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进德

梁进德于1820年出生于中国第一个（新教）基督徒家庭，父亲梁发为职业刻字工匠，于1815年由伦敦会的传教士米怜（Milne, William）雇用，遂随其前往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建立宣教站。梁发负责刻印传教书刊，并在次年（1816）从米怜受洗成为基督徒。1819年，梁发返回广州时，被人密告他违律私自出洋，同年11月遭官府逮捕拷打。出狱后又被禁止在广州居住，遂於12月底再往马六甲。梁进德出生一年（1821）后，才得与返乡的父亲见面。此后三年中，梁发两度返华招募并带领工匠前往马六甲刻印马礼逊所翻译的中文圣经，直到1823年完成刻印圣经后，梁发才回国长期居住。

1823年，马礼逊（Morrison，Robert）完成翻译圣经与编纂《英华字典》两大工作后，要返英国休假。行前，梁发请求他为自己的独子梁进德施行洗礼：

“妻子与我商量，要带儿子到马老先生尊寓，求其有道德之人，施赐洗礼与我儿子，欲他自幼信从救主真经，辩正圣理之门。望向父神施恩怜恤，赐我儿子获得天来的纯智，到了长大之时，有智识才能，独知敬拜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为神，不跟随世间人之恶俗，拜些人手所做之蠢物。又欲儿子自幼学习真经圣理之书，熟諳经书奥义，将来长大之时，可以修身修德，或者又能劝教各处之人。”

马礼逊同意了梁发的请求，遂于1823年11月20日在广州十三行英国商馆内，为3岁的进德施洗。同年，马礼逊亦按立梁发为传道人，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历史上第一位传道人。

梁进德从小由西方传教士教养长大，意在成为翻译圣经之人才。童年时，他和马礼逊另一位助手屈昂的儿子一起学习圣经等书。1831年初，他开始师从美国宣教士裨治文（Bridgman, Elijah Coleman）学习英文。裨氏于1830年2月来中国，不久，开始收留中国穷苦少年，兴办教会学校，以发展基督徒和培育传福音人才。1830年10月，他收留了第一个少年名叫阿产（Achan）；接着又收留了梁进德。在其1830年11月1日的日志里如此写着：“梁发来访。他希望我收留他那十岁的小孩。他希望儿子学习英文并能熟悉英文圣经，以便日后协助修订中文圣经。”可见梁发要儿子学英语的初衷，是为了宗教而非世俗的目的。

裨治文十分喜爱梁进德，精心教他英文单词、句法、和阅读英文圣经；不久又开始教他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到1833年4月，梁进德已经练习翻译了全部新约书卷。此外，梁进德在信仰上取得很大进展。在1832年5月的日志中，裨治文记录了他和梁进德的一次谈话：

“今晚祷告后，我和进德谈话时问他：‘你认为你最重要的责任是甚麼？’‘敬拜并遵从上帝。’‘那么，你的第二项责任呢？’ ‘学习，如此我就可以教导所有的人。’…… 随后我提到几天前一封寄自澳门而被中国巡抚拦截、开啟并扣留的信。这件事导致和我们有关联的中国人相当紧张，他们担心将会有人调查我居留在此地的目的。我再度问进德：‘你不担心巡抚会来将你抓走吗？’‘会的，但是上帝会保佑我没事。’进德已经受洗过，也从小接受圣经教导，但愿他成为其祖国杰出的福音倡导者和传播者。”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看出当时年仅12岁的梁进德不但信仰虔诚，志向远大，而且具有不畏迫害的信心和勇气。

1834年，中英关系紧张之际，梁发在广州趁乡试期间，带领一批人散发传教书刊给赴考的士子们。广东当局為此甚为恼怒，大肆追捕相关人等。在裨治文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的协助下，梁发父子於10月仓皇搭船逃往新加坡避祸。

1835年6月，梁进德独自返回广州，為躲避搜捕，匿居於裨治文家中。在此期间，伦敦会在巴达维亚的传教士麦都思来中国考察，见到梁进德，所得的印象是：“他的英文还可以，同时继续读中文。他很安静、专心和服从。一旦他能获得大家的认可，也具备了传教的精神，将对我们的事业大有贡献，有朝一日还能成为修订中文圣经的得力助手。”此时，15岁的梁进德已接受传教士的培养五年，他的学习成果与品行举止都不错，极具可塑性，因此麦都思和裨治文都对他寄予厚望。1836年3月，梁进德再次前往新加坡，但很快于10月底回到中国。1837年10月又到广州与裨治文一起生活与读书，继续修读希伯来文、英文和中文。

但没有想到的是，西方传教士花费多年功夫培育，准备献给中国传教事业的梁进德，却成了朝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属下的翻译，并成为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得力助手。

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紧张局势骤升。1839年3月，梁进德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住在美国商人金查理（Charles W. King）家中。两个月后，林则徐差人上门，极力说服他担任林则徐的口头与书面翻译。为钦差大臣工作对当时年不满20岁的梁进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除优厚的报酬外，还能够发挥他的才能，而且还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由是他得以进入林则徐帐下效力，并得到林则徐的善待与重用。从1839年5月到1840年10月林则徐被免职，梁进德为他担任一年七个月左右的翻译，甚至林离任后，仍私人雇用梁进德到1840年12月，并曾打算将他介绍给新任钦差大臣琦善，可见林则徐对梁进德是相当满意的。

除担任口头翻译外，梁进德还为林则徐翻译了大量的文献，供其“放眼看世界”。1841年11月，梁进德在写给马礼逊遗孀的信中，提到在过去两年中自己为林则徐翻译了《广州新闻》周报、《番鬼在中国》（Fan-quis-in-China）一书，以及《四洲志》。

《番鬼在中国》為英国人唐宁（C. Toogood Downing）所著，记述他在华的见闻，其中涉及鸦片、贸易、中外关系以及广东民情风俗等。该书為林则徐提供许多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信息。《四洲志》译自英国人莫瑞（Hugh Murray）所编着的《地理百科全书》（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林则徐通过马礼逊教育会的教师布朗（Samuel R. Brown）购入此书。梁进德所选译的部分约占全书的一半，称《四洲志》。后来该书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对中国人比较有系统地认识近代西方国家和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梁进德同时也将有关中文著述译为英文发表，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论》英文月刊，就曾先后刊登过他的译文。

裨治文等西方传教士起初对梁进德为林则徐工作心存疑虑，担心他会被官场不良环境所污染，以致动摇他的基督教信仰。后通过书信与沟通，发现他很为钦差大臣所器重，而且信仰也无动摇。1840年11月，裨治文和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Milne, William Charles）与他见面后，如此记述：

“我亲爱的孩子进德最近来看我，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为林则徐工作期间，继续求取知识，我相信他也仍然是虔诚的。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聪明、有前途的青年，而且比以往更汲汲於读书。”

美魏茶对梁进德更是大为赞赏：

“进德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他的表情，他的态度，他的理智，他真挚的性情，都让人十分满意，就算他还没有进入上帝的国度，相信也更接近了。在裨治文和他之间有一种相当程度的父子感情，裨治文就认为在他的心中充满了上帝的恩典。”

确实，裨治文教养梁进德长达十年之久，且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1840年春，梁进德在广州结婚成家，父亲梁发与他同住。离开林则徐之后，为谋家庭生计，梁发主张儿子往商业上谋职，但裨治文却不愿他如此发展，宁肯自己每月支付他相当於林则徐给予的报酬，并为其安排乡下的住所。同时还安排人指导他学中文，并为其提供足够的英文和希伯来文书籍。

鸦片战争后的几年，梁进德摇摆於潜心读书与追求名利之间，以致於裨治文对他越来越没有把握。1844年7月，梁进德离开裨治文，受雇于广州官商两栖的潘仕成；不久，潘仕成又将他推荐给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裨治文对梁进德愈感焦虑，不断為他祷告，亦与他一起祷告。几乎每星期都写信给他，劝导他。

裨治文的努力没有白费，1846年，已有两个子女的梁进德离开耆英，回到裨治文身边读书；1847年6月陪同裨治文前往上海参与修订中文圣经的工作。在圣经修订会议上，每位代表分别提出自己的圣经版本，供大家讨论后定稿。裨治文的版本是由梁进德先从英文本圣经译出初稿，由裨治文以希腊文本校对正误后，交由他的中文老师邱泰仁（Keu Taijen）润饰文字，最后再由裨治文、梁进德和邱泰仁共同以前人翻译的版本和注释逐字逐节地考校而成。

1854年五、六月，裨治文带着梁进德随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 McLane）搭船上溯长江，到太平天国的首府天京进行考察和交涉。同年十、十一月，梁进德又随同英美两国公使乘舰北上天津要求修约。

根据为梁发作传的麦沾恩（George hunter McNeur）记载，梁进德后来进入海关工作，曾在潮州海关任职五年，晋至副税务司职务，直到42岁（1862）时因病辞职，回到故里后以中年早卒。

西方传教士对梁进德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认为他经不起世俗利益的引诱，信仰不够坚定，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的基督徒；有的认为他不够稳重谦和，亦不够真诚，言行不一，见利忘义；或认为他虽然长期接受传教士的呵护和教育，但在传教事业方面却无所成就。无论如何，梁进德在辞世的三年前（1859），在上海裨治文的教会中曾当众表示自己已经悔改重生，并且自认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