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

一、林昭的生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出生于苏州一个官吏家庭。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民国时期从政为官，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他一生清廉耿直，洁身自好。母亲许宪民在抗战期间曾坐过牢，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民革委员、和政协委员。林昭的大舅许金元是早期共产党人，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

林昭早年就读苏州景海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学期间，她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不久，从一位美国传教士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但在政治上，她自幼深受其母和大舅的影响，其妹彭令范说她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在读中学时她就参加了左倾的、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读过许多西方政治哲学方面，包括马列和毛泽东的书籍，甚至还做过几天中共地下党员，抨击国民党统治。1948年，为追求政治进步，她宁肯不去美国留学，跳窗从家里出逃，随之考入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同年参加土改工作队到苏南农村。

1954年，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不久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她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她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红楼》第二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思想自由，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她无疑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份量。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和沉泽宜等人响应中共中央的鸣放号召，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在学生中引发大辩论，有人认为该大字报的内容右倾，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会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为张元勋等人辩护。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出《红楼》编委会。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将那些向共产党提意见者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以死抗争，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但她因此被认定与党和政府对抗、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投书向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系专业副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求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指斥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为此，甘粹被发配到新疆的一个劳改营，一去就是22年。

当时兰州大学的张春元和顾雁等人，筹办了针砭时弊的油印刊物《星火》。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林昭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她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不久，凡涉及《星火》的人员共30多人，皆遭逮捕。1960年10月，林昭在苏州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父亲因此而服药自杀。

1962年3月，林昭得以保外就医，回苏州后结识了黄政，两人共同起草了中国改革方案。在此期间她还委托朋友，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章带到海外发表。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投入监牢。在狱中她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但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她就用自己的血在白色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残酷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道：“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书写“告人类”一文。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对于自己的结局，林昭早有预感，并且做好了心理准备。1965年5月6日，七年刑满释放的张元勋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她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咳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她以诗明志：“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无论林昭遭受多大痛苦与折磨，她至死都不认错。多位熟悉她的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唯一不认错的。”入狱以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亦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说：“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它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改判为死刑。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随即她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决，年仅35岁。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说，1968年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她家向母亲索要5分钱子弹费。此事使母亲许宪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七年后的一天，她被发现死在上海外滩街头，有说被打死的，有说暴病而死。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林昭的骨灰曾安放在上海的“息园”，里面有用旧的《解放日报》包裹着的她的头发。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由林昭的堂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老作家许觉民出面，为林昭立了墓碑，碑后刻有林昭写的一首诗。

二、林昭的思想与信仰遗产

许多熟悉林昭的人都认为她是当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觉醒程度远远超过张志新、遇罗克。不但应该给她平反，而且要追认为烈士，在媒体上宣传她的事迹。但终因阻力重重，她从未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平反。林昭的档案，包括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上海“民主与法制”的记者陈伟斯是唯一见过林昭档案的人，并于1981年写了“林昭之死”，刊登在民主与法制上。此后林昭档案就被封存，报刊杂志对林昭一案亦噤若寒蝉。

建国初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林昭也曾有过轻信与迷狂，以及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为此她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带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为父亲。

1957年之后，林昭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1962年，当林昭看到广大农村千万人被饿死人时，就直言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也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并且提议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甚至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的设想。这些想法和主张在今天大都已变成现实。

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的血书。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拋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性话语，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用自己话语的表达方式，来概括那个时代。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林昭热爱生命，但她只能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活着。“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容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重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残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她不能茍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对自由的追求和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和她的信仰。她之所以选择宁为玉碎，不是因为她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多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林昭的思想和力量之源是其基督教之信仰，她把自己的心和上帝之爱连接起来。她具有一种非常深厚、宽广的爱心，以上帝的圣爱来看待芸芸众生，甚至对她批判和反抗的对象，也是带着那种悲悯的爱心。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给了她内心的光亮、爱心和忍受苦难的力量。

1949年，林昭从苏州景海女中毕业后，即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过当地教会的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切宗教活动。被打成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于基督教信仰。有一次，她的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基督教等话题时，林昭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林昭曾经讲过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的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林昭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被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基督教堂做礼拜，并且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回忆说：“林昭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不公平的。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二人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林昭有肺病，但却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林昭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甘愿将自己的血洒在祭坛上，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一次，经过一场惨无人道的刑讯折磨之后，她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上帝帮助我，我要被逼疯了！”“我默默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即便如此，她仍能以悲悯之心对那些亲手残害她的人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青年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的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致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那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在狱中用血、发卡和竹签写出20余万字的文稿、诗歌和日记，其中包括“基督还在世上”。可惜至今我们仍无法见到，也不知是否还存留世上。

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仰，称她为“圣女林昭”绝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