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一、早年背景

马相伯，名志德，字钦善，又字斯臧、建常、相伯；天主教教名若瑟（Joseph）。他于1840年4月17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府丹阳县北乡马家村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为家中第四子。其先祖于明末清初就在江西南昌归信了天主教。即使在满清统治时期“百年禁教”的严苛环境下，其家族仍然持守着天主教信仰。马相伯的父亲马松岩在镇江府城行医兼经商，母亲为沈氏。马相伯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迁居镇江府城丹徒县。那时满清政府已逐步放松对天主教的压制，因此马相伯在年少时便離開家，于1851年（清咸丰元年）冬，进入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郊外徐家汇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徐汇公学）读书，学名斯臧。他是该校正式开班后的首届学生，也是江南地区最早学习“西学”的31个幼童之一。数年后太平天国战乱波及镇江，马家遂辗转移居上海。

二、耶稣会神父

1862年（同治元年），马相伯加入耶稣会，决定终生侍奉上主。同年5月29日，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初学院，22岁的马相伯为首批11名见习修士之一。在见习期间，他被派往苏州、太仓救护难民，感染严重的伤寒。1864年6月3日，马相伯完成见习，发初愿，献身教会，后升入大修院，继续研读神学、哲学、数学和天文等学科。1869年（同治八年），马相伯获得法国学校序列的神学博士，并晋铎为神父。经过18年的刻苦学习，马相伯未出国门，即已在徐家汇学会了七门语言（法、英、意、德、拉丁、希腊、国语），其学贯中西的学识，在当时中国社会极为罕见。此后，满腹经纶的马相伯一面从事传教，一面从事教学与翻译工作，翻译、撰写了大量神学、科学等方面的书籍。

马相伯任职神父期间，多次与耶稣会和某些传教士发生矛盾和冲突。初任神父后，马相伯被派往安徽宁国府（宣城）及江苏徐州一带传教。当时，马氏家族已在上海开埠后的第一次繁荣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兄长马建勋成为李鸿章的淮军粮台，又在中外交往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给马家留下了大笔遗产，使马家成为上海的名门望族。马相伯在徐州传教期间，未经教会同意，用兄长马建勋的捐款救济灾民，此举违反耶稣会会规，因此被要求回到上海反省。马建勋为此至耶稣会交涉，要求放人。

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相伯任徐汇公学校长兼任耶稣会编撰。由于他强调国学（经史子集），不少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秀才，因而与耶稣会的培养目标发生冲突。1875年（光绪元年），马相伯被调往天文台；1876年，马相伯又被耶稣会调往南京，任耶稣会编撰，翻译外国著作。后因其翻译的《数理大全》未能出版，对会长高若天不满。同年8月15日，36岁的马相伯以一身的学问“要为中国用，不为法国用”为理由退出耶稣会，并离开了徐家汇。不过他仍然虔诚信奉上主，思想言行都遵行上主的旨意。

三、从政生涯

马相伯退出耶稣会以后，由兄长马建勋荐与山东藩司余紫垣，担任幕僚，投身洋务运动，调查矿务，并娶妻王氏。后至天津李鸿章处为幕僚。1881年（光绪七年），马相伯任驻日使馆参赞，次年改派至朝鲜任职。1885年（光绪十一年），他任台湾巡抚幕僚。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再度赴日本先后任长崎、横滨等地领事及驻日使馆参赞。马相伯的世俗荣耀还不止于此，他还曾代表李鸿章出使过美国、英国、法国，遇见过各种达官贵人、百万富翁。他在东京与日本宪政之父大隈重信、青木周藏同台演讲；1888年，他还在罗马梵蒂冈谒见了教皇列奥十三世。

1893年，马相伯夫人王氏和儿子回山东探亲，不幸因轮船失事遇难。1897年，马相伯通过补赎，获得耶稣会的赦免。

马相伯自幼便见证了清朝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中的溃败；壮年时，他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参与缔造了一场虚假繁荣的“同光中兴”；渐入衰年的时候，又经历了“甲午战争”之惨败。之后他转向支持康、梁那一代年轻人的“维新”，参与“戊戌变法”。又是一场巨大的失望之后，1900年，马相伯参加了唐才常发起的“张园国会”；1908年，又应梁启超之请，担任“政闻社”总务长。这一人生阶段的从政经历也让马相伯意识到，洋务派仅仅只是西方形而下层面的东西，根本无法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更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出身、成长并受教于天主教会，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深，因而熟知西方近代强盛的原因。于是他决定从教育入手，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由此开始了其教育救国的生涯。

四、兴办教育

相比在清末民初很长时间内，毁家兴学，为学界创办好几所著名大学的突出贡献，马相伯在政治上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就显得相对次要了。1900年，马相伯将家族遗赠给自己的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和大量银两，捐献给耶稣会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兴办大学的基金。1902年冬，徐家汇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因为学潮，发生学生集体退学事件。蔡元培带着部分学生，包括南洋公学特班的项骧、贝寿同、王莪孙、胡仁源、胡敦复、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二十四子”，来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1日，马相伯于徐家汇老天文台创办了震旦学院（后改名震旦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马相伯担任监院（校长），校政实行学生自治。震旦学院建立后，不少有志青年来此求学。其中包括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等日后民国的著名人物。马相伯告诫震旦的学生，“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

两年后（1905年），耶稣会决定改变震旦学院的教育理念，欲将震旦变为一个完全的教会学校，因此与马相伯产生了严重分歧。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耶稣会指派法国籍耶稣会士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教务长，废除学生自治，引发学生集体退学。于是马相伯带着学生离开，到江湾地区重新建立了复旦公学。马相伯得严复等人相助，各省官绅捐资，又得江苏官绅周馥、张謇、袁希涛等人相助，率学生于同年9月13日在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址，另创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取意“复我震旦”，马相伯出任首任校长，延请于右任、邵力子等任教；竺可桢、陈寅恪都是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的初期学生。胡适对马氏兄弟的《马氏文通》推崇备至，他研究逻辑学时曾通过陈垣先生向马相伯转求到一部《名理探》做参考。1906年春，鲁迅在东京见到马相伯，老人为鲁迅和顾琅翻译的《中国矿产志》作了序。因此可以说，按马相伯的前辈身份，丰富阅历和时人难以企及的中西学养，说他在民初众多学者中是“大师的大师”，并非过奖之语。

1908年，耶稣会重新开办震旦，并将其迁到卢家湾吕班路，马相伯仍然捐资为其建造校舍。

五、政界与学界元老

辛亥革命时，马相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暂时搁置办学，而从事政治工作。在风云变幻、人物穿梭的中国近代史上，马相伯可说是个特殊的传奇人物。他一生想超然于世，却在70岁之后被各方势力拥戴，披挂上阵，组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并临时担任南京府尹（市长）。当时苏军、沪军、浙军、粤军，还有武昌起义的鄂军将领，争抢临时政府的各个权位。马相伯以其独特的资历斡旋于众军头之间，发表演讲，安抚人心，帮助孙中山顺利落位。从其功绩来看，马相伯可称为“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转移到北京之后，袁世凯为了表示尊重南方的意见，任命了两位大总统的私人“高等政治顾问”，一位是“革命文豪”章太炎，另一位就是“政坛耆老”马相伯。袁世凯在政务及人际关系方面就教于马相伯，因为从当时各方势力与马相伯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清末民初政脉的枢纽人物，同时他也是众多热血青年的人生导师，因此他能为保守和维新两派所接受。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和学界上，马相伯中西学兼通，明察时务，文牍也做得漂亮，但他仍是以“西学”见长，无人能与之相匹。虽然马相伯和章太炎二人的学术主张时有不同，但并不妨碍两人成为莫逆之交。从1920年代起，马、章二人在维护宪法、地方自治、推进工商、抗日救国等方面多有共识，贡献甚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马相伯曾担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袁世凯大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国会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等职位，得授上大夫、三等嘉禾勋章。

纵观清末民初的学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马相伯那样，如此深入地介入高等教育的创建事业中，他与英敛之是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的两大教育家。1912年，马相伯把震旦、复旦的办学理念带到北京；10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正想大展宏图，建造新楼，却因为此举是向比利时银行借款，被学生视为“卖国”，便在贸然的学生运动中功败垂成，出走北大。同年，马相伯帮助英敛之，在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创办了“辅仁社”，该社于1925年修出正果，成为当年创办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的前身。

1914年，马相伯利用大总统高等政治顾问的身份，与章太炎、严复、梁启超一起筹建以法兰西科学院模式的“函夏考文苑”，结果因为袁世凯忙于“帝制自为”，无暇顾及，而告流产。后来，由其好友蔡元培实现了这一宏伟计划，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当年马相伯提议之命名Academia Sinica沿用至今。

马相伯和英敛之还曾给罗马教宗写信，希望“派才高德硕之士，来华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搁置。

1917年，马相伯退出公职，离开北京，退隐上海土山湾徐家汇孤儿院的三楼，翻译圣经，译著天主教书籍。

1920年，法国本笃会神父奥图尔来华考察，与英敛之会谈，并向罗马教廷汇报。于是教廷决定在北京设立辅仁大学。此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马相伯再次出山，参与了辅仁大学的创办与教务，他勉励师生说“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对辅仁给予了深切的希望。辅仁大学此后成为与燕京、北大、清华齐名的北平四大名校。

六、爱国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后，年逾九十的马相伯不顾年老体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并提倡民治及人民自救，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进会和江苏国难会，为英勇抗战的东北义勇军筹款。他告诫全国民众“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激发他们的抗战热情。1935年，马相伯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次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时，他年已95岁，却仍然发表文章与演讲，勉励同胞共赴国难，被人称为“爱国老人”。1936年，沈钧儒等“抗日七君子”被捕入狱后，马相伯多方奔走呼号，营救他们出狱。1937年3月，马相伯仍在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之列。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马相伯应李宗仁之请移居大后方桂林。1939年4月5日，马相伯百年诞辰，国民政府褒奖令中称马相伯为“国家之英，民族之瑞”；马相伯的得意门生，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前总理陆徵祥，以及教育家黄炎培等人，或赠贺寿诗，或撰贺寿文，称其为“大邦人瑞，民族导师”；“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既情真意切，真挚感人，又高度概括了他丰富而传奇的一生。

七、最后的日子

1939年9月，马相伯应于右任之请移居昆明，道经越南谅山，因病滞留于此。据马相伯晚年秘书张若谷记载，马相伯在谅山避难养病期间，胡愈之先生曾去看望他。胡愈之是马相伯弟子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杂志的作者，1932年后在“救国会”活动和“七君子”事件中拥戴马相伯，“惟马首是瞻”。马相伯见到胡愈之，相叙间感叹地对他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张若谷：《苦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收《马相伯先生年谱》附录）这句话由一位年届百岁的长者口中说出，很有力量，也只有十分谦卑和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被这句警世通言所触动。在马相伯一生中，可以说他世俗的人生目标都已实现，然而他晚年的心情仍然是忧愤异常。他的忧愤，不是个人牢骚，而是那种对于民族、国家的深深失望。实际上，他在90岁以后，经常引用他所喜欢的《庄子》中的“寿则多辱”，并且常常加上一句说“我是一只狗……”。他这句话听似自贬，实则英骨内藏的悲怆之言，在腐败、动荡和危殆年代里振聋发聩。这句话在1996年出版的《马相伯集》的年谱里，以及在有关马相伯的影视作品里广被引用。

没想到马相伯在谅山竟一病不起，终至于1939年11月4日在谅山病逝，虚岁一百岁。马相伯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上海报刊首先得到消息，4日当天就发布了讣告；重庆各机关报刊则是在6日才刊登唁电。美国《纽约时报》在5日就迅即发出题为：“曾经服务于外交界，在美国、朝鲜和其他国家代表清朝的中国退休官员，复旦学院和震旦大学创办人，著名学者马相伯去世，生年一百”的报道，内容称“上海11月4日电，中国学者和退休政府官员马相伯今天在谅山去世。据他在这里的亲属说，生年一百岁。他可能是最为年长的清朝官员了，尽管高龄却仍然看上去健康，并精力充沛地从事公共和著述活动，直到去世……。”随后，各种悼念仪式也作为公共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举行。

谅山天主教堂临时安葬了马相伯遗体。1952年，陈毅担任市长的上海市政府派人陪同其家人，将马相伯之灵柩从越南运回上海，安葬于虹桥天主教息焉公墓。1966年“文革”期间，息焉公墓被红卫兵砸毁，马相伯的遗骨被红卫兵挖出，抛撒于露天。直到1984年，由上海市政协出面，从荒冢中检出数块遗骸，经上海第二医学院（原震旦，今交大医学院）生物学专家鉴定确认后，移葬于宋庆龄陵园（原万国公墓）。

马相伯生于1840年，逝于1939年，他的一生伴随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即所谓“中国近代史”的一百年，他是一位自始至终的见证者。马相伯的中西文化造诣是融通的，也是超越的，融通了科学、哲学和神学的境界看问题。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相伯在自己的百年生命中确实品尝到了十九、二十世纪的甘苦，堪为一代智者。

马相伯持守耶稣基督救世博爱的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生荣神益人，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其崇高品德和爱国精神，值得后人敬仰与效法。正如于右任为马相伯题写的挽联所言：“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八、尾声

最近二十几年里，这位曾被遗忘的“人瑞”又回到了当代人中间，人们好像突然发现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因此有关他的文字和影视作品纷至迭出。2005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王韧团队筹拍的《大师》节目，投拍的第一位传记片就是《马相伯》。

2014年，中央电视台亦推出十集大型纪录片《先生》，其中十位民国时期的伟大“先生”依次为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自1980年代以后，许多与马相伯生平相关的地方和机构都陆续开始纪念、祭奠马相伯。1984年，复旦大学为纪念马相伯、李登辉校长的创校之功，将学校大礼堂改名为“相辉堂”。2003年，位于松江区泗泾镇的马相伯故居经修缮后，布置了纪念陈列馆向公众开放。马相伯生活最久的地方是上海徐家汇,他从1851年进入徐汇公学求学，到1876年离开从政，再到1897年退隐回到土山湾工艺院三楼居住，直到1937年又去南京，马相伯在徐家汇—土山湾地区一共居住了65年。他在土山湾的故居名为“后乐堂”，取“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寓意，位于2010年建成的土山湾博物馆三楼。当地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将这座具有重要意义的故居修缮出来，奉献给社会。2016年，位于马相伯丹阳老家的天禄眼镜电商公司独资建立了“马相伯史迹馆”，从事马相伯生平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