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于1845年10月10日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卡马尔登郡(Camarthenshire)的乡村。父亲是个铁匠，兼营一个小农场，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忠厚长者和浸礼会教会的执事。母亲个性温柔良善、娴静。在父母亲基督化教养之下，李提摩太自幼养成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品格良善，正人君子的性格。在威尔士福音大奋兴期间，14岁的他在一次奋兴布道大会上受感决志信主。李提摩太先后就读于斯旺西师范学校（Swansea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和哈佛福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 Theological College），在神学院攻读期间成绩斐然。尚未毕业，国内知名教会即来信聘请，然而他那时已经立志要去中国传福音。因为他认为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为文明的国家之一，如果为基督得到中国，就会带动其他国家归主。1869年春，李提摩太神学毕业后，即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申请去中国宣教，获准后于同年11月被封立为牧师，随即告别亲人，在利物浦登上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阿基里斯”号（Achilles）轮船前往中国。

一、在华早期宣教

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航行，李提摩太于1870年2月抵达上海，稍事休息后即北上山东烟台。当时英国浸礼会在烟台有一个宣教站，曾先后有八个宣教士在那里工作。但当李提摩太到达时，只剩下一个宣教士坚守在那里，而且在接待李提摩太之后不到四个月也因病去世了，只留下李提摩太孤身一人。但李提摩太不畏艰难，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开始宣教。像早期来华宣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在烟台挨家挨户地去散发或销售福音书册，所收效果甚微，而且接受福音的人又大多是些贫穷人。在实践中，他的宣教理念渐渐改变，开始试图接触上层社会的人，因为他觉得“他们有良好的土壤可以撒种”，而且得了上层人士之后，就比较容易得到其他人。从那时起，李提摩太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和儒者礼仪，探究中国儒释道思想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地方官吏和士绅接触。为他立传的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如此写道：“李提摩太在内地传道已经好几年，悟到布道方法，从官绅入手，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层人士信教”。1874年，李提摩太迁往山东青州府（今益都），开始租屋布道。此时他改穿中国儒生的长衫，脑后梳着一条假长辫；同时亦施医送药，以便于接近百姓。

二、在山东、山西赈灾

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并由旱灾引起特大饥荒。据统计，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因飢饿而死，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人口总合。那时眼目所及，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树皮全部剥光，牲畜全部杀光、吃光，以致于家家户户再无粒米，锅底朝天。大批饥民向东北和南方各省逃荒，到处卖儿卖女以换取粮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一幅人间地狱之惨象。在李提摩太宣教的青州，灾情尤为严重。据李提摩太1877年2月间写给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的报告称：“去年夏天广大群众的呼声是雨、雨，而现在则是求生了。玉米都已吃光，他们现在吃的是玉米瓤、番薯叶茎、榆树皮、荞麦杆和草籽。……许多人在吃屋顶上已经腐烂的高粱秸，干枯的（高粱）叶子一般是用作燃料的，然而他们都在吃哪种干叶，千万人在吃它，另有千万人因吃不到它而死去。他们在卖衣、卖孩子……。”据李提摩太估计，青州府农村的死亡率高达90%。

面对青州府严重灾情，李提摩太首先在当地十一个城镇张贴大幅黄纸告示，劝导百姓不要到庙里去向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求雨，而是要向上帝求告，吸引众多百姓到教会来求教，李提摩太也藉机把福音传给他们，使相当一部分人信主归入教会。这时他意识到“拯救人民的灵魂固然要紧，但也要拯救人民的肉体；不仅拯救于将来，亦须拯救于现在，还要解放他们比女子缠足更为残缺的思想”。灾区百姓的悲惨境遇深深震撼了李提摩太，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百姓“肉体”的决心。

李提摩太向山东巡抚丁宝桢报告他所目睹的灾情和所做的赈灾工作，并请求政府加速救灾，以免大批灾民死亡。在李提摩太的呼吁下，烟台的外国侨民先后多次捐助款项，汇给李提摩太，由他转送给青州地方官，或直接发放给灾民。同时，李提摩太还通过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申报》，刊载他所写的山东灾情报告，向上海和南方沿海城市的外国侨民呼吁捐款赈灾，得到了他们的响应。由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山东赈灾委员会宣告成立，首次募集了三千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1877年秋天，该委员会又陆续从上海和国外募集到三万余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就使用这些源源而来的捐款，逐步在山东扩大了赈灾的范围。他在山东的赈灾工作直持续到同年11月份，据他报告说，至少救助了七万灾民。救灾之同时他手持“祈求真神”的大木牌，不失时机地向灾民传福音，一年之内就使二千多民众信主加入教会。

1877年11月，李提摩太带了李鸿章亲发的通行证，乘骡车前往山西太原府赈灾。他先拜会了山西巡抚曾国荃，然后于1878年1月骑骡子到晋南一带考察灾情。李提摩太的日记翔实地记载了当日的惨状：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40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旁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麽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一下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当我在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毛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麽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所记皆触目惊心。经过两个星期，630里行程的考察，李提摩太将所看到的灾情报告给曾国荃，然后开始了在山西的赈灾活动。他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救助灾民，除向中国各地的宣教协会募捐外，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立即拨款，赈济灾民。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两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上海外侨也于同年1月下旬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负责向国内外劝捐赈济，该委员会负责人为英国宣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短时间内，他们在英国和西欧各国一共募得二十万两银子的捐款，陆续由上海转汇给山西。

1878年10月，李提摩太抽空到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女宣教士玛丽•马丁（Mary Martin）完婚，当时他已经33岁。新婚之后，这对新人立即再到太原一起从事赈灾工作。当时基督教宣教士在华北灾区赈灾的，共有30余人，以李提摩太为负责人。这是外国宣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李提摩太等宣教士在山西一共发放了十二万两赈款，这项救灾活动到1879年年底前基本结束。过度劳累加上水土不服，李提摩太染上痢疾，被人用担架从汾西县一直抬到平阳府。恢复健康后，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定居下来，开始了日常的宣教工作。

李提摩太的赈灾义举与卓越成就，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戴，甚至把他的名字供奉在中国的庙堂之上。在李提摩太发放救济金的地方，民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打算送他一把“万民伞”，上面将签下万名接受过他赈济的人的名字。但李提摩太觉得这样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就坚定地谢绝了。最后平阳府的士绅们还是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他的善行。有趣的是，碑上最后竟刻下：“惟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可见民心民意之诚。以往许多人在研究与评价西方传教士时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常常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理解为“收拾人心之术”，不是立足于“批”，就是抱着戒备或者怀疑的态度。但李提摩太等宣教士的义行善举都不是用所谓“收拾人心”、“宗教、文化侵略”一句话所能解释的。

通过赈灾，李提摩太也在官绅中建立了美好形像，结交了不少政府高级官员。虽然他也得到不少信徒，但多半是处于极端贫困线上的下层民众，还有一些属于“吃教”之人，用李鸿章的话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哄而散”。李鸿章还告诉他，“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句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深。从此，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必须改变策略，进入中国知识层、官吏层，找到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并改变他们的信仰。只要中国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接受了基督教，就可以使中国的老百姓成为基督徒。

三、结交中国上层人士

面对现实，李提摩太觉得宗教本身不是开启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世界的利器，于是决定采取类似于利玛窦的宣教方式，以西方文化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宣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把基督教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学的推广、现代新发明新技术结合起来，敦促清政府进行积极改革，建立现代教育。这样，基督教必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着科学的引进而引进。到那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便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1881年至1884年，李提摩太在山西、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为地方官吏和士大夫开办讲座，讲授的内容包括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化学、车床、缝纫机、自行车等机械设备，蒸汽机、电能、摄影术和医学等。他又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宗教、人文学科、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或小册子，分赠给各级官吏以阔展他们的视野。

1880年左宗棠路过太原府时，曾从李提摩太了解世界地理。后来左宗棠到武昌，邀请李提摩太到他那里去当顾问，李提摩太却推拒了。1882年，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后，李提摩太曾多次拜会他，并向他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张之洞见他变法心切，就派人请他放弃宣教工作，出任政府顾问，实施他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但李提摩太还是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

李提摩太目睹了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的刺激，1895年2月，李提摩太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等待张之洞接见的时候，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李提摩太出入厅堂，直接游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一揽子改革方略。其中包括：一、以一名中国亲王为首，由若干政治家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为辅，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国周游世界，实地考察别国情况。二、由若干名帝国着名学者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三、由若干最聪明、最虔诚的人士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国研究世界各国的宗教情况；四、组成一个工业代表团，考察别国的工业情况；五、组成一个交通代表团，考察别国的各种交通工具状况。这些考察团回来后皆需写出考察报告，以供政府研究决策。

李提摩太于1884年底，带了妻子和四个女儿，从上海乘船回英国度假。期满后，他把两个大女儿留在英国读书，自己则于1886年底带了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乘船回到中国。把家安置在北京后，他先和在天津的李鸿章取得联系，提出由政府每年拨出一百万两银子让他搞教育改革。他回忆说：“……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于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麽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李鸿章回答说，‘噢！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1890年7月，李鸿章聘请李提摩太去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高兴地接受了，“我立刻接受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这无异于给他提供了一个讲坛，可以向千百万中国读者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共写了200多篇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集，题名《时事新论》，共12卷，于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

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荃、恭亲王奕忻等都有着较深的交往。而且他还结交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李提摩太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许多朝廷大员和维新派。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十分同意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也因之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四、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热心于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说：“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他曾要求英国浸礼会等差会在中国18省各设立一高等师范学校，传授西学给中国官绅等。他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富强，不只要重“西艺”更必重“西政”，并以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的仇外事件。他在北京拜见主持议和的李鸿章时，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桉章程》。章程七条，第三条是：“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总管其事。” 李鸿章对此建议非常赞成，约定以10年为期，期满即将学堂管理权交还山西。李鸿章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照办。

1902年，西太后因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该校分成西学书斋和中学书斋两个部分，山西巡抚岑春煊聘李提摩太为西学书斋总理，直到1911年。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清政府因此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如今李提摩太和岑春煊的石像，一起矗立在山西大学校园内。

五、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接替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该会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宣教士韦廉臣。韦廉臣任督办不到三年，就因病于1890年8月去世。李提摩太接任后，即将“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扩充会务，增设售书局，增加出版鼓吹变法的书籍。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和二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还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目的是要“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发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

广学会在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广学会主要出版了以下书籍：《中西四大政考》、《五大洲各国统属全图》、《华英谳案定章考》、《八星之一总论》、《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自西徂东》、《性海渊源》、《治国要务》、《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和续编、《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中国变新策》、《醒华博议》、《治国要务》、《新学汇编》、《文学兴国策》、《时事新论》，《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富民策》、《足民策》、《大同学》、《英国议事章程》，《万国原始志》、《邦交格致之义》、《近时格致之义》、《印度史揽要》、《广学类编》、《新政策》和《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等。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其中尤以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最为畅销。梁启超曾称：“《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此书原作者为英国人麦垦西（Robert Mackenzie），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1921）合译书的原名是《十九世纪史》，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该译着于1895年出版，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在接办广学会的初期，书籍的销售量不多，1894年仅售出一千余元的码洋。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1895年广学会的售书量增加一倍，销售金额为二千余元；1896年增加了四倍，销售金额约五千九百元；1897年，销售金额增至一万五千五百元，与1894年相比，增加十四倍以上。到1902年，全年销售金额已达四万三千五百余元。

广学会所发行两大刊物为：1.《万国公报》——着重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2.《中西教会报》——藉此报导中外基督教发展情况。此两份报刊均为中国报业史上重要先驱刊物，并为日后中文报刊之蓝本。《万国公报》原为美国宣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自编自办的，1889年2月，决定改由广学会复刊出版，仍由林乐知担任主编。李提摩太将《万国公报》改为主要鼓吹变法维新的刊物，逐步得到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和诸多政府官员的关注、认可和支持，成为近代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初期《万国公报》的销路不大，1894年以前只有一千多份。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因该刊从7月份起刊载《朝鲜纪乱》(后改称中东之战)的消息和评论而销数大增。1894年为四千份，1897年增加到五千份，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时，激增至三万八千四百份。戊戌变法失败后销数骤减，义和团运动后又复回升。最后因着林乐知逝世，《万国公报》在1907年12月停刊。

广学会于1891年2月创办了《中西教会报》，到1912年1月起改称《教会公报》，直到1917年2月停刊。内容主要为传播福音和教会消息，间以新闻杂事等报道。这份期刊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广学会还曾为儿童和妇女出过期刊，前者于1889年创刊，取名《成童画报》，次年更名为《日新画报》，不久又改名为《小孩月报》；后者为1912年创刊的《女铎报》。

李提摩太通过《万国公报》等刊物，定期地、大量地介绍了西方的新思想、新制度、新方法，甚至他可能还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马克思的外国人。1899年2月至5月的《万国公报》，曾连载由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书》，在2月号和4月号的内容里，曾两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部分学说。在译介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等状况时，李提摩太也引进了欧、美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和立宪制度、民主制度、议会制度等；介绍了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一些制度；叙述了西方的出版图书和开设报馆的情况，以及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工矿企业飞速发展等情况。这些对中国的官吏和知识分子起到了启蒙和警示作用。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李提摩太影响了众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张之洞不但长期购买报刊和图书，而且还是广学会的赞助者之一，曾多次捐钱给广学会，1893年捐款一千两银子，1895年捐了一千两，1900年又捐了三千两，这些是有记录的捐款数字。

六、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影响

早在1876年7月，李提摩太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时就谈起过，发生旱灾的基本原因是经济的原因，因此提议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以防止可能再次发生的自然灾害。并且向丁宝桢建议说，在山东建设铁路和开矿，以便加强运输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扩大就业等。他也曾向山东地方官员提出农业改良和建立新式学堂的建议，也希望在山东开办西式学堂，向学生传授西方科学技术。1877年李提摩太到山西后，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灾宜设法早救》一文，提出应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向山西巡抚曾国荃建议把灾民转移到东三省去垦荒，以减轻山西的压力，同时在山西修筑铁路，这样既可以解决一部分灾民的生计，又可预防未来的灾荒。

从1881年11月到1882年1月，李提摩太在《王国公报》上面连载他的“近事要务”长篇论说，提出大约100条建议，以求达到根治中国灾荒的问题。这些建议吁请清政府设法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广设西式学堂，容许自由传播基督教，同西方各国保持友好等等。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李提摩太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幕后推手。维新派人士视他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而《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在中国“行销量最广，蛊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康有为“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着作。” 李提摩太自己也曾写道: “康有为告诉我，他是相信上帝是天父，世界各国是兄弟的，就如同我们的出版物所教导的。他希望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中同我们合作。”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表示愿意为他效劳。李提摩太欣然接受了他，因此梁启超充当李提摩太的秘书，从1895年10月起直到1896年2月止。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他经常带着李佳白（Gilbert Reid）等宣教士同维新人士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改革的计划和办法。当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时，他们也都加入该会，为维新派出谋划策。在李提摩太回忆录第12章中谈到，强学会办报之初不仅所用名称完全借用《万国公报》，而且内容也几乎照抄广学会的各种刊物。1898年2月出版的《时论新编》，编辑了梁启超44篇、康有为38篇文章，直接出自李提摩太之手的则占31篇。即使是康梁写的那些，主要思想也多来自李提摩太的启迪。另一个维新派骨干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光绪皇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6月，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敦促光绪帝赶紧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为止的一百零三天，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一连颁发了数十道变法谕旨，还批准了康有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这一时期，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和传教事业的开拓充满着希望。

正当维新派和李提摩太踌躇满志的时候，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发动了政变。慈禧把光绪帝软禁起来，亲自临朝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京城弥漫着腥风血雨。危难中，李提摩太伸出援手，竭尽全力保护变法志士。9月18日，李提摩太在北京会见康有为，康有为告诉他局势危急，光绪已密诏他迅速离京。李提摩太劝康有为先搬到他的寓所躲藏，然后设法帮助康有为逃离北京，经天津乘船到上海，再在吴淞口换乘英国兵舰，逃往香港。

政变后的第三天，李提摩太在其寓所举行秘密会议，梁启超、谭嗣同等出席。他们商讨如何援救光绪皇帝，决定分头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由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未获得本国政府指示之前，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梁启超经天津搭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容闳见情势不妙也逃离北京。李提摩太到天津求助英国公使窦纳乐，未果。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还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忧心和对顽固势力的憎恶。

李提摩太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李提摩太始终是缓和的革新者，主张以教育渐行改良，而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把英文“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去掉，改为“Evolution” (渐进或改良)。他不大赞同孙中山激进的革命主张与行动，并曾试图说服他放弃暴力革命。1903年2月，李提摩太给一位中国报人的信中写道：“论及在中国的改革，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革命的观点，一种是改良的观点。我不属于前者，因为遍览各国历史，以武力进行改革，多是杀人流血，造成可怕的灾难。而我赞成改良，愿意贡献所能，对真正有利于中国的一切问题，给予开导。……耶稣基督战胜世界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精神和知识的力量。我们努力采用后者的方法，另一种方法耶稣早已吩咐过他的门徒们——‘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到1913年时，李提摩太已年近70岁。从26岁到中国做宣教士算起，他在华已经42年。此时的他也已经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呼吁世界各国实行裁军和组织世界政府，还提倡世界各大宗教成立宗教联盟。

七、婚姻、家庭与晚年

李提摩太于1878年在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派来的女宣教士玛丽•马丁结为夫妇，婚后二人同往山西太原传福音，并在当地开办孤儿院、女子学堂等；又创立天足会，力倡改革缠足恶习，将中国女孩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李氏夫妇共育有四个女儿。1903年3月，李夫人不幸染上恶疾，药石无效，于同年7月去世。1914年8月，李提摩太邂逅伦敦会一位女医生特赖布(Ethel Tribe)女士，当时她已来华已经二十载，先后在厦门及上海工作。晚年的李提摩太与这位晚婚的女士情投意合，遂赴日本横滨旅行结婚。1916年春，因年老体弱，李提摩太决定遵医嘱回英国休养，于是向广学会提出辞去总干事之职。获准后，于同年5月20日，李提摩太带了家眷，挥别了同事朋友，乘船离开他工作生活多年的上海。

回到英国后，李提摩太于同年7月14日接受了威尔士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得过美国乔治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授予的神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918年，梁启超到英国访问时，曾专程到伦敦李提摩太的寓所去看望他，赠送他十本自己的著作，并与他一起畅叙维新运动的往事。

在英居住三年期间，李提摩太仍经常到处演讲，并完成其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宣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这本书不仅对李提摩太个人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录了北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当时人的工资水平、一些生活费用的支出记录、官场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人物的言行等，都是研究晚清历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1919年初，李提摩太决定重返中国，但在4月间因旧病复发而不得不住院手术，终因病重体弱，于4月20日逝世于伦敦，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