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庵

刘静庵，名敬安，又名大雄，字贞一，号静庵，湖北潜江人。其父名淇，是科举贡生，静庵幼承父教，少年时接触过佛教。1903年，刘静庵赴武汉加入湖北新军，曾担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的秘书。他热心追求真理，在武昌参加过基督教宣道会的聚会，后来在圣公会救主堂找到了信仰归宿。当时武汉圣公会已出现几位颇有影响的华人基督教领袖，西方宣教士亦多同情革命，认同其会友的爱国精神。刘静庵因此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救主堂的会友，并取教名为保罗。他信主后即热心宣传基督福音及革命主张，并在圣公会文华书院神学院兼任汉文教习。

1904年6月，刘静庵与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秘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该所以研究和推广西方科学为掩护，暗中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不久他们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取得联系，参与谋划华兴会在湘鄂两省发动起义之事。1904年11月，黄兴计划乘慈禧太后庆贺大寿，湖南全省大吏参加庆典之际，在会场引爆预埋炸药，以引起混乱，并乘机在湖南起事。不幸起义计划泄漏，官府衙门随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得知事泄后立刻密电武昌科学补习所，刘静庵和张难先一起迅速将所有文件销毁，然后分头逃遁。刘是圣公会教友，故藏身于圣公会救主堂，躲过搜捕。科学补习所遂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军警查封。

1905年冬，刘静庵与逃亡日本归来，时已成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的曹亚伯共同筹组革命组织“日知会”。他们认为：要唤起革命，首先应“灌输知识”，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日知会是唯一一个以教会机构名义而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他们在救国的大前提下与非基督徒合作，进行反清救国活动。他们在学界和军界中宣传革命，形成了湘鄂革命的风气，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若没有日知会，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要改写。

武昌日知会成立后，由武昌基督教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担任会长，聘请刘静庵为司理。因感国势日危，胡、刘、曹等人将日知会改组为革命机关，并和一些基督徒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救世军”，抨击和揭露清廷的腐败，宣传革命。改组后的日知会于1906年举行成立大会，刘静庵在会中发表演说，阐明日知会“以后一切责任，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自此，日知会成为一个在教会掩护下，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组织。刘静庵出任日知会总干事，以救主堂为基地，广招会员，在教会阅览室公开陈列大量革命书报，每星期日都有公开演讲，一面传福音，一面宣传革命，吸引无数军人和学生前来听讲与阅读，许多人因此成为基督徒。刘静庵本人常常在圣公会的文华书院发表有关革命思想的演说。很快，日知会在汉口、九江和南昌等地设立了分会。一段时间后，湘鄂两省的新军多受日知会影响而倾向革命，不少军人加入日知会，甚至在军营中设立分会。不久，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遣余诚到武昌，出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发展刘静庵等人加入同盟会，武昌司衙巷日知会会址即成为同盟会湖北分支机关。

刘静庵是一位以基督教信仰救国的基督徒革命者。他虽然从小就有救国之志，但直到归信基督教后才明白真正的救国之法。成为基督徒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福音和新学知识打开了他的心窍，开阔了他的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基督教救国论者，一个有理想的民主革命家。对他来说，“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耶稣基督的爱是救国的良药，革命救国就是这种爱的实践，而只有具基督爱人如己的爱的革命才是真的革命。他说：“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他在斥责当时某些“假革命党”出卖党人和借革命诈骗钱财的丑行时说：“……那样的行为，是没有得着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他坚定地本着基督无私的爱来拯救中国，认为社会拯救要以个人拯救作为基础，坚信：“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功夫。”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胜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刘静庵甘心为救国、为真理献身。他曾经与圣公会一女教师订婚，但当他想到自己婚后或会因革命而牺牲性命，遗下妻儿时，就立志终身不娶。

1906年10月，日知会密谋策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的革命志士联合会党举行起义。12月，孙中山派遣胡瑛、朱子龙和梁钟汉等人赴武昌，与刘静庵等人一起，准备依靠日知会的力量，策应起义。不幸因叛徒郭尧阶告密，起义行动再告流产。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即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由于刘静庵被诬告为长江会党首领刘家运，故以“匪首”之名予以通缉。当时武昌圣公会会长余文卿之子余日章是日知会成员，他在衙门中有相熟朋友，得悉清吏缉捕刘静庵的消息后，迅速通知了刘静庵。在胡兰亭师母安排下，刘藏匿于胡兰亭大姐家中，但终因叛徒出卖，刘静庵等九人相继被捕，解往武昌下狱，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不久，张之洞下令要把刘静庵和胡瑛等人处决。

武昌圣公会宣教士吴德施（L. H. Roots）一向同情革命，见自己的信徒或被通缉或被捕，又被称为“匪首”，故一面发表声明，认为有辱圣公会名声；一面联同其他宣教士向美国驻武汉领事、北京公使、以及华盛顿外交部求助。当时美国青年会总干事穆德博士（John R. Mott）正在中国访问，抵汉口后得知刘静庵之事，遂答允去北京营救。到北京后，透过美国公使乐克希（W. W. Rockhill）向清廷外务部请求宽赦。在西方宣教士和穆德的戮力营救并美国的外交斡旋下，清廷外务部终于妥协，下令张之洞“从缓处理”，故免了刘静庵等九人死刑。1909年,刘静庵和胡瑛被改判终身监禁，其他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在被捕的日知会九君子中，刘静庵最为受人敬仰，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均称他为“革命完人”。他在狱中处处表现出一个基督徒革命者的优秀品格。为逼使刘静庵招认自己是匪首刘家运，清衙恶吏对他动用酷刑，以致背部被鞭笞至血肉横飞，白骨外露，“自首至踵无寸肤完，濒死者数，稍苏，仍戟手骂不绝，当时号爲铁汉。”在严刑拷打之下，他经历了很深的宗教经验，这些经验成为他的力量，基督教信仰给了他非凡的勇气。在患难中，他不仅没有失去信仰，反而信心越加坚定，认为是上帝要借此把他锻炼成精金。在一次刑讯后，同监难友殷子衡用白布巾为他拭去背部的血，后来刘静庵在血巾上题字曰：“汝（指血巾）实吾患难中之纪念品，而亦实吾纪念主恩膏之一要体也。吾安忍弃之，吾焉得不留之！”他因受刑流血而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他受死流血的恩典，足见他对基督教信仰之深切。这种超越苦难的宗教经验成为他在狱中传福音和继续从事革命的力量。

刘静庵在狱中仍十分热衷于佈道工作，一有机会就向囚犯和狱吏传福音，致使多人悔改，归信基督，并乐意跟他学道。众人对他敬仰有加，皆以师长及父亲之礼待他。例如，因“萍醴案”入狱的湖南人欧阳泽垠本来性情刚烈，听信福音后性情大变，遂视刘静庵为师长，热心跟他学道。狱中守卫军目潘孝贞，在听了刘静庵所传的福音后亦相信了耶稣。一次刘静庵病重，他殷勤服侍，并利用狱官之身份，冒险偷运药物给刘静庵服用，使之早日痊愈。

刘静庵同监难友，“九君子”之一殷子衡受其影响最大。殷是湖北黄冈人，被捕后亦曾身受酷刑。他过去曾读过圣经，也曾到福音堂听过道，虽然对于耶稣舍身救世之举非常钦佩，但因其认为基督教是迷信，又因看见某些基督徒品行不好，故此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有一夜，殷子衡在狱中听到刘静庵祈祷之声，次日询问所为何事，刘回答说：“我求耶稣基督救中国的苦难。你没有读过新旧二约吗？你当速急信道，力求解脱患难中的业障。”接着便向他传福音，解答他心中对基督教的种种疑惑，并送圣经、主祷文和使徒信经等书册给他。殷子衡对基督教反复思想及研究三个月之后，便决志归信耶稣，做一个基督徒，同时还请刘静庵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勤道”。

殷子衡信主后，以刘静庵为牧者，二人每天都在一起读经，早晚跪在地上祷告。在刘静庵的引导下，殷子衡信心日增，在“极苦中求至乐”。后来他被调往另一监狱，不想与刘静庵竟成永诀，但此后他在狱中自处时已能够坚持信仰，在痛苦忧伤时“唯有默祷上帝，解我苦痛”。狱中的人因他是基督徒而称他为信仰耶稣的革命党人，对他颇为尊敬。为使家人与他同得信仰基督的好处，殷子衡在狱中托人把他的儿女送到汉口圣彼得堂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基督教教育。他的大女儿殷绍素后来终身不嫁，成为武汉圣公会的传道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狱中革命党人获释。殷子衡出狱后，日间参与新政府的工作，夜间继续效法刘静庵，“跪在地下祷告，求上帝帮助铲除专制，建设共和，谋人类的幸福。”他在革命成功后不求权位，光复一年后即辞去政府职务，全心服务教会。1912年由胡兰亭牧师施洗；1919年奉献传道受牧职，翌年出任武汉圣公会会长之职。

刘静庵在狱中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断为祖国祈祷。他联络狱中同志秘密组织“中华铁血军”，与狱外日知会会员互通声气，推动革命发展进程。1911年6月，即武昌起义之前数月，刘静庵伤病复发，死于狱中，年仅36岁。他死时骨瘦如柴，鬚髮尽白，可知他为国所受苦难之重。噩耗传至圣公会，中西教牧同仁极其哀痛，立即向当局领尸，移柩至圣马可堂举行安息礼拜，将其遗体葬于圣公会的墓地。1928年，湖北省务会议议决，将刘静庵公葬于武昌伏虎山麓，由其亲密同志张难先作墓志铭；1938年又立石于日知会旧址以纪其事。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日知会之影响与活动有直接的联系。张难先日后忆述日知会时说：“武昌光复，党人多颂胡兰亭、刘静庵两先生功。”另一同志范腾霄亦说：“辛亥武昌光复之役，其始源实为日知会，尽人皆知。而日知会创造者为潜江刘静庵先生。”足见刘静庵在辛亥革命中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