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

一、早年生活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于1836年1月3日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伯尔克郡（Burke County, Georgia）。父亲在他出生前两个月去世，母亲产下他两星期后亦不幸染病身亡，幸得姨父母赫金斯(Hutchins)夫妇收养。他们都是基督徒，视小乐知如同己出，爱护有加，林乐知就这样在充满基督之爱的环境中长大。小学毕业后，林乐知考入牛顿郡的斯塔维尔中学读书，在此期间接受基督教信仰，加入美国南方监理会教会。18岁时，林乐知进入爱默利学院（Emory College）读书，于1858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不久，即被按立为牧师，当时年仅22岁。同年，林乐知与玛丽•休斯顿小姐(Mary Houston)结为伉俪。玛丽也是一才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郡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Macon, Georgia)。由于二人皆有前往海外宣教之心志，故于婚后不久，他们共同接受美南监理会差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差派，前往遥远的神秘国度——中国宣教。1859年底，林氏夫妇带着他们新生的女婴从纽约登船启程前往中国，从大西洋绕道非洲好望角，横跨印度洋路经香港，历时210天之久，最后于1860年（咸丰十年）7月抵达上海。从此林乐知以上海为基地，开始了长达47年的宣教生涯，将其毕生的黄金岁月，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 

二、宣教探索、文字与译述

林乐知夫妇抵华之际正值多事之秋。在中国北方，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避走热河。在南方，太平军席卷江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林乐知原拟前往杭州开辟宣教工场，也因此被迫暂居上海。到中国后不久，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林约翰；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之意，改名为林乐知，字荣章，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宣道之同时，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广泛结交社会名流。但来华后第二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乐知故乡乔治亚州加入到南方阵营。由于战争，监理会差會无力顾及海外宣教士的生活，这使得林乐知经费无着，不得不在宣教事工之外，兼谋一些差事来贴补家用。林乐知对这段艰苦日子曾如此记述说：“长达四年之久，我们收不到母会分文，也接不到亲友片纸只字。全家生计陷入窘局，起初靠典卖教会物资暂时维持。然而此举终非长久之计，为了养活妻儿，只能暂时搁下宣教正务，抽身出外工作赚取工钱。”他曾先后担任过商品推销员，以及保险经纪人等职，以维持生计。后在冯桂芬的介绍下，林乐知在清政府办的“广方言馆”内谋得英文教习一职；不久又应徐寿之请，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同时还兼任字林洋行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的主编。据其同仁傅兰雅（John Fryer）称：“林氏当时工作极度紧张，昼夜不息，风雨无间。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授课，午后赴制造局译书，夜间编辑报纸，礼拜日则到处布道及处理教会事务。同事十年，从末见他有片刻闲暇。虽曾劝之稍稍节劳以维健康，彼竟谓体内无一懒骨。”林乐知如此勤奋工作16年之久，根据日后《教会新报》的有关记录，林乐知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格致启蒙博物》、《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地理》、《万国史》、《欧罗巴史》、《德国史》、《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列国陆军制》、《新闻纸》、《地学启蒙》等10余部。1876年，清政府为表彰林乐知在译书和教学方面的贡献，特授予他五品顶戴官銜，后又“欽加四品銜”。同一时期，林乐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促使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在中国得以广传。 

在晚清时期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宣教方式。一种是“直接布道式”，就是宣教士深入到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面对广大的平民百姓，直接宣扬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福音，散发福音书册和圣经，以及建立教堂等。这一类宣教士较少触及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甚少与官绅打交道，也不从事办报、兴学、或建立医院等事业。林乐知来华之始，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1861年，林乐知曾与其他宣教士一道同赴南京，拜见洪仁玕等太平天国领袖，希冀从太平天国打开一个缺口，推进在华宣教事业。但由于太平天国当时忙于对付清军的围攻，并未对林乐知一行的宣教要求发生兴趣。而另一类宣教士则采取间接的方式，注重社会关怀与服务，以爱心扶贫济弱，以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为主，造福人群，以引起中国人对宣教士产生好感，乐意和他们交往，进而达成传扬基督福音的目的。1870年代之后，林乐知采取了后一种宣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再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兴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影响，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林乐知以教学和译述，将大量西方知识与科技引进中国，以影响中国人的视听，进而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因此，林乐知对中国的社会情况极为关心，尤注重解剖晚清的社会结构。在细心观察中国内政外交的形势之后，林乐知得出要想使基督福音广传，必须抓住“士”，结交“官”的结论。他认为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来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于是他采取“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即先由上层的“官”与“士”入手，设法让官吏士绅成为基督徒，以便达成“上行下效”，继而向一般平民百姓传福音，如此做法，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果效。因此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交了一批“士”和“官”，如冯桂芬、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等人。这些人一般思想开放，渴求新知，他们看重的是林乐知广博的西学，而林乐知则立足于这批官绅的社会地位，试图通过他们，自上而下，使基督福音得以广传。林乐知的这些交往活动使他成了当时上海地区官僚和社会名流的好朋友。 

林乐知还十分注重用儒家学说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他将儒家的“三纲五常”与基督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引经据典，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兄弟、朋友的教训，结论是：“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家讲“仁”，而基督教的“爱即是仁也”；儒家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家讲“礼”，而《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家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家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总之，在林乐知看来，孔子和耶稣相同，儒家和基督教相通。

林乐知另一策略是“由末而始”，意思是先“西学”而后“西教”，先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让中国社会的士大夫茅塞顿开，视野趋于广阔，进而降服于西方新思想领域，然后逐渐引进基督教教义。林乐知倡导“以学辅教”的宣教策略，由此引发出他以“办报”和“兴学”这两个途径来实现他的宣教目标。

三、创办与主编《万国公报》

林乐知虽然将耶稣和孔子等同起来，但也看到在儒家思想教化下的中国人，乃至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还相当愚昧、保守、落后，对现代科技文化所知甚少，“对自然的定律和哲学，以及化学、天文学等一窍不通。”为便于传播基督教信仰，首先须打破中国知识界的落后状况，让他们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思维观念，以及新的价值取向。从这种理念出发，1880年代以后，林乐知便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和改变中国知识界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上。因此，他在上海译书，介绍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办报，传播信息，宣扬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

1868年9月，林乐知创办了中文教会周刊《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9月，他将该期刊从第301期开始更名为《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1887年广学会成立，决定将其作为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于是《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但英文名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直到1907年林乐知病逝而停办。在晚清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中，以《万国公报》为时最久，影响也最大。如果连它的前身《教会新报》合并计算，一共刊行了34年，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教会新报》6年。该报每周出刊一次，内容除了讨论基督教教义、报道教会消息外，还介绍科学知识、外国史地与各国新闻，其发行量大体在1千到2千多份。为了吸引读者，第2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谕和一些政治、社会新闻。第113期和116期还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Thomas F. Wade)的《新议论略》。这两篇论文都建议清廷效仿欧美，除旧革新，进行全面改革。林乐知转载这两篇时论，显然是为了扩大《教会新报》的知名度，但从总的倾向看，该报以教务为主，较少过问政治。

二、前期《万国公报》9年。林乐知意欲拓展《教会新报》的读者范围，希望藉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吸引教外人士阅读，以收布道之果效，故于1874年把《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其办报宗旨虽仍以教务为主，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对晚清社会政治的关注和对中国各阶层民众及官吏、知识分子的有目的地施加影响。林乐知十分自信地称《万国公报》：“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 《万国公报》问世后，篇幅与字数增多，发行量亦随之倍增。

三、后期《万国公报》19年。从1883-1888年，《万国公报》曾因内部改组，亦因林乐知忙于中西书院事务无法兼顾而一度停刊。1889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已非林乐知个人所有，而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不过仍由他主编，改为月刊，出版销量也增至4000多份。

《万国公报》在中国晚清社会中，与上海的另一份报纸《申报》并驾齐驱，成为当代中国人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被认为西学之宝库，新知识之总汇，备受重视与青睐。许多寻求新知、立志变革的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领袖人物，都从中得到灵感与启迪。林乐知也因此获称为“教会报人”之美誉。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概括其内容称：“至其内容宗旨，虽仍然不脱传播基督教义，沟通教会消息，然亦负担起推广西学之责，于西洋科学知识，史事人物，国家现势，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一时视为新知识之重要来源。凡关民族自立，主权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启发。嗣后变法维新运动，很显著受其鼓吹之影响。”这一概述，大体勾勒出《万国公报》之轮廓，也充分反映出林乐知在19世纪1880年代后宣教策略的根本变化，即以关心时事、传播知识、更新中国文化、培植人才，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万国公报》在甲午战争之后由原来发行几千份猛增到了1万8千多份，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万国公报》之所以对晚清的中国人有较大的吸引力，一是在于其大量介绍和评论中国的时政；二是及时传播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晚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战争、戍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以及孙中山反清革命等，在《万国公报》上都有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评论。甲午战争时期，该报及时报导了中日的战况、世界各国的态度、清廷对外交涉和日本的外交，吸引了关心国家命运的晚清臣民。林乐知还以“美国进士”的名义写了多种评论，如《中美关系略论》、《广学兴国说》等。他后来将在《万国公报》发表的这些文章辑为《中东战纪本末》，一时成为畅销书。戍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对改革颇有兴趣，有关光绪帝和康梁维新派的报导很多，也对维新派支持甚力，还发表了大量宣教士对变法的建议和评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万国公报》也先后发表了“山东义和拳匪论”、“京津拳匪乱事纪要”等文，反映出《万国公报》反对义和团运动的鲜明立场，也留下了难得的宝贵史料。对清末的新政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万国公报》也不失时机地加以报道与评论。

《万国公报》在介绍欧美的新知、新学方面则着墨更多。凡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制造、铁路、轮舟、邮政、农业、渔业、开矿等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林乐知都加以译介，并配之以图，给晚清的中国民众以一种新鲜感。欧美的一些近代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万国公报》亦刊出了他们的传记。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来说，《万国公报》可说是贡献卓著。该报对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知识，如西方的经济学、货币理论、市场学、对外贸易、管理科学、教育制度、法学、图书馆学、政治学、议会知识等，都有如此这般的介绍与评价。欧洲刚刚兴起的社会党的活动和社会主义学说，《万国公报》也都作了报导。该报第121期-123期连续介绍了欧洲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并叙述了其基本主张。可以说，晚清中国人最早是通过《万国公报》了解社会主义的。《万国公报》实际上变成了晚清传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寻求新知、立志变革的中国青年，从《万国公报》得到了启迪。康有为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他的论著与思想，就吸收了《万国公报》上的不少知识和理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某些文章，亦明显带有《万国公报》的影响；在其所撰的“西学书目表”中，就选录“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共22种，其中被认为最佳者为李提摩太之《泰西新史揽要》与《万国公报》。谭嗣同的《仁学》，也受到了《万国公报》的影响。清末时的洋务派，以及维新派的领袖，均依赖《万国公报》撷取新知，“广学会”的领导人李提摩太和林乐知更被视为“变法、维新”的主要精神领袖。国父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也交由《万国公报》公开发表，可见他对这份报刊的影响力深具信心。林语堂自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见林语堂：《无所不谈》，开明书店，273页)。《万国公报》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甚至连日本天皇与其内阁官员也是《万国公报》的热心读者，由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长期订购转寄。到戊戌变法时，《万国公报》的销数激增至3万8千份。 

四、创办“中西书院”

林乐知以译述和办报掀起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的热潮，不仅如此，他更意识到“办学”对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以及改造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重要。因此他为晚清的教育改革倾注了很多心力。例如他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将欧美的新学制引进中国等。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陈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需求，无法承受外交、军事、科技、实业等方面的新的要求，如果继续“专尚举业，有害无利”。于是他与在华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计划广办西式学堂。为要在上海筹办“中西书院”，林乐知甚至暂时停止出版《万国公报》达数年之久。

1881年林乐知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和制造局翻译职务，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当时置办工料费由监理会承担，书籍等费用，由募捐而来。第二年，林乐知又于虹口吴淞路开设了第二分院。为谋发展，林乐知在“西国劝捐，历四五年”，购得吴淞路分院旁地皮35亩，合分院，共41亩，另建新校舍。落成后，两分院一并迁入，学校正式命名为“中西书院”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他自任院监。中西书院的主校址坐落在今之昆山路基督教景灵堂对面。“景灵堂”原本名为“景林堂”，意为“景仰林乐知之堂”。中西书院建立后首次招生就有400余人，这个数字在当时教会学校中，似无出其右者，即使圣约翰书院也只不过70-80人。中西书院创立后，深受上海新兴资产阶级的青睐，很多官吏绅商大力捐助它，因而经费能够自足。

中西书院分大书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书院设在昆山桥，一院在八仙桥，二院在吴淞路。之所以取名“中西书院”，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的20年间，“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呼声甚高。作为林乐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如此论说道：当今之世，“专尚中学固不可也，要必赖西学以辅之；专习西学亦不可也，要必赖中学以襄之。二者得兼，并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林乐知身受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陶冶，他的“耶稣加孔子”的宣教策略虽仅是一种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并重，容易为中国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较直接取名教会学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书院规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余拟在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之举。”“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 林乐知对中西书院的教学体制作了精心规划，提出了完整的“三级教育体制”，即初级、中级、高级三等，使学生各得其所，循序渐进。在当时学生中，有志学贯中西者却很少，多半只为学习英文而来，因此常抱着厚西学而薄中学的心理。林乐知于是再三向学生们强调“中学不能精熟，西学必不能通达”，劝勉他们勿图近功、勿逐小利，不要以毕业后进入洋务机关，如海关、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矿务局等为满足，而要以将来能够领导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为抱负。

中西书院具体日常事务由沈毓桂主持。在课程设置上严格按中西并重的原则，一般是半天中学，半天西学。中学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学书法，熟读《五经》等。西学课程则新鲜而具体，其八年课程设置如下：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习学琴韵。  第二年　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三年　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四年　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六年　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七年　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公用，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八年　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宗教科目在教学内容中所占的分量很少，没有规定的圣经课，学生也无须成为基督徒。但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中西书院的学生每天早晨必须“恭读圣经”，并作统一的祈祷仪式；星期天则要前往教堂作礼拜。在这一点上，林乐知是很开明的。1887年后，林乐知的主要精力转向广学会和办报纸，对中西书院过问减少。1895年他辞去中西书院校长职务，由美国监理会另外派人主管。后任校长的宣教士一改林乐知的风格，加重了基督教课程，将书院办成了一所地道的教会学校。

1900年，美国监理会决定合并苏州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宫巷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1896年）和上海中西书院，扩建为东吴大学；校址设在苏州天赐庄。林乐知为董事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为校长；东吴大学主楼被命名为“林堂”，以纪念林乐知之贡献。1912年，中西书院正式迁往苏州，并入东吴大学，原有校舍改为东吴大学的第二附属中学。

中西书院否定了清廷的科举制，传播了美国式的教育制度，对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具有示范作用。中西书院前后历32年，培养与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和封建传统相对立的、具有一定西学基础的、大体能适应近代社会的新型人才，在晚清的外交部门、海关、对外贸易、近代工厂、新式学堂、北洋海军等地方，皆有中西书院的毕业生，这对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社会意义重大。

五、创办“中西女塾”

林乐知来中国后，亲见中国女子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造成社会之种种缺憾与弊端。因此他强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热心推动中国的女子教育。林乐知以基督教平等观念看待中国妇女，曾发表大量的文章，论述女子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者，学问而已矣！无学问者不得谓之人。彼虽腼然人面，其与飞走之属固何别也？”(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载《万国公报》1905年8月)“学问为成人之利器，无论其为男人或女人，关于身家，或关于国家，皆当以求知为先。以就中国而言，则以振兴女学为最要。”(“论女学之关系”，载《万国公报》1903年度11月)；女子受教育“大而言之，固将担任国民一分子之义务；小而言之，则亦相夫育子，谋一家之幸福而有余。夫一家之内，亦男女各半，弃女不教，使为废物，无异自败其国也”。“今日之振兴女学，殆不能讥为一急之务矣!”(“振兴女学之关系”，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第606页)林乐知把女学看成是富家、强国、妇女解放的根本。

由于成功地创办了中西书院，林乐知建议美国监理会妇女传道部在上海开办女学，招收上海上流社会女子。1890年监理会批准在上海设立女学，于是林乐知和美国监理会女宣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在上海慕尔堂（今西藏路沐恩堂）西侧创办了“中西女塾”（McTyeire, 即后来的中西女中），于1892年3月正式开学，开创了中国女子接受教育之先河。林乐知将西方妇女教育模式引进到中国来，学制10年，虽其办学原则是“中西并重，不偏依”，实则以西学尤其是英文为主。中西女塾在教学过程中，举凡格致、算学、地理诸科以及宗教，只要学生力所能及，皆以英语教学，与中西书院不同的是宗教课是必修课程之一。中西女塾开办时仅有学生5人，但随着风气渐开，学生日益增多，而且学生多来自上海的富有家庭，中西女塾也逐渐成为当时上流社会富裕家庭女儿出外留学前，先行接受英语教育的殿堂，以致有“贵族学校”之称。对中国近代史影响重大的“宋氏三姐妹”，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等，皆曾先后就读于中西女塾。到20世纪，该校更为中国培养出不少女性人才。

六、对中国妇女解放之贡献

林乐知和当时许多西方宣教士一样，最感到困惑的便是中国妇女缠足之风俗。按照基督教观念，妇女缠足是“负上帝造人之本真”(“缠足论衍义”，载《万国公报》1889年4月)，也就是说这种蓄意摧残人的肉体与灵魂的行为，是破坏了上帝造人的意愿。在基督教信仰中，世间男女，无论他们人生处境如何，均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大量言论，反对中国人对妇女身心健康的摧残，表现出一个基督教徒所具有的怜悯之心与救世情怀。“以布条紧扎，使其肉糜骨折，痛楚难堪，致生成之善足，变为残跛之废人，毕生艰难，趋步不便，欲求其小，不顾其苦，贪其美，不计其害。”“皮肉溃烂，疼痛号泣，艰地步履，忍受终身之苦厄。”“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旁观之人，每为伤心，其父母反铁石心肠，绝无恻隐。呜呼！残忍若是。”(抱拙子：“劝戒缠足”，载《万国公报》1882年10月)。同时，林乐知看到缠足实际上是一种在腐朽文化支配下，对广大妇女施加的刑法，其丑陋程度超过世界任何国家风俗中对人性的摧残。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中国人居然把这种毁坏人性的恶劣行为，却视为是一种趋之若鹜竞相赞叹的“美”。在其“裹足论”一文中，他直斥其谬：如果一个女人，她哪怕是三寸金莲，“而缩颈粗腰，安望其步履珊珊耶？美者，不因乎裹足而愈美；丑者，不因乎裹足而不丑”（《万国公报》1878年8月）。

缠足不仅危害人的心灵与健康，而且还对整个民族的血脉相传产生消极影响。林乐知深感此害，从遗传学角度说明这种毒害民族的丑恶行为：缠足势必造成妇女身体的衰弱，身体的衰弱就会造成身体发育的障碍，这样生下的孩子就可能身体单薄，智力低下。此外妇女由于身体的残疾，会对性格造成重大影响，最明显的是胆小怯弱，这势必又影响到孩子身上。中国之衰落，妇女的缠足之害难辞其咎。由于妇女缠足，使中国一半人口变成残废，这样的国家焉有不弱之理？故而缠足是“违天意、蔑古制、招痼疾、戕生命、妨生计、废人伦和坏心术”(“缠足两说”，载《万国公报》1895年5月)。而今日之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要改造人，使人具有强健的体魄，做到这一点就必先除去像缠足一样的各种恶俗，铲除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按照自由平等之理来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缠足既然对个人、家庭、国家都造成如此巨大之危害，那么怎样才能革除此弊呢？林乐知等宣教士认为“病根甚烈且久，非用猛法以治之”不可。他们仗义执言：首先是政府要以行政手段强制废除缠足之俗，官员在这方面要起带头作用，譬如三品以上官员所生女儿，不得缠足，否则治其有罪。其次用各种方法向中国人宣传此等恶俗之丑陋，逐渐废除此俗。第三是采用经济制裁手段，“按户按口，遍量其足，凡小三寸者，日捐钱30文；足大至5寸半，日捐仅钱5文；若至6寸即可免捐。缠更小者照数加捐，放略大者照数减捐。若竟有小逾3寸者，则加捐至日50文”(“天足会陈词”，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第855页)。

为了扭转中国人对妇女的态度，以改变中国妇女的地位，林乐知在中国基督徒任廷旭的协助下完成了洋洋21冊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一书，于1903开始陆续出版。该书以妇女地位的高低为文明兴衰的指针，对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研究。除文字之外，还附有图片一千余幅以吸引读者。根据“广学会”成立40周年时(1927年)的统计报告，在其最畅销的书籍中，此书高居第二位。林乐知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来考查中国对待女人的态度，以及在各国之中，居于何等地位。他一再强调一个国家的妇女不解放，绝无振兴之望，这对贫弱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谓释放女人者何也？释放世人，固为第一要务；但释放女人上端，实为拯救东方诸国之良法，而中国尤亟，因对症发药，非此不能奏效也”(“论中国变法之本务”，载《万国公报》1902年6月)。林乐知反复告诫中国人，妇女的地位和国家强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此唤起人们对妇女解放的重视。

林乐知和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妇女解放上的所作所为，冲击了封建观念，启迪、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康有为反对妇女缠足的思想与行动，就是受到《万国公报》上文章的启发，从而于1883年在家乡南海县成立了“不缠足会”，成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不缠足会。梁启超在外国宣教士兴办的女学面前，感到“俟教于人”的耻辱，于是在上海联合同仁，创办了第一所女学。如果当初没有这些西方宣教士的努力，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疑将会推迟几十年。从这方面来说，正是林乐知这些人使中国妇女在万马齐喑的黑暗社会，看到了一丝曙光。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林乐知等西方宣教士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他们是率先引导中国人脱离愚昧无知的思想导师，更是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七、文字出版与著作

林乐知还和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丁韪良等人组织成立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广学会”，出版发行基督教信仰与文化图书，以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林乐知在其“广学兴国说”一文中解释道：“会以广学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也。中国自有学，且自有至善之学，断不敢劝其舍中而从西也。”到1890年代，因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的工作越来越吸引林乐知的兴趣，遂于1895年辞去中西书院院监的职务，专事办报与译著。在中国数十年间，林乐知兼教习、作家、翻译家、编辑和宣教士于一身，通常是半天授课，半天译书，夜间编辑期刊，礼拜天传道。其译著有十多种，最为著名的是《中东战纪本末》初编8卷，于1896年4月出版。初版3000冊很快销售一空。1897年又出续编4卷；1900年再出3编4卷，全书共16卷。此书不单纯是翻译，间有编者的按语、评论、对甲午战爭真相的披露，以及对中国所存之积习与恶俗的尖锐批评。此外，林乐知还著有《文学兴国策》、《新治安策》、《中国历代度支考》、《中日朝兵祸推本穷源说》，以及《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等书。这些书籍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在其《治安新策》中，林乐知总结了当时中国的八大积习：1.骄傲，自满于固有的声名文物；2. 愚蠢，读书人旅行者少，即使受过教育的儒生，也不明世界大势及天文、地理、物产方面的常识；3. 胆怯，不思进取，亦不敢冒险；4. 欺诳，官样文章、欺上瞒下；5. 暴虐，滥用刑罚、草菅人命；6. 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官吏盘剥百姓，将校克扣军饷；7. 因循，拘守旧章，不因时变通；8. 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顾为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34页）。林乐知所见入木三分，反观一百多年后之中国，这些积习仍在，尤其是第3-8条，几乎全盘继承下来，值得国人深思与反省。

由于林乐知在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当他于1906年5月短期回国的时候，受到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接见，这是极高的荣誉。会面时，林乐知慎重的向总统陈明中国人对西方列強加诸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深恶痛绝，建言总统应尽快加以废止，从中可见他对中国人的爱之深。

1906年，70岁的林乐知返回上海，正当他踌躇满志，计划进一步扩展他的事业时，不料却在1907年5月30日清晨突然病逝，享年71岁。林乐知死后备极哀荣，各方悼念文字甚多，缅怀这位信仰与文化之巨擘。林乐知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他虽然生为美国人，但其生活在中国的年月，远超过在其母国。在47年悠长岁月中，他在宣教、办报、创设学校，翻译书刊、著书立说、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与科技各个方面，皆克尽厥职。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作家﹑報人於一身，更是中國現代化的播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