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善

一、早期背景与宣教

李修善（David Hill）于1840年出生在英格兰约克郡（York）一个具有宣教传统的基督徒家庭，其外曾祖父是18世纪属灵伟人约翰卫斯理的同工之一。李修善1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和父亲的感情很深。即使后来他去中国宣教，仍与父亲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与父亲谈心，听取父亲的意见。李修善年轻时在英国的里士满（Richmond）接受神学教育，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1865年，他作为英国循道公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奉派前往中国湖北省武汉宣教，于4月2日抵达汉口。此后31年间，除了有两年多在山西赈灾，有两次回国述职外，其他年月他几乎都住在湖北省境内，先后在汉口、武昌、武穴、广济等地从事宣教工作。他深爱中国人，最终也将生命献给了中国。

李修善初到中国之时，几乎连落脚之地都没有，甚至以上海至汉口的班轮的仓位为家。在轮船上，他就像小贩兜售小商品似地向旅客传讲福音，同时也结交了中国朋友，学会了汉语。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中，提到李修善是“能用中文写作的，在传教士中少见的睿智之士。”

由于很难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李修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最后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前往日本调养一段时间。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时期，英国驻日本使节意欲在日本推广西式教育，就邀请李修善留居日本从事教育，结果被他婉拒。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李修善表达了自己的心迹：“再多的酬劳与再好的环境，也比不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那么有价值。”可见他热爱中国的拳拳之心。

二、山西赈灾

在李修善的宣教理念中，传福音与慈善工作同等重要。他将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大笔遗产全部供给中国宣教之用。而他自己终生未娶，日常生活极其简单。无论是在宣教还是在慈善方面，他总是奉行“尽量给”的原则，既出钱又出力，造福于中国的百姓。

1876-1879年间，华北五省（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遭遇空前的大旱灾，尤以山西省南部最为严重，到处饿殍成群，哀鸿遍野。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立刻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1878年，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John Turner）二人奉派到平阳府，深入灾区发放赈银，挽救了许多灾民的性命。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灾区办过学。据《临汾大事记》记载：“光绪十九年大旱，瘟疫盛行，人相食，牛羊多死。同年，英国人李修善、德治安在何二胡同创办男，女小学各一所……。”灾后，山西省平阳府临汾县的县令，甚至立碑纪念他们的善行义举。

三、李修善与席胜魔

赈济灾民之同时，李修善也把基督福音带给当地的人民。但当时中国民间，特别是士绅阶层对西洋人充满敌意，甚至认爲基督教是妖言惑衆。1879年是科举之年，山西各地学子纷纷前往省会赶考，李修善牧师爲了争取这些影响中国社会的士大夫，决意采取以基督教要义爲题悬赏征文的办法，把基督教福音单张，书籍及征文的章程一并派送给赴省应考的秀才们。题目共有六个：真道之源、正心、祈祷、赏善罚恶、偶像，和大烟。并设奖金奖励前四名：第一名三十两银子，第二名二十两，第三名十五两，第四名十两。

是时，临汾县有一嗜烟如命的破落秀才名叫席子直，并未亲往省城应试，却从兄长那里得来所派发的资料。他一面痛恨洋人，一面却希望赢得丰厚的奖金以解贫病之困。在别人的怂恿及矛盾的心情下，他开始认真研读基督教资料和有关书籍，准备文章应征。为了能多赚些银子，他一口气用不同化名写了好几篇文章竞奖，没想到最终评选结果出来后，他竟然囊括了四名中的前三名。

由于获奖人必须要亲身领奖，席子直只好前往李修善的住所。李修善的为人及言谈举止使席子直钦佩景仰，疑虑顿消，并欣然应李氏之邀，成为他的中文教师。自此，在席子直教李修善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他也在李修善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圣经。慢慢地，这位骄傲的士大夫被圣经上的话语强烈地吸引住了。一个秋夜，席子直跪倒在地，把圣经恭敬地放在面前。当他跪读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独自忧伤悲痛向天父祷告时，他那关闭已久的心门被打开了。寂静中他似乎听见主耶稣的呼声：“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刹那间，圣灵感动他，使他从心里相信：“耶稣爱我，耶稣是为我捨命”。至此他完全降服，接受耶稣基督作他的救主。就这样，一个典型、高傲的儒教徒；一个自负、偏见的秀才；一个看不起基督教，并以此为愚蠢的人，终于为基督的爱所融化，受洗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席子直受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戒毒，此时他的毒瘾已经很深，单靠医药已经不能奏效。在痛苦至极时，席子直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依靠，不住地祈祷，不敢稍离救主半步。立志“我宁死也不再吸大烟！”他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继续坚持祈祷、读经，李修善等人也切切为他祈祷。最后，席子直终于彻底戒除了鸦片。从此后，他改名爲“胜魔”。在李修善的精心栽培下，席胜魔日后成为山西省一代名牧，不仅四处传扬福音，劝化众人，而且创立了戒烟馆，取名叫“天招局”，为帮助烟民戒烟，把那些沉溺于鸦片毒瘾的人拯救出来。后来“天招局”扩展到山西、陝西、河南和直隶四省，共有45所之多，拯救了无数人的身体和灵魂。

李修善目睹了鸦片对中国人民身心所造成的危害，对鸦片罪恶深恶痛绝。来华后他多次在英美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推动戒烟运动。1881年，他在英国国会演讲中力陈鸦片危害，敦促英国政府废除鸦片贸易，并且称：“对于鸦片的进口，中国各地的宣教团体抱全体一致的看法；三百五十位传教士中，没有一位准许吸食鸦片的人进入教会。” 最后他坚定地指出：“只有英国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鸦片问题。”

四、创办“汉口训盲书院”

在武汉三镇，几乎到处都留下了李修善的足迹，其最大贡献之一在于盲人教育方面。1888年，李修善在汉口创办了“汉口训盲书院”，采用盲文盲字教学。有记载曰：“李氏尤关心盲人，并创办训盲学校。……至今犹遗爱在人，令名孔彰。”[1]又据《武汉市志》记载：“训盲书院系英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办，是武汉基督教较有影响的慈善团体，为武汉市最早的盲童救济与职业培训学校。创办不久即在武汉市首次使用法国人布莱尔（Braille）所创凸字盲文，对学生进行教学。训盲书院上午学宗教文化课，下午学习织鱼网、做竹椅、编席等工艺，经常有学生40人左右。院址在普爱医院内。” 李修善请来一位北京盲人学校的毕业生来教点字，又请来一位精于手工艺的传教士向学生传授谋生之道。他自己更是与学生们住在一起，形同家人一般，深受学生们爱戴。

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盲文由法国人布莱尔的发明，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率先引介创制，再经由康熙盲字到大卫•希尔等诸种盲文法的长期探索，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盲文的改进才转由中国人接棒。我国最早使用的汉语盲文叫“康熙盲字”，因其采用的六个凸点，约定与408汉语音相对应，故又称为“408”盲文。李修善在教学实践中，创造出“声母韵母法”，因他的英文名字是David Hill，故以其名字命名为“大卫•希尔法”。该法形成于1888至1889年间，相比于“康熙盲字”有408个音节，“大卫•希尔法”只有44个符号，而且据使用者说，这些符号组合中的若干词汇还不是常用词，真正常用的词汇就更少，也更容易掌握。所以，在诸种中文盲文体系中，“大卫•希尔法”是代用符号最少的。以至于训盲学校的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这套系统甚至比明目人通常使用的分音符还要简单易学，这套系统在盲人教育中从未遇到过障碍”。盲人学生利用此法来摸读文字和认识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新奇愉悦。[2] “大卫•希尔法”在适应中国地方语方面是一大推进，为其后中国盲文改造提供了基础参照，而依据声母韵母原则来建构各盲文体系更是成为近代中国盲文的主流。“大卫•希尔法”一度成为近代中国流行最广的盲文授读法，[3]后来直接演变成为“五方原音”，到20世纪40年代时仍在使用。

五、热心行善，死而后已

李修善心地善良、敏锐，不仅传福音以拯救人的灵魂，也体尝百姓的疾苦，关心他们的日常需要。当时许多新兴工业如纺织厂、钢铁厂在武汉兴起，大批工人涌进城市工作，李修善就为他们安排特别的聚会，类似于今天的“劳工福音团契”，帮助他们解决居住和医疗等方面的问题。

李修善在华宣教31载，期间只有两次返回英国述职。每次他都四处奔波演讲，呼吁英国社会和教会关注中国的需要。他在英国推动建立了一个祷告组织，专为华中地区宣教工作祷告。为此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湖北的需要与呼求》（Hupeh, Its Claims and Call），打动了许多基督徒的心，愿意到中国来与他同工。李修善还著有《华中的传教事业》（1882）和《在华中二十五年，1865-1890》（1891）等书。

李修善的宣教努力与成就得到在华各宗派宣教机构和传教士的肯定与尊敬。在1890年于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宣教大会上，李修善与倪维思（John Nevius）二人被推举为大会的共同主席，分别代表英国籍与美国籍的宣教士。由此可见他在在华传教士中间的地位。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李修善的身体大受亏损，但他仍以神的话勉励自己，也与会众共勉。1895年复活节那天，他讲了生前的最后一篇道，所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节经文可说是他在华宣教的真实注脚。复活节后不久，李修善就病逝于汉口，年仅56岁，还正当壮年时，令人慨叹！那些受过他恩惠与帮助的人，无不为他哀痛；他的棺木都是由那些盲校学生们亲手赶制出来的。李修善去世后不久，循道会在华教育机构为了纪念这位以毕生精力贡献于中国慈善教育事业的先驱者，在汉阳建立了“汉阳训女书院”，此即1967年改名为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