总结出经验，在明朝的环境中，私人间的谈话和小范围的探讨对于传福音更为有效。《天主实义》这卷书就是在这段时间翻译出版的，利玛窦将天主教思想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该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以及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的天主教教义。这本书也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书籍。《天主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南昌的工作硕果累累，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他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5. 南京 利玛窦并未满足止步于南昌，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他又受命策划北京之行。同年6月，利玛窦与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北上任职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抵达北京。但因为战事不稳，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因此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利玛窦想到自己和江苏总督的交情，以及先前结交的南京朋友，于是他决定从陆路前往南京，在那里建立传教点。他一路顶风冒雪，到达苏州时已筋疲力尽。幸而在老友瞿汝夔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身体才慢慢恢复健康。次年（万历二十七年）在瞿汝夔陪伴下，利玛窦终于回到南京。

或许是由于日本撤离了朝鲜，这次南京官员的态度明显好转。在南京的几个月里，利玛窦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在此期间曾与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因此使其声誉大增。利玛窦原本打算在南京做短暂停留，但在一片劝留声中，他不再犹豫，就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了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后来又在城西一曲折小巷中（时称螺蛳转弯或罗寺湾）购私宅，改建后进行个人宗教活动，人称“罗寺湾公所”，即今之石鼓路天主教堂的前身。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6. 北京 无论如何，南京不过是途经之点，耶稣会士们的目标是北京。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偕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神父，带着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以及大西洋琴等礼物再度进京，打算觐见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敬献给他，以争取皇帝的信任。⑦ 但这批贡物在山东时就落入太监马堂之手，并且被他掳走了大部分，然后他重新写了一份礼物清单给皇帝，又把利玛窦一行人发去天津。这以后他们过了6个月沮丧的日子。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圣旨来了。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利玛窦终于进入北京。

最初几个月，利玛窦就像一片树叶，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上下飘零。直到他成为皇帝御用的修钟师傅后，才得以安居下来。利玛窦不仅有了俸禄，还得到一处地面，建起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的东西学识，广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和地狱等事。他自言“非常的劳累，可还是一直热情地迎送每位来客。……所讲的一切都与我们神圣的信仰有关。”⑧ 利玛窦用“他的仁慈、和善的风范，通过与人们的交谈和他无可挑剔的品行征服了每个人。”⑨ 传教同时他也在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赢得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利玛窦的传教事业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到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时，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为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在北京期间，利玛窦重新绘制了中文世界地图，他修订扩充内容，绘成六条合幅的《坤舆万国全图》，学术界称为1602年版。图中收录了850个地名，附95条注释，代表了16世纪欧洲比较先进的地理知识水平。这幅地图重印了多次，藉着它利玛窦打开了中国士人的眼，也把福音送到了人们心中。

利玛窦曾多次希望翻译几何学专著，却始终找不到有突出天分的学者帮助。1606年，徐光启决定参与这项工作。每天下午三四时，他来到利玛窦的住所，一个口传，一个笔录。他们反复斟酌，经过半年多努力，《几何原本》前六卷终于译成。刻印出版后，士大夫争相传阅。五年后徐光启等人又加以校正，再度付印。全本书共15卷，其余部分直到200年后才完成。利玛窦还和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另一本数学专著《同文算指》。经数年劳作，利玛窦著述颇丰，这些图和书对于知识界犹如敲门砖，为他的传教活動带来极大的方便。

三、利玛窦的学术贡献

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重要开拓者。他精通国学，“西儒”之称随之而来，甚至还被当代日本学者平川佑弘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⑩。

利玛窦还以传播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编译了大量西学书籍，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著述。除用意大利语撰写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大量书信以及用拉丁语为西方读者翻译的中国经典外，还在不少中国士人的帮助下，翻译了近20种中文著作，其中包括天文学方面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数学方面的《几何原本》、《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地理学方面的《坤舆万国全图》（另尚有《山海舆地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十余种版本）；伦理学方面的《交友论》、《二十五言》；语言学方面的《葡汉辞典》（与罗明坚合著）、《西国记法》、《西字奇迹》；音乐方面的《西琴曲意》，另有《辩学遗牍》中的部分文字以及给万历皇帝的《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疏》等等。这些著述几乎涵盖了西学的主要门类，举凡宗教、伦理、语言、天文、地理、数学、艺术，均有涉及，还有以口头传授而未形成文字的西方力学、建筑、印刷等知识。⑾

自1584年起，利玛窦绘制了一系列世界地图，使中国人惊奇地认识到“天下”（当时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仅限中国和周围一些岛屿，称为“天下”）之外的世界。数学译作尤其是与徐光启共同完成的《几何原本》，则使演绎逻辑的方法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影响深远。利玛窦的著作还不同程度地波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儒家文化圈中兴起一股西学风气。

利玛窦不仅著述颇丰，而且在他的士人朋友帮助下创造了许多术语如数学中的“几何”、“点”、“线”、“面”、“角”、“弧”、“平行”、“比例”、“面积”、“体积”、“直角”、“钝角”；天文学中的“天球”、“地球”、“月球”、“半球”、“阴历”、“阳历”；地理学中的“经度”、“纬度”、“赤道”、“测量”等。这些词汇至今仍在使用。

利玛窦也是最早将中国文化传递到西方的人之一。他首先翻译《四书》，名为《中国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并将手稿寄回意大利，“国人读而悦之”⑿。

四、传教策略

研究中国文化，顺应当地民俗，进而用当地人民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信仰，是利玛窦一直遵循的信念。在很短时期内，利玛窦等传教士改变自己的装束、饮食和一切固有的生活习惯，和什么人在一起就做什么人，“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林前9:19）。为使中国皈依耶稣基督，他们献上自己。利玛窦的宣教策略主要如下：

1．重视士人 利玛窦多次讲到：“假如有一批知识分子或进士、举人、秀才以及官吏等进教，自然可以铲除一般人可能对我们的误会。如果士大夫相信我们，而其他的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皈依较一般教友更有价值，影响力也大，我设法使知识分子皈依成为教友，对象不是大批民众。”⒀ 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的交往，他从1594年起就蓄发留须，还由着僧装改为穿儒服，并且苦心钻研儒学，使之更能为中国士人所接受。在他所结识的名士与权贵中，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杨庭钰及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都深受利玛窦等人的影响而成为护教论者，有的甚至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2．科技先行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实学”比对天主教更有兴趣。为了引起更多中国人对天主教的注意，他首先向中国人介绍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他随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地球仪、世界地图等物品以及他所讲的数学、天文学等知识深深吸引了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教士们所翻译的西学书籍，如《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坤舆万国全图》等也都深受中国人喜爱。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倾慕西学在先，而后又成为天主教信徒的。

3. 规避冲突 传教士们试着以儒学解释天主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实行了“补儒”、“合儒”、“超儒”的理念。“合儒”是指他们先从儒家经典中找出与天主教义相似的内容与观念，然后重新加以诠释，赋予天主教涵义，以证天主教和儒学互相契合，古已有之。而“补儒”是试图改造儒学。利玛窦认为，汉代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泯灭了先秦儒学“事天”的真意，因此需要天主教来纠正和补充。正是这两个原因，利玛窦强调天主教能补儒教之不足，进而达到“超儒”的地步。

4. 利玛窦规矩 与当时许多传教士的观点相反，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在祭祀祖先时只是表达了后人对于祖宗先辈的敬意，并没有宗教的含义，本质上也并未违反天主教教义。同时，他认为读书人和官员祀孔是中国的传统，这是为了感谢孔子留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他们能够得到功名利禄，同样不是宗教性的活动。所以他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甚至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祀祖、拜孔等礼仪，只要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对于祭祖祀孔的态度，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康熙年间，道明会传教士（Dominicans）建议教皇派遣特使到中国晋见康熙帝，要求更改利玛窦规矩，以排除容许中国传统的传教方式，因而激起旷日持久的罗马教皇与康熙皇帝之间的争辩，史称“礼仪之争”。康熙认为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祀孔祭祖的教谕“不可理喻”，强令传教士必须遵从利玛窦规矩，否则逐回。

五、身后之事

1610年5月，利玛窦因积劳成疾逝世于北京。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安葬。但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们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葬在北京。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多方努力之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恩准。1611年，万历皇帝钦赐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作为利玛窦安葬之地，最后由徐光启主持，将利玛窦安葬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蒙皇帝允许葬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计逾百名。1900年，该墓地被义和团砸毁。战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红卫兵埋于地下； 1979年后，墓地再次得到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曰：“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地‘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 

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1999）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