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民

一、早年背景

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字精华，于1559年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的 Caltagirone 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于1582年加入耶稣会。其后在墨西拿的耶稣会初学院攻读文学二年，哲学三年，神学二年，成绩特优。又经过三年实习教学后，担任初学院助教二年，导师一年。在此期间，龙华民与耶稣会赴华宣教的先驱者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相识，受其影响，遂立志到中国传教。

二、在韶州的宣教

1596年4月，龙华民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程东航。于1597年抵达澳门，此后在华工作了58年之久，勤劳尽职，至死方休。抵澳门后不久，耶稣会负责东方传教事务的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差遣他往广东韶州，主持广东地方的教务。在传教方式上，他采取了与当时大多数来华传教士不同的路线，主张公开走向社会发展教徒，并要求入教者必须抛弃传统的中国习俗。

早在韶州传道时，龙华民就遭遇到许多艰难，仇教的民众及和尚，对他屡加诬陷。长时期内，仅有一名修士为其供应膳食，而他本人则在城乡之间来往奔波，行使宗徒职务，在广大区域内散播信仰种籽。1603年4 月20日，他在韶州靖村建立起一所教堂。由于他的努力，不少中国百姓接受福音，归信了天主教，其中不乏文人学者。为此，龙华民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传教活动引起当地佛教和尚们的嫉妒，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1603年，佛教和尚们在韶州附近的地方图谋杀害他，幸而未遂。1606年，又有人密告龙华民于韶州官府，诬以奸罪。龙华民听闻后，立赴公庭，请求调查对质。后因诬告者矛盾百出，诉状未能成立，龙华民方被当众宣告无罪。龙华民后来还曾为耶稣会士郭居静(L.Cattaneo)被诬谋逆一事进行辩解，至终获得公正地解决。

三、对待中国礼仪问题之观点

1609年，龙华民被召赴北京。次年，利玛窦（Mateo Ricci）在病逝前，遗命龙华民为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龙华民与利玛窦在宣教的策略与神学的认知上有明显差异，就宣教的策略而言，利玛窦倾向于向上层官员和士大夫传福音，而且不急于使他们领洗归主。而龙华民则采取直接向中下阶层人士传福音，并急速领人归主的方式。在神学的认知上，二者也因对待中国礼仪问题上，观点大不相同。利玛窦认为只要不妨碍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各种习惯，不妨迁就。所以他在对God的称谓，以及尊孔祭祖等问题上，都不十分坚持。然而龙华民对这些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是，有关God之名的翻译。基督教初入中国时，对于许多专有宗教名词，一时很难决定。 God之名，因为找不到一个新的适当名词而先音译为陡斯 (Deus)。利玛窦起初用“天主”二字。后来他从中国古书中发现“天”或“上帝”，是中国古圣先贤用来指天地的主宰的，于是改变初衷，开始采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之称谓了。后来他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说“天”不过是一种义理，于是他又以“天主”和“上帝”并用。这便引起了后来的争论，即有一派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龙华民即属此派。而耶稣会另有一派传教士，则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认为采用这三种名称皆无妨，认为中国古人就是以此来称呼天地之主宰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祭祖敬孔”之礼仪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基督徒是否绝对不能参加？若参加了，是不是就等于犯了拜偶像之罪？祭祖敬孔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习俗，一旦把它完全排斥，势必造成传教工作上的莫大阻力，中国人就会认为基督教是破坏中国文化的了。利玛窦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一种折衷办法，认为中国基督徒对待“祭祖敬孔”不过是一种礼节，表示敬仰与孝思而已，所以任中国基督徒参与无妨。但当时有些耶稣会传教士反对这种观点，像龙华民等人一样，曾经禁止祭祖拜孔，认为这与佛教、道教的拜偶像无异，大大违背天主教的教义，因此严令禁止。

当龙华民还在韶州宣教时，祭祖敬孔问题尚未成为问题，虽然他不能完全赞同和采纳利玛窦的观念与做法，但出于对利玛窦的敬重，他不便提出批评或反对。后来龙华民在编纂《洗礼语》时，就明显公开其与利玛窦完全不同的观点，成为未来引起礼仪之争的导火线，因此可以说龙华民是引起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礼仪之争”的第一人。

因其传教方式与中国传统理念相违背，龙华民与许多天主教在华传教士发生了意见分歧，也多次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但是，他在中国工作了12年之后，还是在传教方式与处事上，表现出他的机智与灵活。鉴于龙华民在中国文化方面的造诣，以及他长期以来在圣德方面的突出表现，再加上他出色的传教成果，耶稣会总会长任命他为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

四、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是龙华民出任中国教区会长之后所面临的最为艰难的处境。这场教难由南京礼部侍郎沈漼所发动的。当利玛窦在世时，耶稣会士深得朝廷欢心，教会势力日愈扩大，当然也招致朝野许多人的嫉妒与反对；虽然怀恨在心，奈无可乘之机。但在利玛窦去世仅六年之后，沈漼便寻机参奏。1616年5月至12月连上三道奏疏，参劾天主教传教士。沈漼等仇教派一时占了上风，引起大逼迫与冤狱。

南京教案爆发时，龙华民正在各省教区巡视，闻讯后立即赶回北京设法缓解。虽有朝廷重臣、天主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人，出于正义与奉教热忱，挺身而出，奋力保教，但未能阻止教案继续发展，最终导致在华西教士有些被捕，有些被递解出境，有些藏匿于中国教友家中。许多中国信徒也遭到逮捕或忍受酷刑，教会财产被没收，传教工作被禁止。

及至明嘉宗于1620年崩，在朝中信教的官员奏请下，明思宗才在1622年召回留在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以谋取军事上的帮助。同年，在澳门的耶稣会当局也解除了龙华民在华的领导权，以Giovanni Aroccia来接替他。

五、晚年

1627年，龙华民与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 等人一同入京，赴兵部报到，以助朝廷制造火炮。有记载曰：“天启二年，上依部议，敕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砲、以资戎行。”

后来，龙华民等人以不懂得军事为由辞去兵部的工作，仍在北京继续传教并接触朝中官员。随着年事增高，龙华民不再远离北京，一面在城中培育日渐增多的新教友，一面在周边地区和省份开辟新教区。他还常去山东泰安等地传教，经他劝化而领洗的人甚多。1636年，龙华民到山东济南为数位官员举行入教仪式，并聆听徐光启的孙子们的告解。由于归信的人很多，以致造成当地和尚们的嫉妒，于是把龙华民告到官府。当地方官员拘捕龙华民后，见他年纪老迈，不忍处罚他，说：“若不是怜悯你已经长须白发，必打你六十大板。”因此免遭刑杖之苦。但与他同去的几位同仁则被关入监狱，最后龙华民还是藉济南友人之协助，方将同仁搭救出狱。

龙华民虽然年事已高，但在宗教敬虔与传教热诚上，却丝毫未减。而且在崇祯初年时，在徐光启的推荐下，他还应诏参与了历法的修订工作。“帝从其（徐光启）言，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崇祯历书也记录，因着钦天监未能预测1629年5月的日蚀，而徐光启的预测悉验，所以上谕崇祯皇帝修历，并举荐龙华民等人参与。

明朝被推翻之后，龙华民仍旧留在中国，为清廷效力。95岁时，龙华民不慎跌倒致伤，此后卧床不起。弥留之际，请人代诵《耶稣受难始末》，听罢含泪高声说：“得闻耶稣死难事而离世，实我之大幸也！”1654年12月11日，龙华民微笑中溘然长逝。此时他已在华从事宣教和科学活动达58载。顺治皇帝钦赐葬银300两，并致祭将其安葬于北京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园。

龙华民亦有其他著作留于后世，其中包括有关天主教信仰与神学等著作，如《圣教日课》、《死说》和《灵魂道体说》等；此外还有科学著作《地震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