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  — 1938

刘湛恩

Herman C. E. Liu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基督徒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沪江大学校长。杰出的爱国志士,于抗日战争时期遇刺,为国捐躯。

刘湛恩于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12月出生在湖北阳新县一个贫寒之家,四岁时父亲在贫病中去世,族人欺凌孤寡,强迫其母罗太夫人改嫁,性格刚毅的母亲遂携幼子湛恩和尚在襁褓中的妹妹离家出走,步行百余里,逃到人地生疏的汉阳。幸得美国女宣教士白桃医师(Dr. Emilie Bretthaner)的帮助,得以进入浸信会医院担任护士,不久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因其勤劳能干,忠诚又富于爱心,很快就由护士升为护士长,再进而升任为护士学校校长。

小湛恩在母亲的呵护之下成长,先入汉口浸信会小学读书,12岁时升入九江同文书院。在此期间,他成为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并与王立明(他后来的妻子)认识,在共同参与教会活动中,二人在基督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同文书院毕业后,刘湛恩考入苏州东吴大学,这一时期,他更加活跃,积极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和查经班,不久又担任东吴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会长。1918年,刘湛恩获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秋天,刘湛恩获奖学金赴美留学,到芝加哥大学专攻教育,获硕士学位。接着,他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深造,于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那时,刘湛恩年仅26岁。

1922年,刘湛恩学成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次年到上海,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干事,同时在大学里兼课。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部分师生退出圣约翰大学,另行组建光华大学,刘湛恩参与该校的创建,并担任光华大学的校董兼教授。

1926年,刘湛恩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青年会世界大会,并作为中方的首席代表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一位代表团成员如此描述道:“……当其演讲时,大厅内外,遍设扩音机,听众数千人。博士侃侃陈词,大义凛然。讲毕,听众掌声如雷,争与握手……。”

1928年2月,32岁的刘湛恩接受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的聘请,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F·J·White),出任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成为中国著名大学学府中最为年青的校长。他实践教育救国的理念,提倡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口号,并大力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强调师生团结、民主进步和学术自由。刘湛恩担任沪大校长十年,处处显出能力、忠心与爱心。他创立为全校教职员购买团体保险的制度,使同仁们可以安心工作,即或遭遇意外或年老退休,他们本人和家属的生活皆可获得保障。他又为贫苦学生着想,增设奖学金额;并尽力发展校内宗教活动,以基督精神塑造师生之品格。他远见卓识,尽力扩充学院的设备及课程,图书馆、大礼堂、膳堂、体育馆、教职员住宅、以及思魏堂等,都是由他筹款而先后建造起来的。此外,刘湛恩还在城中区创立商学院,为一般从商之人提供深造的机会。又为那些无力求学的工人及工人子弟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子女义务学校,以及民众图书馆等。这些公益活动大大提高了沪江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

由于刘湛恩博学、务实,热心公益事业,且具有基督捨己的服务精神,故深为社会所器重。除了身为沪江大学校长外,他还兼任上海市参议会参事、上海市地方协会会员、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委员、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董事、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以及上海市国际友谊社社长等职。在其沪江大学校长任内,刘湛恩曾两度出国:一次是考察欧美文化教育,另一次是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这两次出国活动,既裨益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也因其卓越表现,为刘湛恩自己赢取一定的国际声誉。

刘湛恩不仅在事业上功名卓着,尽职尽责,在家庭生活中也显出其优秀的品质和道德风范,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儿女尽爱。早在中学时期,他认识了王立明。大学毕业后,他们又在同一时期赴美深造。共同的信仰和志趣,使他们由友谊发展到恋爱关係,学成回国后,二人在上海结婚,婚后生育二子一女,家庭生活美满和谐,是一典型的基督化家庭。在“忆父亲生平补充一二事”一文中,其子如此描述父亲说: “父亲虽自幼被凌迫离乡,成年后,深感此乃神之陶炼,使其作有用之器皿,故对族人的夙怨毫不介怀,倒时常寄款济助家乡父老,并提携族中青年多人在京沪等地接受高等教育”。 “父亲生活简朴,终年长袍马褂,每日为大学及社会事业忙碌,但晚间必回家与妻儿相伴。夫妇相敬相爱,十六年如一日,从未闻有反目相待之事。周末喜携子女往郊区之乡间散步,在田间以与农家交谈为乐事”。

刘湛恩对母亲的孝顺为人所共知。就在他远赴芬兰参加青年会世界大会期间,母亲辞世。当他知道这一消息后,痛不欲生。一位与他一同赴会的教授记下了这一时刻:“抵芬兰首都之次日,博士忽得噩耗,闻其太夫人在沪逝世,遂悲伤若狂,几废寝食,甚欲中途离会,匍匐奔丧,经同人苦劝方止。其母子间之挚爱,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些记述中,足见刘湛恩的伟大人格和宽厚之胸怀。

刘湛恩更是一位热心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事业融合在一起。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刘湛恩与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如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等283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政府出兵抗战,惩办卖国贼,并给人民以言论与结社自由。他还与上海其它大学校长,如李登辉、何炳松等十馀人,联合向上海市长上书,进一步陈述其爱国主张。然后,刘湛恩又同上海基督教界领袖28人联合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团结一致,共纾国难,救国于危亡。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当抗战烽火从华北燃烧到上海后,刘湛恩全力以赴地支援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在校内外各种集会上,大声疾呼抗日救亡,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号召海外侨胞团结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他曾先后邀请冯玉祥将军、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沪江大学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等活动。他还在租界地区开设难民收容所,收留难胞1600馀人;并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且被推举为主席。南京沦陷后,他又领导组织国际友谊社,代表政府与各国驻沪外交人员联络,向友邦政府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被界内人士誉为“在野的外交”。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罪证照片,就是由滞留在南京城裡的西方宣教士冒死拍摄后带出,辗转交给刘湛恩保存并设法公布于世的。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翌年春,日伪酝酿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并企图拉拢刘湛恩出任“教育部长”,遭其严词拒绝。刘湛恩不惧威胁与恐吓,置生死于度外,日夜忙于抗日救亡工作。他常以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自勉。因此被日伪政权视为眼中钉,意欲拔出而后快。当时许多友人劝他离沪暂避,免遭不测,但他仍然坚持留在上海,对友人说:“留沪的救亡协会负责人已所剩无几,而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我责无旁贷,放不下。我是中国人,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他亦对夫人刘王立明如此交代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若能带领孩子们离开这裡,我就无后顾之忧了。” 1938年4月7日早晨,刘湛恩送儿子上学,在静安寺路和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和南汇路)交口处公共汽车站等车时,遭到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场牺牲,年仅42岁,尤在盛年。

刘湛恩之死,激起国人之哀愤与景仰,并助长了国人抗敌之心。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公葬,并明令褒扬。他的死正如一粒埋在土裡的麦子,虽然死了,却结出更多籽粒来。沪江大学一位外籍教授如此概括刘湛恩说:“1.他坚定的信靠神,并能知人善任;2.全身奉献为基督工作;3.在长期的危险中不丧胆;4.爱心恆久不变;5.以宽大胸怀对待批评和反对;6.对社会具有舍己之精神;7.对贫困者具有深切的怜悯心肠”。

刘湛恩之遗孀刘王立明女士,致力于社会慈善工作,曾先后在四川宜宾创立“湛恩难童教养院”;在重庆、成都、广源等地创设“湛恩妇女赈济院”等慈善机构,收容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妇女和儿童。刘湛恩遗下子女三人,皆继承了乃父之遗志,从事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沪江大学在上海复校,全校师生及刘湛恩生前友好筹资募款,兴建起“刘湛恩纪念图书馆”,藉以纪念这位伟大教育家和爱国志士。

资料来源

  • 欧阳佐翔著,《前贤景行录》。香港:浸信会出版社,1984年5月。
  • 吴立乐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略》。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70年再版。
  • 网络相关资料。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