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献羔

林献羔，祖籍广东省台山市。父亲林权章（受洗后更名为林保罗），是澳门白马巷浸信会牧师，母亲名叫张眷西；夫妇俩共养育四个儿女，林献羔排行老大。林父曾赴美国纽约攻读神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事奉，常年在各地布道，范围颇广，甚至远至南洋等地。林献羔于1924年10月4日出生在澳门白马巷，父亲给儿子起名为“献羔”，意为“献给羔羊基督”。其英文姓名为Samuel Lamb，名为Samuel（撒母耳），取自于圣经旧约先知撒母耳，姓为Lamb，“羔羊”之意。林献羔5岁时随父母搬到广州，在广州度过童年生活。他自幼体弱，5岁时罹患白喉，几乎丧命，靠着彻夜祷告得以挽回生命，这段经历让林献羔终身难忘，坚立了他以后的神圣呼召。林献羔在这样一个基督教家庭中长大，自幼受信仰熏陶，聪慧机敏，多才多艺，热爱音乐，喜爱英语。1936年夏天，林献羔12岁时，在浸信会张云如牧师主礼下受洗归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林家举家迁至香港长洲避难，住在搭建的小木屋里，用白铁皮盖住，生活清苦，家居简陋。林献羔初在香港长洲皇家书院念书，后转入皇仁书院。早年其父亲转往南洋巡回布道，后因战乱，香港、新加坡相继沦陷，与父失联，遂回肇庆外婆家避难。1942年，林献羔同母亲和妹妹来到梧州，进入建道圣经学院修读神学。一家生活艰辛，靠典卖旧衣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日里，学业一波数折，生平只取得小学文凭，香港皇仁书院、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及后来的美国慕迪函授课程也或因沦陷或因战乱而未能毕业。

1945年，林献羔回到其祖居广州市中山五路大马站35号，与亲人团聚。同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林献羔先后在广州万善堂支堂、锡安堂、兴华浸信会展开传道工作。1950年开始在中山五路大马站35号聚会，称为“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年香港神召会圣经学院拟聘请林献羔为圣经教员，这是一次远走高飞的机会，但他忠实于神的呼召，不为优厚条件所动，明知有危险，仍留在广州传道。

1951年7月4日，林献羔与李穗玲姊妹在广州结婚，育有一女，取名哈拿；一子，取名以诺。1955年上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席卷全国。同年8月，中国知名传道人、北京的王明道先生被捕。9月14日晚，林献羔所在教会的聚会结束时，10余人忽然出现在聚会点，搜查了林献羔住处，并将他和王国显、张耀生扣上手铐带走。不久，林献羔一行以“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审讯，当时广州《南方日报》刊出“广州的基督教内破获了一个以林献羔、王国显、张耀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1]的大标题。随后“广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召开对“大马站反革命集团”的控诉大会。控诉会上并未能提供“反革命”活动的确切证据。被关押1年余后，1957年1月28日，林献羔等人获释，重回大马站从事传道工作。

到1957年年底，国内政治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在宗教界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宗教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3月上旬，由基督教联合会主办，为期9天的基督教大会召开。林献羔被政府通知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4所教会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共109人。会议中学习内容都是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目的是说服林献羔参加“三自会”。原以为加入“三自会”就可以保持信仰的自由和真理的完整，在压力与模糊不清的“道理”面前，林献羔屈服下来，准备回去说服同工加入“三自会”，但尚未实行，便再次被捕，在这紧要关头，林献羔持守住他的信仰。

1958年3月12日，在《南方日报》刊出的广东省基督教九个右派分子名单里，林献羔的名字被列在第三位。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治学习，而是一场历史大背景下的剧烈的政治运动。林献羔此时彻底清醒过来，他所面临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信仰大考验，他也为此作好了为主殉道的准备，预备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58年11月20日判决书下来，林献羔被判处2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罪名是“反革命、亲帝、反苏、王明道的爪牙”[2]。他先被关押在韶关犁市第二监狱，后转往茶山农场服刑。在农场中被安排挑土做重体力活，后因体弱被调到老弱病残组做记录员和理发员。1963年1月，因在狱中抄写圣经并暗中传福音而遭到处分，被转调到集训队，集训队是由“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所组成。一段时间之后，林献羔又被送往山西省太原市西峪煤矿采煤。由于体力较弱，被指派负责挂煤车的工作，虽然在体力上比较轻松，但工作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被碰掉指头。这工作林献羔一干就是15年，共挂了200多万车次。在20年漫长而艰苦的熬炼中，经历了无数次与死亡擦肩的危险。1969年，在一次劳作中，电车头顶翻车皮，车皮一端紧贴他的颈项，后面就是煤墙，失之毫厘便有性命之忧；1970年，电车头司机的一次失误，将林献羔夹在车头与煤车之间，几乎丧命；又有一次，他突然掉在两辆卡车之间，若非死也会失去大腿。千钧一发之际，他竟然翻了个筋斗，这是平时所不能做到的，堪称奇迹。除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外，他还要面临信仰上的考验。1974年，“批林批孔”政治运动开始，指导员要求林献羔写报告批判基督教，在祷告中神赐他智慧，让他只批判假基督教，假先知，不致背叛基督信仰。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一波波的批判运动他都得以安然度过，见证了神对这位忠心仆人的眷顾和保守。

1976年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5月29日，林献羔20年刑满获释。令人伤痛的是，出狱前7年和2年，父亲和妻子皆已相继离世。他回到广州后，先在家里教英文，而后逐渐带领家庭聚会，为人施浸，并恢复《灵音丛书》的写作和出版。1979年5月，他出版了出狱后第一本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之后还作了30多首诗歌。这些福音小册子都标有“没有版权”，印刷上万册，分发至全国，供应各地教会需要。当年9月，大马站恢复了聚会，开始时只有四五个人，慢慢的来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地方不够用就把天台盖起来作聚会用。到1981年时，已经是在三楼讲道，二楼以播音器播音。每周4次讲道，共有2000人参加聚会。随着聚会的增长，逐渐又开设了儿童聚会、学道班、青年聚会和探访团队等各项事工，由此陪养出一批有恩赐的服侍团队。2001年因大马站拆迁，聚会地点迁至荣桂里15号，聚会面积也有所增加，可容纳800人，每周保持3000人的聚会。自大马站教会恢复以来，约有160批，近5000人受洗归主。

1982年3月，中共中央的“19号文件”对当时的“极左”宗教政策有所纠正，但仍然保持着对基督徒聚会的限制和打压。1982年12月6日，政府有关部门勒令林献羔停止聚会，原因是仍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到1983年5月29日才完结。这半年时间里适逢房屋修建，暂停大型聚会直到刑期结束，刑期过后林献羔又逐渐恢复聚会。1988年8至12月间，广州市公安局曾6次找林献羔谈话，公安人员向他宣读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文件（粤府[1988]44号）,勒令他立即停止聚会，并要求他所带领的家庭教会登记加入“三自爱国组织”，交由“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国基督教两会”）管理。6次谈话内容除要求登记外，也涉及与海外教会的关系、资金运作，以及“非法”出版物等内容。此外还对他进行了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林献羔据理力争，认为家庭教会活动不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违反法律，坚持不加入“三自会”。这几次谈话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极大关注，香港《南华早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都对谈话内容做了报道。虽然有内外各种干扰，但大马站的聚会没有中断。

1990年2月22日晚11时半，福音聚会结束后，数十名公安人员持搜查令，对大马站聚会处实施了大搜查，将聚会用的麦克风、录音机、圣经和诗歌等用品全部没收，并将林献羔带走。按广州市越秀区政府通告的说法是违反了《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不按规定向宗教部门申请登记，将林献羔指为非法传教，大马站被定为非法传教点，予以取缔。林献羔被拘留查询21个小时之后才获释。据他本人讲，查询内容主要为：聚会点没有按要求登记，违反宗教政策；不配合“两会”的宗教管理；依靠国外教会的资金、技术和人员支持，违反“三自”的原则。而林献羔为自己辩护称：教会遵纪守法，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法律没有规定要参加“三自”组织；教会有能力自己供给，外人没有干预教会的“自治”。因此林献羔拒绝作检讨，拒绝主动停止聚会，拒绝登记。在拘查后，大马站只举行祷告聚会，直到1991年3月才恢复正常聚会。此后多年，他不时地要接受传讯问话，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他先后被问话达十次之多。后来的问话也多得数不胜数，主要是督促登记、学习文件、思想教育、了解与外界的来往和教会动态。据教会同工反映，2000年后，政府对教会的管理相对宽松了些，总体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教会仍不时受到冲击，没收圣经和属灵书籍的事时有发生。2002年初，公安人员以聚会场地消防安全隐患，人群不易疏散为由几次打断聚会，要求聚会每层仅限坐50人。当教会配合安全开设了走火通道后，仍未止住以各种理由而来的检查，使正常的聚会受到干扰，以至于林献羔质询他们是否在故意为难。2003年到2013年10年间，围绕教会登记、走火通道、防火、“东方闪电”邪教、非典等问题，大马站教会备受责难。

2013年8月3日，林献羔因病辞世，安息主怀，享年89岁。8月16日，在广州殡仪馆银河园特别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三万多各界人士冒着台风暴雨前往悼念，为这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作最后的致敬。《基督时报》2013年8月3日快讯对他的辞世作了这样描述：“上个世纪，在信仰环境十分艰难中涌出王明道、袁相忱、以巴弗、谢模善、杨心斐等一代上帝忠心的仆人，他们都曾为主坐监牢多年。这些老仆人们先后安息主怀，林献羔昨日也荣归天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些老仆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中流砥柱，林献羔是这一代的重要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家庭教会“南方的明灯”，在中国教会信徒中间流传这样一个赞誉：“北有袁相忱，南有林獻羔”。他一生牧养信徒无数，全国各地许多牧者曾得到他的训勉和劝慰。他著有《灵音丛书》近3百册，创作“灵音诗歌”近50首，体现了他的神学思想和对《圣经》的深刻理解，为中国教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林献羔毕其生忠心于基督信仰，他的一生充满曲折，历经磨难，在苦难和威逼面前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不但从不埋怨神，而且生命中充满着感恩和赞美。在苦难背后，林献羔却看到神的美意：在他20年服刑期间也正是中国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期间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无数，其中任何一场“运动”都足于置他于死地。正是在监狱中，他才躲过了一场场浩劫，使生命得以保全，信仰得以持守。他的经历见证了神的信实和大能，神叫万事相互效力，为以后基督教再次复兴预备了坚忍不拔的时代领袖。对于苦难，他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必须‘忍受’，就是为主忍受苦难，在受苦时，不单不埋怨，反要赞美和感谢。但是，这功课并不易学，所以神要把我们长期放在苦难中，为要叫我们经过苦难后，就得着益处”，如圣经所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119：71）。林献羔坚持以顺服神为第一原则，拒绝登记加入“三自会”。认定教会的元首是基督，教会是为真理而活，忠实地传讲福音真理，顺从神，不顺从人。坚定表明教会信仰立场，不妥协，不对立，维护信仰的独立性。面对讯问、查抄、骚扰、利诱和威逼，林献羔不屈不挠。如果以牺牲真理为代价，他宁愿坐牢也不肯屈服。他多次向相关人员表明态度，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登记是要限制我们的信仰，我宁愿再坐监也不登记”[3]。在打压之中，他的教会不但没有萎缩反而不断增长。他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宣扬基督的福音，维护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尊严，表明了他对基督矢志不渝的爱。林献羔忠于神的呼召，几次有机会去纽约进深修读神学或到香港神学院做讲员，本可免于牢狱之灾，但他忠于神的使命留在广州传道，从而印证了圣经所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赛49：1）。林献羔所建立的家庭教会不但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在海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教会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各国政要、神职人员、信徒、记者等国际友人。美国助理国务卿沙托克（John Shattuck）、美国钢琴家迪诺·卡特桑那奇斯（Dino Kartsonakis）、布道家葛培理、太空人欧文（Jim Irwin）等皆曾先后造访过大马站家庭教会，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布什还赠送了纪念品。到访的肢体也带来海外的关心和鼓励。1999年12月底，生命季刊在芝加哥召开“跨世纪聚会”，林献羔通过越洋电话，向与会的弟兄姊妹传讲了“靠主得胜”的信息。

现今的“大马站福音会堂”坐落在荣桂里15号深窄巷中，百米之外是喧嚣的闹市，此处却是古朴幽静，南方的大叶蓉在坚硬的水泥板缝中顽强生长，枝繁叶茂，散发出生命的气息。笔者在广州工作期间，时有参加林献羔弟兄主礼的主日崇拜。每次聚会崇拜结束后，他都会在狭窄的过道上和弟兄姊妹一一握手道别。他是一位亲切和蔼的属灵长者，深受信徒的爱戴，人们都亲切称他为林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4:7，8）是对林献羔弟兄一生事奉的总结。如今，一代神所重用的忠心仆人已经逝去，但他们为主“至死忠心”所留下的佳美脚踪，催生了新的一代圣徒继续其未竟之圣工，传扬天国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