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  — 1933

马尔昌

Percy Cunningham Mather

中华内地会宣教士;语言学家和翻译家。

马尔昌于1882年12月9日生于英国利物浦北面的一个渔港——福利特伍德镇。他从小在海边成长,依海为生,故富于冒险精神。他亦喜爱音乐,擅长小提琴等乐器。

马尔昌于1903年归信基督;1909年加入内地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圣经学院接受两年神学教育后,于1910年9月10日离英赴华,同年10月24日抵达上海,随即赴安徽安庆接受语言训练。期间,因送一位芬兰同学到芜湖医院手术,途中遇雨,不幸染上疟疾,虽得以活命,但此后不时发作。

1911年5月,马尔昌通过第一级中文考试后,被分派到安徽省宁国府(今宣城或宣州市)工作。在宁国府,除了他的音乐天赋对宣教大有用途外,他的医学知识与实践也大有助益。在医学方面,他是自学成才。因着对医学的兴趣,他带有不少医学书籍。在缺医少药的中国,他照着医学书籍的指导治病施药,竟然屡屡奏效。特别对皮外伤,如疮痍、肿伤等治疗上,他格外得心应手。

1913年,他读了中华圣公会宣教士Roland Allen所写的《宣教方式——保罗的或是我们的?》(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很受启发。早年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宣教,通常采取宣教站方式,即当宣教站建立后,宣教士会继续留守。马尔昌因而主张宣教士只应留守一段时间,待事工稳固后,即应交给当地传道人,而宣教士则继续到别处开辟新的工场。其实这一主张与内地会的原则和理念颇为相符。

同年,马尔昌又读到另一位内地会宣教士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的日记,于是把“保罗方式”的宣教与胡牧师在新疆的宣教事工联系起来。有感于胡牧师十年来独自在新疆孤军奋战,马尔昌决定追随胡牧师到新疆去宣教。于是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总会的何斯德(Dixon E. Hoste)总干事,要求派往新疆;另一封信写给胡牧师,请求接受他作同工。

马尔昌如愿以偿。1914年1月初,他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小提琴,离开宁国府;先步行25哩,再乘船到芜湖,沿长江到汉口,之后转火车入河南省;再搭乘马车到西安,经兰州入新疆,最后在哈密与胡牧师会面。5月11日,二人一起离开哈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已经是5月下旬了。全程马尔昌整整走了五个月,旅程之艰辛,通过他的日记可略知一二:

2月2日自西安起行后,他与派往兰州的金品三医生同行,路上食物和旅店奇劣。 2月22日,遇到大风雪,只走了10英里路。天气寒冷,山路崎岖难行。 3月22日经甘州(今张掖市),看到那里的荒凉,他深感西北地区正是最需要福音之地,“我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4月5日在肃州(今酒泉市),他站在大街上,拉着小提琴,5分钟便召聚了二、三百人。足足两个小时之久,他在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派发福音单张。

自1914年5月到新疆起,马尔昌就与胡进洁牧师并肩作战,纵横驰骋于西北边陲,为福音工作同心协力。他们之间的情谊,更形同父子。在迪化宣教一年后,他写信给上海总部介绍在新疆的工作情况:

“在这城(迪化)中有很多回回人和东甘人,特别是城南近郊,十个人中便有八个人是回教徒。他们的宗教领袖对福音非常抗拒,并且蔑视我们。但是普通东甘人则比较容易接触,有时他们一群群人坐在街上聊天,当看见我们走过时,有人会喊叫说:‘来来来,请来坐下给我们传福音。’我们一面心里祈求主的引导,一面欣然与他们谈道。”

马尔昌到达新疆时,正值民国初年。那时新疆全省人口总数约200万人,其中回教徒占96%,向他们传福音非常困难。当地的官员也很保守愚昧,多推崇回教,崇拜偶像,迷信盛行,人心麻木,吸食鸦片现象非常普遍。从马尔昌信里可以看到,在短短一年里,他已经了解些新疆的民情、风俗和习惯,晓得随时随地把握机会去和那些回回和东甘老百姓交往谈道,且对那些回教领袖们对福音的鄙视,感受尤为深刻。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福音困难重重,但他工作的热情,却不曾稍减。

1918年5月中旬,马尔昌带着他的蒙古仆人,到迪化东部的木垒镇(今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探访两位基督徒。这位仆人能说汉语,回回话和哈萨克话,外出时帮忙他做翻译。他们到木垒镇,受到两位信徒热情接待,还叫了店里三位学徒一起参加三个晚上的聚会崇拜。这一带地广人稀,基督徒更是寥若晨星,这两位信徒就成了这广袤地区的主耶稣基督的稀有见证人。

回程中经过三台镇,一位老喇嘛特来邀请马尔昌过访,于是他逐个帐幕探访、派发福音单张和施药,并由仆人传译,向众喇嘛传福音。翌日到蒙古宫殿朝见王子,受到王子友善接待。当王子问及马尔昌的工作时,他便将蒙古文、满文和藏文的福音单张呈送王子观看,并告诉他是为传福音而来。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难民涌入新疆省,西方宣教士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不能外出传道。在这种情况下,马尔昌充分发挥其语言天赋,从事翻译工作。经过数年之努力,终于完成三本巨著:《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Dictionary)、《蒙古文教科书》(Mongolian Text Book)和《满洲字典与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为后来的宣教士学习语言,进入宣教工场铺平道路。

从1931年11月6日马尔昌发自塔城的信中可看出他对翻译工作的负担:“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得以完成一本满洲文法、一本满洲字典、一本满洲和蒙古成语小手册、一本塔塔尔字典和一本西蒙古字典……。我深信终有一天会证明,这翻译工作是归荣耀于神,使灵魂蒙救赎,并将使福音更为广传!……学外语我是个过来人,若没有字典和文法的辅助,是何等的困难啊!”

在中国辛勤服务16年后,马尔昌于1926年9月到1928年9月回国述职,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亦经常到各处作见证。他心里时时装着中国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常受各种眼疾困扰的蒙古人,故此,他希望能有机会学习眼科,掌握医治眼疾的技术。鉴于他这种特殊情况,曼彻斯特皇家眼科医院破例收他为特别医学生,与其它学生一起上课或实习。不但如此,他的作为还感动了一位著名外科医生,推荐他分别去牙科和骨科医院学习。

马尔昌与胡进洁牧师的宣教行踪,主要在北疆,那里是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聚居之地,以畜牧业为主。当时的交通极不便利,从迪化要走54天才到西边的喀什;18天到北面的伊犁。故他们常常结伴而行,最远到访过中苏边界的各市镇,以及在山野间居住的哈萨克人和蒙古人。1929年6月,二人带着两位回回籍仆人,骑马从迪化出发西行,沿着天山,向山里的哈萨克人和蒙古人传福音,直传到千哩以外的伊宁为止。途中,他们饱受饥饿与疾病的困扰,全凭信心和神奇妙对引领,才得以安然度过。

1930年7月,马尔昌独自前往新疆省西北边界之塔城(Chuguchak),一面行医,一面传道、售卖不同文字的圣经单行本给汉人、俄罗斯人、塔塔尔人、锡伯人、哈萨克人、东甘人、阿拉伯人、西藏人、满洲人和蒙古人等,并且更深体会到各民族对福音的反应。直到1931年11月他才离开塔城,回到迪化。他的语言都是在对各民族传福音的过程中学习的,工场就是他的学校。当他找不到蒙古文教师时,听说某监狱中有一囚犯通晓中、蒙两种语文,便呈请监狱官批准,让他每天到监狱里跟那位囚犯学习蒙古语文,他的蒙古文就是这样学会的。

1932年9月13日,胡进洁牧师带来六位新宣教士,分别是巴富义医生(Dr. Emil Fischbacher)、赵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石爱乐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柏爱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为迎接这批生力军,马尔昌想方设法为他们预备各种生活必需品,并且把自己的房屋让给新来的青年宣教士,自己则搬到胡牧师家去住。当时战事频仍,农民四散,物质奇缺,粮食短少,马尔昌和仆人常常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到四围农村收购食品和生活物资。他除了负责13个人日常生活所需外,还要参与救护伤兵的医疗工作。

1933年元月,回军马仲英之乱扩大,马尔昌、胡牧师和六位新宣教士,在巴富义医生的领导下,全部投入抢救伤兵的工作。在长达数月的辛劳中,马尔昌和巴富义医生不幸先后染上致命的伤寒,分别于5月24日和27日离开人世。

70高龄的胡进洁牧师为他们主持了安葬礼,由俄人浸信会唱诗班献诗。在动人的歌声里,一位回教徒感叹地说:“马教士相等于十个人的价值。因为无论他往哪里去,或在城中,或在乡间、或在山地,没有一处的人不认识他和不尊敬他的。”柏爱生教士也是感慨万千:“虽然我们彼此相交的时间是这么短,但马教士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无论何种景况,他都会伸出手来帮助别人,他那样慷慨,实在感人肺腑。”

胡牧师最为难过悲伤,他在写给总部的报告中说:“每念及这么大的损失,我实在有说不出来的惆怅!我们的弟兄不仅精通各族言语,又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敬爱的。但他绝不会徒然离去,我敢这么说,他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并结出许多籽粒来!不仅是在我有生之年已经看到,其它的人也都如此证实!……他一生秉承‘乃役于人’这句话,不论是回教徒遇到困难,或是小孩子生病,或是一个妇人落在不幸之中,马教士都会立刻伸出援手。”

根据胡牧师的报告得知,马尔昌和巴医生逝世后,当时新疆省的省长金树仁和盛世才、邮政局长、各级官长,并汉人与俄人基督徒,都向他们表示了真诚而友善的悼念之情。政府还在无线电台附近赠送一块官地,安葬了这两位舍己为人的西教士。

资料来源

  • 黄锡培著,《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美国中信出版社,2006年。
  •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亿万华民》,北美版1919年第39至41页;1932年第23页;1933年第101至102,127,137页。
  •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1910年第138,148页;1911年第8,121页;1914年第115,130,144,188页;1915年第176页;1918年第33页;1926年第181至183页;1929年第13,136至138页;1930年第53至54页;1931年第24,237页;1932年第24至25页;1933年第136,144至145页。
  • Cable, Mildred and French, Francesca,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Percy Mather of Central Asia, 1936.
  • The Register of CIM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名录。
  •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 CIM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1910, 1931.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4, 1927.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