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湛恩

刘湛恩于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12月出生在湖北阳新县一个贫寒之家，四岁时父亲在贫病中去世，族人欺凌孤寡，强迫其母罗太夫人改嫁，性格刚毅的母亲遂携幼子湛恩和尚在襁褓中的妹妹离家出走，步行百余里，逃到人地生疏的汉阳。幸得美国女宣教士白桃医师（Dr. Emilie Bretthaner）的帮助，得以进入浸信会医院担任护士，不久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因其勤劳能干，忠诚又富于爱心，很快就由护士升为护士长，再进而升任为护士学校校长。

小湛恩在母亲的呵护之下成长，先入汉口浸信会小学读书，12岁时升入九江同文书院。在此期间，他成为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并与王立明（他后来的妻子）认识，在共同参与教会活动中，二人在基督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同文书院毕业后，刘湛恩考入苏州东吴大学，这一时期，他更加活跃，积极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和查经班，不久又担任东吴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会长。1918年，刘湛恩获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秋天，刘湛恩获奖学金赴美留学，到芝加哥大学专攻教育，获硕士学位。接着，他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深造，于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那时，刘湛恩年仅26岁。

1922年，刘湛恩学成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次年到上海，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干事，同时在大学里兼课。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部分师生退出圣约翰大学，另行组建光华大学，刘湛恩参与该校的创建，并担任光华大学的校董兼教授。

1926年，刘湛恩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青年会世界大会，并作为中方的首席代表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一位代表团成员如此描述道：“……当其演讲时，大厅内外，遍设扩音机，听众数千人。博士侃侃陈词，大义凛然。讲毕，听众掌声如雷，争与握手……。”

1928年2月，32岁的刘湛恩接受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的聘请，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F·J·White），出任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成为中国著名大学学府中最为年青的校长。他实践教育救国的理念，提倡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口号，并大力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强调师生团结、民主进步和学术自由。刘湛恩担任沪大校长十年，处处显出能力、忠心与爱心。他创立为全校教职员购买团体保险的制度，使同仁们可以安心工作，即或遭遇意外或年老退休，他们本人和家属的生活皆可获得保障。他又为贫苦学生着想，增设奖学金额；并尽力发展校内宗教活动，以基督精神塑造师生之品格。他远见卓识，尽力扩充学院的设备及课程，图书馆、大礼堂、膳堂、体育馆、教职员住宅、以及思魏堂等，都是由他筹款而先后建造起来的。此外，刘湛恩还在城中区创立商学院，为一般从商之人提供深造的机会。又为那些无力求学的工人及工人子弟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子女义务学校，以及民众图书馆等。这些公益活动大大提高了沪江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

由于刘湛恩博学、务实，热心公益事业，且具有基督捨己的服务精神，故深为社会所器重。除了身为沪江大学校长外，他还兼任上海市参议会参事、上海市地方协会会员、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委员、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董事、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以及上海市国际友谊社社长等职。在其沪江大学校长任内，刘湛恩曾两度出国：一次是考察欧美文化教育，另一次是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这两次出国活动，既裨益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也因其卓越表现，为刘湛恩自己赢取一定的国际声誉。

刘湛恩不仅在事业上功名卓着，尽职尽责，在家庭生活中也显出其优秀的品质和道德风范，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儿女尽爱。早在中学时期，他认识了王立明。大学毕业后，他们又在同一时期赴美深造。共同的信仰和志趣，使他们由友谊发展到恋爱关係，学成回国后，二人在上海结婚，婚后生育二子一女，家庭生活美满和谐，是一典型的基督化家庭。在“忆父亲生平补充一二事”一文中，其子如此描述父亲说: “父亲虽自幼被凌迫离乡，成年后，深感此乃神之陶炼，使其作有用之器皿，故对族人的夙怨毫不介怀，倒时常寄款济助家乡父老，并提携族中青年多人在京沪等地接受高等教育”。 “父亲生活简朴，终年长袍马褂，每日为大学及社会事业忙碌，但晚间必回家与妻儿相伴。夫妇相敬相爱，十六年如一日，从未闻有反目相待之事。周末喜携子女往郊区之乡间散步，在田间以与农家交谈为乐事”。

刘湛恩对母亲的孝顺为人所共知。就在他远赴芬兰参加青年会世界大会期间，母亲辞世。当他知道这一消息后，痛不欲生。一位与他一同赴会的教授记下了这一时刻：“抵芬兰首都之次日，博士忽得噩耗，闻其太夫人在沪逝世，遂悲伤若狂，几废寝食，甚欲中途离会，匍匐奔丧，经同人苦劝方止。其母子间之挚爱，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些记述中，足见刘湛恩的伟大人格和宽厚之胸怀。

刘湛恩更是一位热心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事业融合在一起。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刘湛恩与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如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等283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政府出兵抗战，惩办卖国贼，并给人民以言论与结社自由。他还与上海其它大学校长，如李登辉、何炳松等十馀人，联合向上海市长上书，进一步陈述其爱国主张。然后，刘湛恩又同上海基督教界领袖28人联合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团结一致，共纾国难，救国于危亡。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当抗战烽火从华北燃烧到上海后，刘湛恩全力以赴地支援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在校内外各种集会上，大声疾呼抗日救亡，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号召海外侨胞团结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他曾先后邀请冯玉祥将军、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沪江大学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等活动。他还在租界地区开设难民收容所，收留难胞1600馀人；并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且被推举为主席。南京沦陷后，他又领导组织国际友谊社，代表政府与各国驻沪外交人员联络，向友邦政府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被界内人士誉为“在野的外交”。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罪证照片，就是由滞留在南京城裡的西方宣教士冒死拍摄后带出，辗转交给刘湛恩保存并设法公布于世的。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翌年春，日伪酝酿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并企图拉拢刘湛恩出任“教育部长”，遭其严词拒绝。刘湛恩不惧威胁与恐吓，置生死于度外，日夜忙于抗日救亡工作。他常以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自勉。因此被日伪政权视为眼中钉，意欲拔出而后快。当时许多友人劝他离沪暂避，免遭不测，但他仍然坚持留在上海，对友人说：“留沪的救亡协会负责人已所剩无几，而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我责无旁贷，放不下。我是中国人，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他亦对夫人刘王立明如此交代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若能带领孩子们离开这裡，我就无后顾之忧了。” 1938年4月7日早晨，刘湛恩送儿子上学，在静安寺路和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和南汇路）交口处公共汽车站等车时，遭到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场牺牲，年仅42岁，尤在盛年。

刘湛恩之死，激起国人之哀愤与景仰，并助长了国人抗敌之心。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公葬，并明令褒扬。他的死正如一粒埋在土裡的麦子，虽然死了，却结出更多籽粒来。沪江大学一位外籍教授如此概括刘湛恩说:“1.他坚定的信靠神，并能知人善任；2.全身奉献为基督工作；3.在长期的危险中不丧胆；4.爱心恆久不变；5.以宽大胸怀对待批评和反对；6.对社会具有舍己之精神；7.对贫困者具有深切的怜悯心肠”。

刘湛恩之遗孀刘王立明女士，致力于社会慈善工作，曾先后在四川宜宾创立“湛恩难童教养院”；在重庆、成都、广源等地创设“湛恩妇女赈济院”等慈善机构，收容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妇女和儿童。刘湛恩遗下子女三人，皆继承了乃父之遗志，从事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沪江大学在上海复校，全校师生及刘湛恩生前友好筹资募款，兴建起“刘湛恩纪念图书馆”，藉以纪念这位伟大教育家和爱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