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秀实

早年背景

满秀实（Marian E. Manly）于1896年1月4日出生在中国重庆，她父亲Wilson Edward Manly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牧师、传教士，于1894年为美以美会差会所派，偕夫人来中国重庆宣教，取中国名“满里”，成为第三个入川的美以美会传教先驱者。满里牧师先后在中国华西的重庆、资中和成都工作了44年——在重庆创办了“重庆求精高级学堂”（现名“求精中学”），并出任該学堂第二任校长；在资中创办了“资中宏仁医院”；最后十年作为儿科和产科医生服务于美以美会所创的“成都存仁医院”。除了日常医疗和宣教工作外，满里牧师的活动还包括：担任学校的教授，建造医院、学校和教堂的建筑师，培训和督导中国牧师，造福中国百姓的健康与福利事业，提高和改良农业，实施常见病的治疗、赈济和慈善等人道主义服务等等，一直工作到1937年退休回美为止。

满秀实在童年、少年时期跟随父母亲先后在重庆、资中、成都等地生活和学习。她父母都很开明，从小就教育孩子们“中国人和我们是平等的”，她们的童年与中国孩子一样，从小讲汉语，穿中式罩衫和布鞋，吃中国食物，和中国小朋友玩。父母亲请中国人做孩子们的汉语老师，满秀实和妹妹从小就学习儒家文化和中国历史，不仅熟悉中国传统典籍，还能写一手秀美的楷书。由于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因此她讲说及书写汉语的能力都很强，可以说汉语是满秀实的母语。也因此她非常喜欢和尊重中国文化，对中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并且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满秀实。成年后成都老百姓都亲切称呼她“满医生”。

1917年秋，满里牧师夫妇回美国休假，满秀实随父母回到美国读书，后考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修读皮肤专业。1925年，满秀实大学毕业后，作为美以美会的医疗宣教士奉派回到成都，在美以美会所创立的成都存仁医院皮肤科当医生。

创办产科职业学校和产科医院

满秀实是最早把西方产科教育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美国教会医生，她在行医过程中了解到，中国妇女几千年来都把生孩子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秘活动，加上接生技术手段和卫生条件落后，妇女视分娩为畏途，临产时只好求助接生婆。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产妇死亡率为15%，婴儿死亡率近30%。在成都存仁医院做皮肤科医生期间，满秀实发现成都传统接生婆既无医学知识，也未受过任何专业培训，没有科学方法，没有消毒措施，采用落后的旧式接生方法，经常导致产妇大出血或幼儿窒息而亡，很多产妇留下不可医治的妇科重症，或造成产儿终生残疾，给产妇家庭造成极大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目睹成都中下层妇女生育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现状，满秀实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民间产婆延用了几千年的接生方法，只有通过创办助产士职业学校来推广新法接生技术，为成都培养一批懂现代医学知识、接受专业技术训练的助产士，让她们去推广新法接生技术，帮助妇女摆脱分娩中的痛苦和危险。因此她决心投入毕生心血，创建助产职业教育和产科医院。

为此，满秀实于1928年返回美国，考入耶鲁大学学习产科、儿科专业知识，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募集经费。1931年，满秀实在耶鲁取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四川，同年9月14日在成都市政府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由卫理公会海外妇女传道会捐资1500美金，在成都市南门文庙后街96号创办了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所产科职业学校——成都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同时也创办了成都市最早的产科医院。现成都市档案馆存有9份关于满秀实和成都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医院）的资料，其中有一份资料是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４月８日填写的产科学校登记表。这份有满秀实中文签名的履历表上显示：满秀实，36岁，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医科，修业年限５年，于1925年毕业……。曾任华西大学医科教授五年，现任华西大学医科教授。通讯地址：南门文庙后街９６号。开业时间：1931年（民国二十年）在市政府领注册营业执照，注册前营业６个月。

学校创办初期，满秀实任校长兼教员，另外还有两位教员，一个叫安怀信，一个叫盖博舒，她们是满秀实提前送到上海和武汉产科学校培训回来的助产士。学校第一期共招收20多名女学生，她们多是历经苦难的平民女子。满秀实效仿华西协合大学，采取学校办医院的模式，助产职业学校附设产科诊所，专门培养助产士。招收成都当地学生，边学习边实习，大力推行新法接生技术，满秀实同时还在华西协合大学兼职教学。诊所后来发展成产科医院，产科医院既是学生实习之地，也是推广基督精神服务底层贫民的基地。学校培养新法接生技术人才，又通过医院来推广新法接生技术。

1933年夏天，经过两年严格的产科知识学习和助产技术培训，该校第一期学生中有9名学生毕业，成为成都历史上第一批本土助产士。满秀实勉励学生毕业后要多做善事，多帮助穷苦百姓，要有慈悲心，救苦救难，为身边的妇女解除痛苦，做一名合格的助产士。

1936年，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和产科诊所迁往成都长顺街。1938年５月，助产职业学校再迁至成都小天竺街97号，把产科诊所改为产科医院。1939年秋天，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呈准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立案。立案前学制为两年，立案后学制为三年。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理论学习与实习操作并举。头两年以课堂教学为主，少部分时间到医院实习，第三年到附属医院实习产前检查、助产接生、护理产妇和婴儿。学校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学校产科医院有三间小的头等病房，每间住两个母亲；两间二等病房，每间有十个床位。一次可以收20到25个病人。还有一个托儿所，平均可容纳30个婴儿。冬季几个月相当挤，有时婴儿室要收35到40个婴儿。医院的助产士来自四川各地，她们在医院里接受为期三年的培训。因为助产士都不懂英文，培训课程全部用中文讲授。

作为面向普通民众的产科医院，她们还提供上门接生服务，满足了平民阶层的需要，深受成都人民喜爱，在民众中口碑极好。医院创办之初，助产士数量少，很多接生手术都是满秀实亲自上门去做。满秀实富有极强的同情心和仁爱之心，经常出手周济贫困家庭的产妇和儿童。进益产科医院服务的对象多是中下阶层的妇女，满秀实对病人从来不分贫富贵贱，都一样用心对待。到进益产科医院看病的人，有钱给钱，没钱免收。满秀实生活俭朴，吃住都和学生一起。她身材矮小，却总是神采奕奕，脸上常常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她不但敬业于接生本职工作，还利用与教会医院的关系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困难，小天竺街以及整个成都南门一带的中国人都亲切的叫她满医生，医德和人品都深受当地民众赞颂。

满秀实为了事业终身未婚，从1931年到1950年一直在进益产科学校任教、在产院工作，成都小天竺街即是她的第二故乡。加上1925年至1928年在存仁医院的三年工作，满秀实为成都人民服务了整整23年。她亲手所创之产科医院平均每月接生婴儿60个左右，在23年中共接生和救治婴儿二万多名。

从学校创始一直到1945年前，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都没有固定经费，依靠产科医院部分收入，其余皆由在成都的外籍人员劝募筹集。1940年四川出现通货膨胀以后，成都病人的住院费用只能用多少粮食来计算，没法用纸币来计算。这样，进益产科医院收取的费用远远不够支付一切开销，只够应付产科医院所有开支的一小部分。满秀实只好四处募捐，勉强维持医院开支。她父亲满里牧师也把自己的一部分积蓄捐给了进益产科医院。满秀实返美休假期间，通过多种方式为学校和医院募筹资金、医药和器材。1945年后，美国卫理公会海外妇女传道会每年补助进益产科医院1000美金。1949年冬，产科医院新建楼房一幢，所用资金9000银元由卫理公会女布道会承担。

在产科医院里，满秀实每天要检查住院病人，处理助产士无法完成的疑难病情。到后来，外出接生的任务一般都由值班助产士带着助手去完成，只有特殊情况下，满秀实才亲自外出接生，因为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信她的技术，信赖她的名声。满秀实亲自上门接生，有钱有势的家庭一般都会付较高的费用，这样可以补贴产科医院的开支。满秀实利用自己的传教士身份，周旋于成都的流氓和军阀之间，很好地保护了产科医院和产妇儿童。

作为培养助产士的学校和医院，对每一例接生，满秀实都要求自己和学生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她教育助产士要做到实事求是，不隐瞒错误，勇于改正错误，敢于承担责任。满秀实对病人关爱有加，危险时刻从不遗弃病人。抗战时期，遇到日军轰炸，躲空袭、跑警报的时候，她从不离开病人。紧急情况一旦出现，她总是让学生先把病人和婴儿送进防空洞，自己最后进去。她一直守候在产妇身旁，直到警报解除。日本战败投降，满秀实让工人买来鞭炮，和成都人民一道庆贺抗战胜利。

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创办后，满秀实担任首任校长。后来在四、五十年代中，她把学校交友中国人管理，校长一职先后由多位中国人担任。满秀实则一直担任进益产科医院院长，将其全部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到产科医院，为产妇和孩子的健康付出大量心血。从1933年进益产科第一届9名学生毕业，到1950年7月最后一届，共培训131名合格的助产士。大部分助产士毕业后，到四川各地自己开业，只有少数学员留在产科医院工作。进益助产职业学校培养了四川第一代助产士，1950年后，许多助产士成为成都和四川各地妇产科领域的业务骨干。

满秀实将其半生心血都凝聚在办好助产职业学校和产科医院上面。她是中国西南地区近代产科医学的开拓者，对西南地区产科医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她医术精湛，爱心博大，致力于成都产科医学发展，潜心为成都妇女儿童服务，尤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积极救助成都贫民妇女儿童，参与战时救助，并为成都市民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

1949年底，成都解放。1950年1月1日，成都市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入军管会时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参战，中美关系交恶。受美国政府冻结所有对华资产的影响，1950年底，成都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和进益产科医院被迫停办。

1950年10月3日，满秀实因为反对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学生把毛泽东画像与耶稣像并列悬挂在助产职业学校教室的墙上，遭到学生举报，被扭送到成都市军管会司法处，被依法判处五日拘役。之后，55岁的满秀实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1951年1月，满秀实离开成都，途经香港回美国。当时她的理解是“中国人已经不再需要我了”。1951年8月，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及其附属医院被成都市人民政府接收，职业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并入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

满秀实与韩素音

著名华裔作家韩素音，原名周光瑚，1939年经人介绍来到进益产科医院实习，在满秀实的指导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可以说进益产科医院是韩素音文学生涯的始发地，假如没有进益产科医院，假如没有满秀实，这个名叫周光瑚的女子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而不会以华裔作家韩素音出现在世人面前。

满秀实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热衷于文学创作，并且有志于以文学作品来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给中国的抗战帮上些忙”。她常常在忙碌的医疗工作之余，用打字机来撰写短篇小说和诗歌，甚至还构思了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1939年６月，周光瑚经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院长启真道介绍，来到产科医院学习，从而认识了满秀实，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以及共同的创作理念，两人开始合作创作长篇小说《目的地重庆》，由周光瑚提供素材，满秀实动笔加工创作，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二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她们希望借助此书，能够让美国读者了解并同情中国，以至于“为中国效力”。小说完稿后，二人共同商量决定以笔名“韩素音”出版。最后《目的地重庆》一书于1942年初在美国正式出版，但因种种政治原因，小说出版后并没有引起所预想的轰动效应。虽然如此，“韩素音”这个名字后来却扬名于世界文坛。本来这个名字是满秀实和周光瑚两个人共同拥有的笔名。但在1950年，周光瑚却独自用“韩素音”这个笔名出版了长篇小说《爱情至上》，并因此书轰动东南亚文坛，成为知名作家。随后，她独自使用这个笔名发表了大量的作品，“韩素音”从此取代了周光瑚。据满秀实的侄女吉恩所述，1960年代满秀实和周光瑚曾在美国见过一面，二人发生过争论，从此再也没有来往。

虽然如此，韩素音在其后来在自传体小说的描述中，充满了对成都进益产科医院的眷恋，满怀对满秀实医生的感激，坦承是满秀实发现和激发了她在写作方面的才能。在1956年和1978年，韩素音多次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安排她到全国各地参观走访。有一次她来到成都，路过小天竺街时，仍缅怀、追忆在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的那段美好时光。

晚年岁月及后续

1951年1月，满秀实被迫离开了她所爱、并为之服务23年的成都，途经香港回到美国。1952年8月，父亲满里牧师去世后，她和母亲搬到加州居住。从1953年至1965年，满秀实在加州康特拉科斯塔县（Contra Costa County, Calif.）一个叫“Well Baby”的婴儿诊所当医生，成为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妇婴专科专家。1964年3月，母亲弗洛伦萨去世，享年97岁。1965年，满秀实正式退休，搬到俄勒冈州的阿什兰(Ashland, Oregon)居住。1980年4月13日，满秀实在俄勒冈州阿什兰的居所里病逝，终年84岁。

满秀实的妹妹满恩溢（Grace Edna Manly）亦生长于重庆，年少时在中国读书。1923年在俄亥俄州卫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B. A. degree），然后她又先后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读教育与宗教方面的课程。1924年，满恩溢作为美以美会海外妇女传道会（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的传教士再次来到成都，此后她一直负责宗教教育，以及在成都和周边地区推动和督导全日制小学的办学工作。她作为美以美会传教士在资中从事宣教工作共18年，后于1943年5月在战场上抢救中国伤兵时，不幸感染伤寒病而死，年仅43岁。死后被葬于成都联合公墓。

满秀实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哥顿（Gordon Manly），生于资中，年少时回到美国接受教育，学成后成为一个土木工程师。

1951年，满秀实离开中国后，成千上万个成都妇女仍对进益产科医院满怀感激之情，她们怀念小天竺街的产科医院，怀念她们心中的“万婴之母”满秀实。在大洋彼岸，满秀实一家三代也对中国充满深厚的感情。满秀实去世30年后，2009年，她的侄女吉恩（哥顿的女儿）在写给中国友人的信中说，她心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因为她的祖父母满里牧师夫妇一生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姑妈满秀实则把整个命运都托付给了中国；而另一个姑姑满恩溢则在中国抗战中为抢救战士献出了生命，“我的爸爸也在中国出生”，他们的感情都深深扎根在中国。

虽然这些历史已渐渐变得模糊，甚至被人所遗忘，但那个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曾经活跃在成都小天竺街的身影，却为成都人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友谊与仁爱、健康与安乐、温暖与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