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昌

马尔昌于1882年12月9日生于英国利物浦北面的一个渔港——福利特伍德镇。他从小在海边成长，依海为生，故富于冒险精神。他亦喜爱音乐，擅长小提琴等乐器。

马尔昌于1903年归信基督；1909年加入内地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圣经学院接受两年神学教育后，于1910年9月10日离英赴华，同年10月24日抵达上海，随即赴安徽安庆接受语言训练。期间，因送一位芬兰同学到芜湖医院手术，途中遇雨，不幸染上疟疾，虽得以活命，但此后不时发作。

1911年5月，马尔昌通过第一级中文考试后，被分派到安徽省宁国府（今宣城或宣州市）工作。在宁国府，除了他的音乐天赋对宣教大有用途外，他的医学知识与实践也大有助益。在医学方面，他是自学成才。因着对医学的兴趣，他带有不少医学书籍。在缺医少药的中国，他照着医学书籍的指导治病施药，竟然屡屡奏效。特别对皮外伤，如疮痍、肿伤等治疗上，他格外得心应手。

1913年，他读了中华圣公会宣教士Roland Allen所写的《宣教方式——保罗的或是我们的？》（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很受启发。早年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宣教，通常采取宣教站方式，即当宣教站建立后，宣教士会继续留守。马尔昌因而主张宣教士只应留守一段时间，待事工稳固后，即应交给当地传道人，而宣教士则继续到别处开辟新的工场。其实这一主张与内地会的原则和理念颇为相符。

同年，马尔昌又读到另一位内地会宣教士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的日记，于是把“保罗方式”的宣教与胡牧师在新疆的宣教事工联系起来。有感于胡牧师十年来独自在新疆孤军奋战，马尔昌决定追随胡牧师到新疆去宣教。于是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总会的何斯德（Dixon E. Hoste）总干事，要求派往新疆；另一封信写给胡牧师，请求接受他作同工。

马尔昌如愿以偿。1914年1月初，他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小提琴，离开宁国府；先步行25哩，再乘船到芜湖，沿长江到汉口，之后转火车入河南省；再搭乘马车到西安，经兰州入新疆，最后在哈密与胡牧师会面。5月11日，二人一起离开哈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已经是5月下旬了。全程马尔昌整整走了五个月，旅程之艰辛，通过他的日记可略知一二：

2月2日自西安起行后，他与派往兰州的金品三医生同行，路上食物和旅店奇劣。 2月22日，遇到大风雪，只走了10英里路。天气寒冷，山路崎岖难行。 3月22日经甘州（今张掖市），看到那里的荒凉，他深感西北地区正是最需要福音之地，“我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4月5日在肃州（今酒泉市），他站在大街上，拉着小提琴，5分钟便召聚了二、三百人。足足两个小时之久，他在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派发福音单张。

自1914年5月到新疆起，马尔昌就与胡进洁牧师并肩作战，纵横驰骋于西北边陲，为福音工作同心协力。他们之间的情谊，更形同父子。在迪化宣教一年后，他写信给上海总部介绍在新疆的工作情况：

“在这城（迪化）中有很多回回人和东甘人，特别是城南近郊，十个人中便有八个人是回教徒。他们的宗教领袖对福音非常抗拒，并且蔑视我们。但是普通东甘人则比较容易接触，有时他们一群群人坐在街上聊天，当看见我们走过时，有人会喊叫说：‘来来来，请来坐下给我们传福音。’我们一面心里祈求主的引导，一面欣然与他们谈道。”

马尔昌到达新疆时，正值民国初年。那时新疆全省人口总数约200万人，其中回教徒占96%，向他们传福音非常困难。当地的官员也很保守愚昧，多推崇回教，崇拜偶像，迷信盛行，人心麻木，吸食鸦片现象非常普遍。从马尔昌信里可以看到，在短短一年里，他已经了解些新疆的民情、风俗和习惯，晓得随时随地把握机会去和那些回回和东甘老百姓交往谈道，且对那些回教领袖们对福音的鄙视，感受尤为深刻。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福音困难重重，但他工作的热情，却不曾稍减。

1918年5月中旬，马尔昌带着他的蒙古仆人，到迪化东部的木垒镇（今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探访两位基督徒。这位仆人能说汉语，回回话和哈萨克话，外出时帮忙他做翻译。他们到木垒镇，受到两位信徒热情接待，还叫了店里三位学徒一起参加三个晚上的聚会崇拜。这一带地广人稀，基督徒更是寥若晨星，这两位信徒就成了这广袤地区的主耶稣基督的稀有见证人。

回程中经过三台镇，一位老喇嘛特来邀请马尔昌过访，于是他逐个帐幕探访、派发福音单张和施药，并由仆人传译，向众喇嘛传福音。翌日到蒙古宫殿朝见王子，受到王子友善接待。当王子问及马尔昌的工作时，他便将蒙古文、满文和藏文的福音单张呈送王子观看，并告诉他是为传福音而来。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难民涌入新疆省，西方宣教士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不能外出传道。在这种情况下，马尔昌充分发挥其语言天赋，从事翻译工作。经过数年之努力，终于完成三本巨著：《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Dictionary）、《蒙古文教科书》（Mongolian Text Book）和《满洲字典与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为后来的宣教士学习语言，进入宣教工场铺平道路。

从1931年11月6日马尔昌发自塔城的信中可看出他对翻译工作的负担：“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得以完成一本满洲文法、一本满洲字典、一本满洲和蒙古成语小手册、一本塔塔尔字典和一本西蒙古字典……。我深信终有一天会证明，这翻译工作是归荣耀于神，使灵魂蒙救赎，并将使福音更为广传！……学外语我是个过来人，若没有字典和文法的辅助，是何等的困难啊！”

在中国辛勤服务16年后，马尔昌于1926年9月到1928年9月回国述职，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亦经常到各处作见证。他心里时时装着中国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常受各种眼疾困扰的蒙古人，故此，他希望能有机会学习眼科，掌握医治眼疾的技术。鉴于他这种特殊情况，曼彻斯特皇家眼科医院破例收他为特别医学生，与其它学生一起上课或实习。不但如此，他的作为还感动了一位著名外科医生，推荐他分别去牙科和骨科医院学习。

马尔昌与胡进洁牧师的宣教行踪，主要在北疆，那里是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聚居之地，以畜牧业为主。当时的交通极不便利，从迪化要走54天才到西边的喀什；18天到北面的伊犁。故他们常常结伴而行，最远到访过中苏边界的各市镇，以及在山野间居住的哈萨克人和蒙古人。1929年6月，二人带着两位回回籍仆人，骑马从迪化出发西行，沿着天山，向山里的哈萨克人和蒙古人传福音，直传到千哩以外的伊宁为止。途中，他们饱受饥饿与疾病的困扰，全凭信心和神奇妙对引领，才得以安然度过。

1930年7月，马尔昌独自前往新疆省西北边界之塔城（Chuguchak），一面行医，一面传道、售卖不同文字的圣经单行本给汉人、俄罗斯人、塔塔尔人、锡伯人、哈萨克人、东甘人、阿拉伯人、西藏人、满洲人和蒙古人等，并且更深体会到各民族对福音的反应。直到1931年11月他才离开塔城，回到迪化。他的语言都是在对各民族传福音的过程中学习的，工场就是他的学校。当他找不到蒙古文教师时，听说某监狱中有一囚犯通晓中、蒙两种语文，便呈请监狱官批准，让他每天到监狱里跟那位囚犯学习蒙古语文，他的蒙古文就是这样学会的。

1932年9月13日，胡进洁牧师带来六位新宣教士，分别是巴富义医生（Dr. Emil Fischbacher）、赵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石爱乐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柏爱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为迎接这批生力军，马尔昌想方设法为他们预备各种生活必需品，并且把自己的房屋让给新来的青年宣教士，自己则搬到胡牧师家去住。当时战事频仍，农民四散，物质奇缺，粮食短少，马尔昌和仆人常常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到四围农村收购食品和生活物资。他除了负责13个人日常生活所需外，还要参与救护伤兵的医疗工作。

1933年元月，回军马仲英之乱扩大，马尔昌、胡牧师和六位新宣教士，在巴富义医生的领导下，全部投入抢救伤兵的工作。在长达数月的辛劳中，马尔昌和巴富义医生不幸先后染上致命的伤寒，分别于5月24日和27日离开人世。

70高龄的胡进洁牧师为他们主持了安葬礼，由俄人浸信会唱诗班献诗。在动人的歌声里，一位回教徒感叹地说：“马教士相等于十个人的价值。因为无论他往哪里去，或在城中，或在乡间、或在山地，没有一处的人不认识他和不尊敬他的。”柏爱生教士也是感慨万千：“虽然我们彼此相交的时间是这么短，但马教士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无论何种景况，他都会伸出手来帮助别人，他那样慷慨，实在感人肺腑。”

胡牧师最为难过悲伤，他在写给总部的报告中说：“每念及这么大的损失，我实在有说不出来的惆怅！我们的弟兄不仅精通各族言语，又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敬爱的。但他绝不会徒然离去，我敢这么说，他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并结出许多籽粒来！不仅是在我有生之年已经看到，其它的人也都如此证实！……他一生秉承‘乃役于人’这句话，不论是回教徒遇到困难，或是小孩子生病，或是一个妇人落在不幸之中，马教士都会立刻伸出援手。”

根据胡牧师的报告得知，马尔昌和巴医生逝世后，当时新疆省的省长金树仁和盛世才、邮政局长、各级官长，并汉人与俄人基督徒，都向他们表示了真诚而友善的悼念之情。政府还在无线电台附近赠送一块官地，安葬了这两位舍己为人的西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