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魏林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于1811年10月3 日出生在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长大后曾先后在都柏林和伦敦的两家医院学医，后毕业于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1833年取得行医资格，不久在利物浦一家诊所做外科医生。1838年，伦敦传道会决定差派医疗传教士前往中国宣教，雒魏林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提出申请，表达了献身宣教的意愿。获批准并经过短期筹备后，他于1838年7月31乘船离英来华，成为倫敦會的首位医疗传教士。

一、初期漂泊不定之岁月

1838年11月中旬，雒魏林首先到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次年1月到达广州，因为清政府此时仍然实行禁教政策，雒魏林在广州无法开展行医宣教工作，只好暂时师从于伦敦会聘用的中国助手朱德郎，学习中文。1839年2月底，雒魏林离开广州到澳门，重开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1838年创办于澳门的医院，于同年 7月l日开始正式接收病人。但因中英关系渐趋紧张，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把所有的英国人驱逐出中国境内，雒魏林只好在8月底把医院停业，再次前往巴达维亚，师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继续学习中文。

1840年5月，雒魏林悄然返回澳门，很快重开澳门医院，并得到医疗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等人的帮助。中英战争爆发后，雒魏林把澳门医院交给合信负责，奉派前往浙江定海开设医院，于同年9月正式开业。初时，当地人不信任西人所开的诊所，前来就诊者寥寥。雒魏林就亲自到街上向行人散发传单，进行宣传，以吸引病人。1841年2月，英军从舟山撤退，雒魏林遂把诊所关掉，回到澳门继续主持那里的医院。在此期间，他與一位英國女子凱瑟琳•帕克絲（Catherine Parkes ）结婚。当香港割让给英国后，雒魏林去到香港，掌管着医务传道会在香港的医院；1843年6月13日，雒魏林携妻以“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名义再次到舟山开设诊所。到1843年底，他前往上海调查建立宣教据点和医院的可能性。在其写给伦敦会的报告中，他认为上海的战略地位远比舟山重要，并建议在上海建立永久性的医院设施。伦敦会遂研究决定关闭舟山诊所，并差派雒魏林到上海觅址创办医院。

二、上海行医宣教之岁月

1844年1月，雒魏林关闭了在舟山的诊所，带着妻子前往上海。2月中旬，他在县城南门附近租用了一座房屋办起了医院，开始向周围居民施医送药并开始宣教。因医院地处华界，且房屋外形为中式，又专为中国百姓治病，故称为“中国医馆”（Chinese Hospital）。因拓展业务的需要，这所医院经历过多次搬迁与扩建。1862年，医馆在麦家圈（今山东中路）购进二亩多地基，建造一座西式房屋作为新馆。迁入麦家圈新馆后，医院改名为“山东路医院”（Shan Tung Road Hospital），亦称“仁济医馆”，雒魏林为首任院长，直到1932年才正式定名为“仁济医院”。

中国医馆是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标志着基督教医疗宣教事业在上海的开始，实际上也是上海最早的基督教宣教事业的中心。雒魏林等西教士在治疗病人的同时，也把基督福音传给他们。虽然刚开始时医院条件比较简陋，但因免费施诊，故吸引许多病人前来就医。不久，雒魏林外国侨民的资助下，建造了一座楼房，内设门诊大厅和宽敞的病房。随着医院的声望日高，前来求诊的病人也日渐增多。到1845年6月底，已有万余病人就诊。光1847年一年，就有15,00O名病人就诊；同时还有許多瘾君子来医院成功戒掉了鴉片毒癮。

雒魏林采用西方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从一开始就为医院奠定了有效的体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与英国医学界人士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医院能够及时获得近代西医学的最新发现和发明，并很快应用于临床，从而跟上世界先进医疗技术的发展潮流。如1849年在西方出现了氯仿麻醉法，第二年仁济医院就将其应用于外科手术中。1875年，西方施行了第一例无菌手术，一年后仁济医院的重要外科手术均在无菌状况下进行。随着无菌消毒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手术人员开始重视清洁并穿戴灭菌手术衣、手套和口罩。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率先应用，标志着医院已具有相当高的医疗技术水平。

当然，医疗传教士开设医院，医病施药，首先是为了接近中国民众，获取病人的好感。他们在治病的同时，也把福音传给患者。雒魏林在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医院的日常活动：“医院每天早上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包括仆人和家属，都必须到大厅内集合去听牧师用中文讲道，同时参加祈祷。在九点，医院提供病人可能需要的药品。……下午门诊开放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陪同来的家属，也必须集中听外国牧师讲道。……女人和男人们分批进入，由看门人发给竹签。病人们按照竹签上的号码分成两队，在大厅集合。然后，他们逐个接受医生的检查，并领取药品”[William Lockhart, p. 256-257]。凡来医院就医者，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去他们病房里讲道。他在信中还说，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等传教士向病人集体布道，并“应他们的要求，发放福音书册，以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他们的亲友。”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病人都会“怀着崇敬之心诚心地”予以接受。[William Lockhart, p. 128, 166-167]

1844年12月，雒魏林在写给传道会的信中写道：“当我为人治病的消息一传开，病人们就成群结队而来。从2月中旬至今，共有lO,00O名病人前来求诊。……不少病人从苏州、南京、镇江及其他许多地方前来求诊，甚至还有的来自崇明岛。这些病人与我同住一段时间后，大多都带着一定剂量的药品及相应的用药说明回家。医院刚营业就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真令人兴奋。”[William Lockhart, p. 236]

在施医过程中，雒魏林定期向医务传道会提供医院的医学报告，详细记录了每年的病人数量及主要病例：

1844-1845年间，雒魏林为上海许多儿童接种疫苗，并向一位来自苏州的中医传授种痘方法，赠给他疫苗，让他回苏州给当地儿童种痘。

1847年度，前来就诊的病人大增，主要是因为医院条件好，而且民众对外国人有了更多的信任。1846-1850年间，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先后流行天花、脑炎、霍乱、间歇性热病和腹泻、痢疾等疾病，造成许多儿童和成年人的死亡。雒魏林及其同仁每年都救治了十几万的病人。灾荒时期，医院每天还会发放救济品，救助那些灾民。

1854年，小刀会占领上海，与前来围剿的清兵展开激战，双方伤者甚多，雒魏林的医院接收两方面的伤员，并让他们在医院疗伤期间能够和平相处。有一天，一个背部受伤并昏迷的病人被送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救治后才苏醒过来。但意想不到的是，他苏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趁着医院工作人员不注意，偷走了他们的衣服，并拿到大街上去卖。雒魏林听说这件事后，虽然很生气，但他仍认为大部分病人对医院是有感激之情的，他说：“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我们的工作还是在继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取人们的感激，而是向他们证明基督的仁慈。……希望能使他们明白基督教并不仅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慈善的准则。甚至对于那些没有感恩之心和有罪的人，我们也会宽恕。”[William Lockhart, p. 275]

雒魏林在行医过程中也招收和培养出一批中国医护助手，向他们传授医术。他曾高度评价说：“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后来又学会了英文。他们在医院里既是医生的助手，又担任翻译。我对他们的造诣和在治病中显示出的才华，大为惊叹。”[William Lockhart, p.140] 其中有一个名叫黄春甫的青年，表现得尤为出色。雒魏林说他“学了很多内外科的医术，……当合信医生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中国时，他已经能够使医院的工作正常继续下去。……他能很好地主刀进行一些小手术，并能为医院碰到的常见病例开处方。”[William Lockhart, p.141-142] 黄春甫后来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并在仁济医院从事医疗工作长达43年之久。

雒魏林的医院可说是极为成功，从1844至1856年这十三年间医治病人总数为150,00O人次，但雒魏林也为此付上了健康的代价。长期的劳累，几乎把他的身体拖垮。1857年底，他不得不决定回国休养。当病人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就给他送来一块牌匾，上面写满了病人的名字和他们被治好的病。雒魏林很珍惜地把这块牌匾挂在医院大厅里。离开上海后，雒魏林还收到几个中国病人的感谢信，上面写道：“人们在世界上相遇，有些人做了善事，却从不谋求获得赞扬。他们随时准备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对于贫困的人总能给予慷慨的援助。……雒魏林医生是个有崇高精神的人，他的医学才能值得我们骄傲。他习惯于容忍别人，一直乐于做好事。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带有善意。……他从不讲空话，做事很有条理，总是友好地对待每一个人。他以超常的忍耐心赢得了大家的拥护。……他把药分给穷人，从来没有瞧不起他们。……他的门永远对病人开放，医院里经常挤满看病的人，而他从未觉得麻烦。他给病人建立了舒适的病房，还雇人照顾他们，却从不收费。……当他坐船回国时，我们一直远远望着，希望他能够快乐。也许明年春暖花开时，他还会回来。”[William Lockhart, p.283-288]

1857年12月，雒魏林乘船离开上海，次年1月底回到英国。不久，他被任命为伦敦医务会的会长。

三、雒魏林与青浦教案

1848年发生在上海的青浦教案，是近代中国最早发生的教案之一，起因是雒魏林和其他两位英美传教士到青浦宣教并散发福音书册而引起的。

雒魏林在上海建立医院的同时，还和麦都思等英美传教士建立了伦敦会上海宣教站，开始小心翼翼地在上海县城内外宣教。逐渐地，他们不再满足于在上海范围内，而时常秘密到附近的城镇传道了。1848年3月8日，雒魏林偕同麦都思、慕维廉带上福音书册，黎明前从上海出发，租船到青浦，进入县城的城隍庙附近散发。当时有大批的漕粮船停泊在青浦，来自各地的水手约有1.3万人，故前来索要福音书册者甚多。纷乱中引发了肢体冲突，并激起众怒。结果三位传教士遭到乱众暴打，手表等财物也被抢走。事发后，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扩大事态，要求英国政府进行报复，提出逞凶、赔款等要求。因苏松太道咸龄一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阿礼国进一步使交涉升级，调来英国军舰“契尔顿号”封锁长江口，阻止1400艘由海路运米到北京的粮船出入。清政府最终屈服于英国军事力量的压力，结果咸龄被免职；十名水手被逮捕，定為“毆打和搶奪財物罪”，各打100板子，為首兩人充軍；并赔款白银三百两才算了事。

四、雒魏林与小刀会

1853年9月，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其首领刘丽川率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道吴健彰，建立了“大明国”，并宣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雒魏林的仁济医院“大门向双方受伤人员时刻开放着”，收留了很多清军和小刀会的伤病员，在为他们疗伤的同时，也向他们传福音。雒魏林还常常冒着炮火，到前线阵地抢救伤员，为他们施医送药、送钱物。1854年12月，法军司令辣厄尔（Laguerne）决定向小刀会发起总攻，为使小刀会官兵和广大民众免遭涂炭，雒魏林自告奋勇，愿意去见小刀会首领，劝他们放弃抵抗，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另一位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lie）要求与他同去，于是二人不顾危险，前往小刀会司令部面见众首领，向他们陈明形势，晓以利害，“对他们进行忠告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但是毫无结果，我只得向他们告别”[William Lockhart, p.316-318]。就这样，劝降以失败而告终。不久，法军向小刀会发起了进攻，小刀会虽然进行了殊死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弹尽粮绝而失败。无论如何，雒魏林作为一个医生和传教士，出于个人信仰和人道主义精神，尽上了他的努力。

五、北京行医宣教之岁月

雒魏林于1857年初回到英国，在英逗留两年多期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并且完成了其自传《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该书除了对中国文化习俗、社会和政体等方面的介绍与描述外，还记述了西教士早期在华的医药工作。他对其在华近二十年的医疗宣教生涯如此总结说：“医务传道工作完全在中国展开了，这许多年的经验表明，医务传道是成功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过去的成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William Lockhart, Preface]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雒魏林被任命为英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前往北京赴任。1861年6月，雒魏林乘船离开英国，途经香港和上海时稍作停留。当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后，于9月进入北京。他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一方面又写信给伦敦会，建议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看病施药，同时也把福音传给他们。获准后经过一番筹备，由雒魏林监管的伦敦会医院很快开门就诊，他因此成为伦敦会第一位入住北京、并借助医药工作开辟宣教事业的医疗传教士。 

雒魏林抵京初期，只在公使馆里接受少量前来就诊的病人。当病人逐渐增多后，他在公使馆旁边租了一栋房子作为诊所和住所。到1862年年底已有22,000多人前来就诊，其中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雒魏林说，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纷纷到我这里来诊治，其中有商人、店员、各种做工的人和村民，甚至许多乞丐。他们都聚集到我的诊所里，欣然地同意接受我的治疗，这是令人惊奇的。”[William Lockhart, p. 59]

1863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杜德贞(John Dudgeon)来到北京，协助雒魏林工作。杜德贞后来将医院迁入一所废弃已久的破庙里，经过改建修缮后，成为一所具有五十张床位的西式医院。伦敦会对这所医院相当重视，投入大量资金，使其不断完善，逐步成为一座具有现代化规格和标准的医院，此即北京协和医院之滥觞。1863年后，伦敦会其他传教士也相继来到北京宣教，先后建立了米市大街教堂、东柳树井堂、东直门外关厢福音堂等教堂。1873年，《申报》对这所医院评论说：“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故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云。”[《申报》1873年8月2 日]

雒魏林在北京从事医疗宣教工作计三年之久，后因身体状况不佳，不得不决定离开北京。1864年春，雒魏林离开北京后，先后到上海和汉口进行了短暂访问；5月又去日本，游览了横滨和江户两市。6月初又回到上海，几天后即乘船离沪返英，于8月14日抵达英国。此后他再也没有来中国，其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直到1896年去世，终年85岁。

六、雒魏林与近代中国社会

雒魏林在华从事医疗宣教工作的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他对中国的教育评价很高：“中国是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很看重学习知识。……在中国的城市，晚上可以看到许多工人、小业主，甚至门房都坐在门口看书。虽然他们并不是很理解书的内容，但在试图弄懂意思。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只要条件允许，就会送他们去学校。”[William Lockhart, p. 5-6] 他还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看到中国人对于学业和科举考试的重视，也承认这种选拔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认为中国学者虽然读书很多，但知识面却很狭窄，应该在不改变中国教育传统的同时，从西方引进新的教育成果来改变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

雒魏林也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感觉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中国人的卫生与疾病。晚清时中国城乡的公共卫生情况十分恶劣，人们通常把粪便和污水直接排放到纵横交错的小河里；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非常严重。雒魏林如此描述了上海的卫生状况：“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河流，用船进行交通和运输。但它总是处于不清洁的状态，运河水位低时，许多的污秽物不断丢进水里，而人们很少进行清理。令人惊奇的是当地人很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有些欧洲人因此不得不离开了上海。”[William Lockhart, p. 244] 雒魏林等传教士也由此认识到许多传染病、天花、鼠疫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吸食鸦片、赌博、缠足及卖淫等陋习，医疗传教士通过和病人的接触，深切感受到这许多社会恶习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仅视治病为己任，还把革除这些恶习看作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都与他们所信的基督教教义相悖。19世纪以来，鸦片吸食者遍布中国，其流毒之深、之广，为中国有识之士所深恶痛绝。对中国官员和百姓普遍吸食鸦片的现象和议论，见载于许多传教士的通信、论著与报刊中。早期来华医疗传教士都致力于医治鸦片烟毒的工作，他们在禁止鸦片贸易、医治烟毒祸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医院内普遍设立鸦片治疗所，探索出多种治疗方法。雒魏林曾提到：“几千名吸食鸦片的人在医院得到了治疗。许多人无法戒烟，他们认为不能被治好，如果不吸鸦片他们会死。但当他们看到其他人在医院里成功地戒掉了烟瘾，他们也要求治疗，这也极大提高了医院的名气。在1849年，许多病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治好，对于戒烟也充满了希望。有些人并没有彻底戒除烟瘾，后来又复发了。但更多的人坚持下来，最终彻底摆脱了鸦片的奴役。”[William Lockhart, p. 384] 为帮助人们戒掉鸦片，雒魏林于1847年发表了《鸦片速改七戒文》一文，在指出吸食鸦片的危害，大力宣传戒烟的同时，也提出具体可行的戒烟方法。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更将鸦片视为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一大阻碍。他说：“无法相信一个烟鬼会有什么信仰，除非他丢掉这个恶习。传教士有必要确认他们没有这个恶习，才能允许他们加入教会。……一个吸食鸦片上瘾的人很快在其他方面也会变坏，做出许多可耻的事，逐渐走进深渊。”[William Lockhart, p. 397] 雒魏林还严厉地谴责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罪行，主张中国政府应当废除鸦片贸易，除了药用以外，限制在国内种植鸦片，同时亦禁止从外国输入鸦片。

女子缠足也是晚清中国社会的一大弊病，医疗传教士最早在医院里目睹和感受了缠足妇女的痛苦，如脚趾骨扭曲、变形甚至断裂、皮肤溃烂、血脉不畅、小产、难产的高发等。为革除缠足陋俗，他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雒魏林在其自传中用了近lO页的篇幅，论述与抨击缠足问题。他认为缠足是一种野蛮的陋俗，强烈主张废除。他还从生理和健康的角度来论述缠足对女人所造成的戕害。他在为病人诊疗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因缠足而产生的疾病。他举例说：一个老年妇女从楼梯上摔下来导致骨折，经过他的治疗才算保住了两条腿。另一个女人在干活时不小心摔倒，摔断了胫骨。当医生要为她接骨时，她的家人竟然不同意，结果她很快就死去了。[William Lockhart, p. 367]

雒魏林还揭示了另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乞丐问题。由于灾荒、战乱等原因，当时在社会上到处晃动着乞丐的身影，其中有许多“职业化”的乞丐。雒魏林初时走在大街上，出于怜悯之心，有时会给乞丐们一些钱物，但后来却发现自己受骗了。因为这些乞丐不是那些真正落难而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些职业性的乞丐。他写道：“每当遇到发生的旱灾时，随处可见一群群的乞丐。官府向他们发放救济，传教士们也尽力向他们提供食物。但除了一些暂时遇到难关的人之外，许多乞丐都是职业的叫化子。……他们白天装作瞎子、瘸子和哑巴来沿街乞讨，到晚上就聚在一起挥霍乞讨来的金钱。他们对路人纠缠不休，采用堵住店门、敲钟、吹喇叭或是展示不堪入目的脓疮等手段，强迫别人满足他们的要求。”[William Lockhart, p. 251-253] 对此等丑恶现象，雒魏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

七、雒魏林对近代中国之影响

起初，雒魏林在为中国民众医病时，常常亲自向病人传福音，并分发福音书册给他们。但随着医务工作日益繁忙，他就把医院的宣教工作逐渐交给专门的传教士负责。最后他认识到，传教士和医生的职责不应混淆。医疗传教士首先是医生，其次才负有宣教之责。基于这种看法，雒魏林后来所奉行的是行医与宣教分离的原则。

医疗传教士为西医的传入和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近代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把西方医术带入中国，使中国的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开始走上一条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不仅创立了一批教会医院、诊所，而且传播了近代医学知识。他们在治病之外还向中国人传授近代医学，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这些人学成后，或为教会服务，或自己行医，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雒魏林及其同仁的医疗活动改变了中国人对传教士乃至西方人的看法，“病人不仅能听到，而且能感受到从西方来的人是好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32] 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教会医院里病得医治之后，而成为基督徒的。

在雒魏林到东方来的二十年多年间，在爪哇、澳门、香港、舟山、上海和北京等地，共诊治了二十万人次。他长期从事的医疗宣教活动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正如仁济医院年报所期望的“医院只要能有序地继续下去，其社会影响面就能逐渐扩大。不但能证明它是减轻身体病痛的场所，而且通过向当地民众展示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能为他们创造机会聆听有关上帝的信念。我们通过这些展示兄弟般仁爱的活动来加深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并努力向他们证明，我们在致力于他们的世俗与精神两方面的福祉。”[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uly 1st, 1847 to December 3rd, 1849, by the Committee, Shanghai, 1849, p. 15] 作为一个具有高超医术的医生，雒魏林无疑是成功的。至于他以医疗为手段，以宣教为目的这方面来说，虽然从他直接领洗成为基督徒的人不是很多，但不能因此说他是失败的，谁知道那些存感激之心承诺回家后阅读《圣经》的病人，后来的结局如何呢？人无法知道，唯有那鉴察世间一切的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