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儒翰

一、早年背景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年4月17日生于澳门。他是马礼逊博士八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儿子。还不到一岁时，小儒翰就同他母亲和姐姐于1815年1月离开澳门返回英国。五年后，1820年8月，他们又再来澳门。可惜不到两年，也就是马儒翰七岁时，他母亲因病过世，于是他父亲马礼逊不得不将他送回英国读书。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先后在曼彻斯特和伦敦的Mill Hill Grammar School接受教育。1826年五月，马礼逊回英国述职后，马儒翰便随父亲一起启程前往中国。他从他父亲学习中文，并在1827-1830年期间就读于由他父亲创建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二、翻译与外交

1830年，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急需翻译，年仅16岁的马儒翰就在广州受雇为英商做中文翻译，酬劳为年薪1200元。1832-1834年间，他又成为美国商人及外交官Edmund Roberts的私人秘书和翻译，陪同前往泰国和越南。在此期间，他的中文和中国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机会。1832-1833年，马儒翰先后编撰出版了《英华历书》（The Anglo-Chinese Calendar and Register for the year of the Christian Era）和《中国贸易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这两本书。此外，他还协助裨治文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以及配合郭士立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4年1月，马家印刷所搬到了广州十三行的租屋中，由马儒翰负责经营。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病逝，马儒翰继任了父亲遗留的对华贸易监督中文秘书兼翻译一职，就此也终结了他们家族的印刷厂事业。同时，他也卷入了1839-1842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的外交事务中，并在当时作为“居中”翻译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签订。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虽然屡屡易人，但是每任监督都很信任马儒翰。尤其是1836年上任的义律（Charles Elliot）对马儒翰更加器重，他在广州经常和马儒翰商谈，如何能够重新开启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当时，马儒翰不但通晓中文，还精通中国的礼数，并擅长使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①

英方也确实给了马儒翰发挥才能的空间，从1839年穿鼻海战开始，英军每次北上，都是由马儒翰担任首席翻译，并且每次和中方交涉前，都是由马儒翰先作为居中翻译进行沟通。苏精先生如此概述马儒翰说：1840年英方第一次北征攻下定海后，马儒翰继续随义律北上，负责和中方交涉。8月，英国舰队抵达天津白河口外，马儒翰奉派乘小艇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公文，随后又担任双方会谈的口头与书面翻译。会谈结束后，英方舰队南下，途径山东登州补给，也是由马儒翰与当地官员打交道。同年10月，舰队到达浙江，马儒翰又陪同义律会见两江总督伊里布，谈判释放俘虏与归还定海事宜。从中可见马儒翰在当时中英关系中所起之作用。②

1841年，马儒翰又和另一位翻译官罗伯聃（Robert Thom）参与了英国开拓从澳门到广州的西江航道。当时有一位英国军官写道：这两位翻译官的语言知识和他们良好的判断力，经常帮助到我们国家的人民，否则我们也许早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也时常减轻各样的困难，包括战争本身所带来的。1843年8月，时任香港总督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委任马儒翰为香港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兼代辅政司。

三、参与圣经翻译

马儒翰亦接续他父亲生前在广州所负责的教会事工，帮助那些因为归信基督信仰而遭受政府逼迫的基督徒。他还参与修订了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并且致信给伦敦传道会要求继续在广州的宣教事工。1838年2月，他还担任了医疗宣道会的记录秘书。

马儒翰对中文之精通，以及他在信仰上的优势，使他成为裨治文意欲合译中文圣经的最佳人选。1834年，年仅20岁的马儒翰应裨治文之邀，与之合作修订、翻译圣经。但他们的合作持续尚不到半年，就因马礼逊过世（1834年8月1日）而发生改变。马儒翰因不得不接手父亲的一些遗职，而变得更加的忙碌，无法投入太多时间在圣经翻译上面。正当此时，麦都思和郭士立两位宣教士加入了他们的圣经翻译与修订工作，马儒翰则转为协助和校订的角色。最终于1840年，马儒翰与麦都思、裨治文和郭士立三位牧师一起合作重译的圣经在新加坡印刷出版。

四、最后日子

1842年，马儒翰致函伦敦传道会，建议将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往香港，有说法是英华书院第七任校长理雅各牧师征询马儒翰意见后，由马儒翰出面致函予伦敦传道会的，而英华书院于1843年由马六甲迁来香港继续办学。

1843年8月29日，马儒翰因身患疟疾不治而死于澳门，年仅29岁，可谓英年早逝。死后与其父母和早夭的兄长葬于澳门马礼逊教堂旁的基督教墓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