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仁

艾克仁（Martin Ekvall）是瑞典裔美国人，于1866年出生在瑞典斯摩兰的克利斯达拉（Drisdala，Smoland），在家中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母名叫艾利克（Eric）和索菲亚（Sophia）。1882年，15岁的艾克仁和姐姐奥蒂利娅（Otilia Ekvall）、弟弟艾自新（David Paul Ekvall）随同父母移居美国。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鹿田镇（Deerfield，New Hampshire）买了一个农场，敬虔的母亲经常为孩子们能够归向神代祷，以基督的教导培育他们，并祈求主使用她的孩子来拓展神的国度。当著名布道家宣信牧师（A. B. Simpson）来新英格兰地区到他们家乡举行布道会的时候，他们姐弟三人回应神的呼召，立志把基督福音传到地极。

1891年，姐弟三人都进入纽约宣道会的宣教学院（Alliance’s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in New York）接受装备。1892秋，艾克仁和奥蒂利娅一起抵达上海，然后转往武汉——宣道会华中宣教总部所在地——学习语言。1893年，亲自到远东来考察的宣信牧师引导艾克仁在武昌市中心开设了一个教会。1894年，他的弟弟艾自新来到，与他一同事奉。奥蒂利娅则奉派去了甘藏边去的古城洮州。1895年，她与早在那里宣教的席儒珍（W. W. Simpson）结婚。

早在武昌宣教站创设之初，宣道会就计划在武昌和甘肃之间增设一个中转基地。艾克仁和艾自新这对亲兄弟就承担起建立这个中转站的任务。1896年1月，兄弟二人从汉口启程，乘帆船溯汉江而上，一路向西，途经沿江数个城镇，他们将设立中转站的地点交托在主的手中。旅途中他们偶遇内地会宣教士巴格道（George Parker），他是把基督教最早带入甘肃的两位宣教士之一，当时已在中国西北服事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这位前辈口中，艾克仁兄弟俩第一次听到“岷州”（今甘肃省岷县）这个地方，并且了解到甘肃这个位于西北边陲的省份在基督福音上比陕西更贫穷，更需要传福音的使者。此时兄弟二人心中清楚知道神要带领他们在岷州建立宣教基地。

1896年6月，艾克仁兄弟进入岷州城。他们克服当地人的巨大敌意，在岷州建立起甘藏边区的第一个汉区宣教站，开始拓展神的国度。艾克仁很快就看到周围区域巨大的福音需要，意识到岷州的重要地位。他在写给宣道周刊的文稿中如此说：“以岷州为原点，向北最近的宣教站是170英里以外的兰州，向东是180英里外的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向东南是350英里外的武昌，向南则是326英里外的广元（今四川省广元市）。在这样广袤的地域中有16个城市，但没有一间宣教站。……这就是中国西北的现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尽上自己的一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吧！” 最后经过华中总部的同意，他们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宣教站，使之成为甘藏边区之汉区宣教事工的发轫地和拓展基地。

他们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十分凶险——极端仇外的民众，各种宗教与迷信盛行，犯罪集团猖獗，还有许多难以预测的挑战。尽管如此，艾克仁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在这里的宣教生涯，正如克省悟（W. M. Christie）所描述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热衷于传福音，他以极大的热情到新的城镇去传讲福音。他的宣教热心与日俱增，从未稍减。在与他同工同行之中，我看到有火在他灵魂里面燃烧。”

从1897年秋开始，一个名叫“王七十八”的年轻木匠经常到福音堂与艾自新交谈，也参加主日聚会。渐渐地，王七十八的生命开始发生改变。他的生意做得很好，但一到主日，他便停工歇业来做礼拜。在他的婚礼上，王七十八不但拒绝迷信仪式，还坚定的不在宴席中上白酒。1899年秋，艾克仁、艾自新在岷州的洮河中为王七十八施洗，使他成为甘藏边区第一个归入耶稣名下的基督徒。

艾克仁在岷州宣教四年之久，他和艾自新、奥蒂利娅皆成为开拓甘藏边区宣教工场的中坚力量。期间艾克仁邂逅了他的瑞典同胞，时为内地会在四川宣教的传教士的爱玛（Emma Charlotte Eck），二人随即开始了书信交往。爱玛于1870年8月19日出生在瑞典莫尔伦达（Morlunda），这个地方离艾克仁的家乡只有12英里之遥。她18岁时悔改归主，不久受到内地会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响，领受神的呼召，立志成为一个传教士，去中国宣教。1891年，21岁的爱玛作为内地会传教士，乘船抵达上海。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之后，她被分派到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市）宣教站。当时主持内地会四川工作的是“剑桥七杰”中的盖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在此期间，爱玛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艾瑞英”，意为“来自瑞典的巾帼英雄”。随着认识和感情的加深，艾克仁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巾帼英雄，用他自己的话说，“若不娶爱玛，便觉得人生灰暗，无法生活”。1900年9月，他们趁休假之机到美国完婚，然后于次年9月，即当“拳乱”平息后，这对新婚夫妇从美国旧金山启航，再次来到中国。到达上海之后，由于甘肃局势尚不明朗，他们只能先在华中区边工作，边等待。期间，他们先后被差派到安徽青阳、湖南长沙等地宣教。

1902年3月，他们的长女葛楚德（Gertrude）在安徽青阳出生。据记载，那一年，艾克仁在当地教会讲道162场，在街头布道62次。1903年，他们又被派往湖南长沙服事于一个家庭教会。

当甘肃的骚乱平靖之后，艾克仁夫妇再次奉派到他们所熟悉的城市岷州，他们的宣教对象多是农民、工匠和商人。艾克仁经常骑着马、脑后拖着条辫子、身着汉服，到周围的乡间去传福音。当时盘踞在岷州的哥老会和三合会常常抢劫、绑票，多次威胁要杀死外国传教士，岷州也不止一次地遭受反政府匪帮和穆斯林叛军的围攻。艾克仁夫妇不畏环境之凶险，仍然坚守在岷州。1905年，终于有5名年轻人受洗，加上之前信主的4个人，岷州教会就有9名中国信徒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时内地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耕耘了30余年，才只有几十位中国信徒。同年9月，他们建造起一间可容纳200人的教堂。

出于对女童的负担，艾瑞英在岷州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教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识字读书。当时甘肃的大多数女孩子从未上过学，通过办学她可以接触到民众，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把福音传给他们。在此期间，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儿子亨利(Henry)、女儿格蕾丝(Grace)、艾琳(Irene)相继出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战乱使甘肃成为一座孤岛，宣教士们与外界隔绝长达数月。这期间，他们的两个孩子同时染上了猩红热，经过日以继夜的抢救和看护才得以脱离危险；但他们6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却未能保住，因猩红热而夭折。艾瑞英因多年受到哥老会匪徒惊吓，战争逼近岷州的传言不断，如今再加上爱女的夭折，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原本紧张的心彻底崩溃，以至于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在这种情况下，艾克仁只得带着妻子儿女回美国疗养。1912年7月，艾氏一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旧金山上岸，抵家后艾瑞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十分糟糕，不但生活无法自理，还时常危及到孩子，并伴随自杀的倾向。医生和亲友都建议艾克仁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但艾克仁始终坚信艾瑞英没有患精神病，只是在重重压力下而产生的情绪崩溃。因此他坚持自己照顾妻子的饮食起居，耐心帮助妻子吃饭、穿衣，从无怨言。艾瑞英一天天康复起来，直至1914年完全痊愈。

1915年末，艾克仁夫妇带着四个儿女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们被分派到华中地区人口稠密的武汉，艾克仁被指派到20年前他所建立的武昌宣道会教会做牧师，从此开始了他在武汉30余年的宣教生涯。除了他所擅长的讲道外，他还曾担任华中区会的主席，教授圣经课，治理教会，以及培训新来的传教士。

1918年，西班牙流感祸延中国，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疫情十分严重。艾克仁年仅7岁的小女儿艾琳不幸被传染，于10月21日在武昌离世，这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第二个孩子。这一次，艾瑞英“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内心虽然伤痛却没有被压垮。上帝藉着苦难熬炼她，使她日后成为数以百計中国孩子的属灵母亲。

191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个幼小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来到武昌宣道会的院外乞讨。艾瑞英看着这个孩子，不禁想起几个月前夭折的艾琳。她没有只是给这可怜的盲女几个小钱或一些食物了事，而是趋前与她攀谈。从交谈中得知这个10岁盲女的家境原本不错，父亲是到武汉做官的满族人。不幸的是，无情的流感疫情夺走了她父母的生命；她自己又感染眼疾失明，因此流落街头被一恶妇逼着和其他盲童一起沿街乞讨，而且她还被卖给一个瘸腿、暴躁的男乞丐为妻。听了这个小盲女的遭遇，艾瑞英动了怜悯之心，她想起圣经里面的话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4）。于是她决心要给这些可怜、无助的孩子们一个家。

1921年，艾瑞英在在武昌创办了湖北省最早的女子盲童学校，名为“武昌瑞英瞽目学校”。这项事工原本不属于宣道会差会的项目，虽然差会也为她提供些支持，但并无固定资金供应。当艾瑞英负责学校师资、募款和课程安排时，艾克仁就帮助她在武昌市中心寻找校舍，在各项工作上为她出点子，并在灵性上给予及时的指导。艾瑞英效法内地会的精神，并以英国著名慈善家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为榜样，从不向人募捐，只是专心祈求主。她常常凭着信心说：“如果主看顾一只小麻雀，祂也一定会眷护一个被遗弃的盲童。”瑞英瞽目学校里的每一位盲童都曾经遭遗弃或被虐待。有从大街或铁路上捡回来的生来瞎眼的小孩子；有一个女孩子曾被劫匪绑架，因劫匪没有得到赎金，就把她的眼睛给挖了出来；另有一个女童的双眼是被暴怒的母亲用针刺瞎的。自盲校创办之日起，所有前来求助的盲童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在随后的20年里，盲校接纳了超过一百个孩子。起初只有小学班，后来又增设了初中班，年龄从6岁至16岁不等。圣经也是核心课程之一，唱赞美诗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课余活动。每个主日的清晨，盲校的女生们穿戴整齐，按高矮次序排成一队，后面的学生把一只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上，安静有序地走出狭窄、拥挤的街巷，成为当地的一道景观，吸引许多居民驻足观看。学校除了教女孩们学习盲文阅读和书写外，还开设了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公民等科目；实业部还教学生针织等手艺，女孩儿们每周三次随同老师进入当地医院或居民家中传福音。毕业之后，一些学生到教会医院中担任妇女传道员，另一些则分到乡村的宣教站从事福音工作；其他人则靠家务技能谋生。在她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前，没有一个人会被要求离校。

1919年11月，艾克仁夫妇造访湖南常德，适逢冯玉祥将军率部驻扎此地。早前冯玉祥因受为其看病的传教士医生影响而受洗归主。信主后他信仰诚笃，还出资建造教堂，邀请牧师到部隊向官兵布道，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在常德期间，艾克仁一连三周应邀在其军中讲道，冯玉祥亲自主持。讲道结束后，冯玉祥还领唱圣诗“在我心有空处为你”。艾瑞英则趁机探访了军营中的实业学校，军官太太们在这里学习操作缝纫机，纺织毛巾、袜子，装订书籍。艾瑞英向她们传福音，带领13位太太信主。这次常德之行，艾克仁总共为这13名妇女和210名男子施洗，刷新了宣道会海外事工的记录。冯玉祥将军全程参加。

1920年代可说是艾克仁事奉的盛期。他流利的中文口语，以及他大有恩赐的传道人的名声，使得他多有机会到冯玉祥的军营中去讲道。1924年，他还曾经为澳大利亚著名布道家戴维斯牧师（Rev. T.B. Davis）做口语翻译，在北京城外向5000多名官兵讲道，并且向与会者发放圣经。艾克仁与冯玉祥以及他手下的将领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21年，艾克仁因严重的口炎性腹泻而被迫中断在中国的服事，返回美国治疗。病愈后，艾氏一家第四次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大女儿葛楚德则独自留在美国，边打工边完成她的学业。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艾克仁与家人共同经历了武昌被围五十余天、千人饿死的战况。当时蒋介石的北伐军攻占了汉口和汉阳，包围了武昌，城里面有北洋军阀吴佩孚的3000多官兵和大约一万市民，死于饥饿的人多过死于轰炸之人。艾克仁夫妇在红十字会的支持下，保护着中国百姓，使他们免遭劫掠和虐待。据艾瑞英报告，在他们会众中，只有一人被北伐军疑为间谍而遭杀害。

1927年由于儿子亨利、女儿格蕾丝结束在河南鸡公山美文学校（Kikungshan American School）的学业，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加之全国性的反帝排外风潮迭起，在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再三催促下，艾克仁夫妇带同孩子们离开中国，于四月抵达美国西雅图。同年秋天，兄妹二人一起进入惠顿学院。艾克仁夫妇在惠顿校园附近租了一处房子，等待中国局势稳定后再返回华中。当时大女儿葛楚德刚好大学毕业，进入乃役宣教学院成为候选宣教士，与同学斯近信（Howard Smith）相爱并结婚。这一段时间相对平静，一家人享受了一段难得的欢聚时光。

1930年，艾克仁偕家人第五次前往中国。次年，江淮流域遭遇特大洪水，以湖北受灾最重，而武汉又是湖北的重灾区。全市受灾78万人，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饿、瘟疫和中暑而死。看到灾民的苦情，艾克仁夫妇发动刚刚奉差来华不久的女儿葛楚德、女婿斯近信，以及盲童学校的学生们一起投身到赈灾之中。他们每天为赈灾物资的供应和灾民身体和灵魂的得救恒切祷告。他们向灾民发放粮米、施粥解困，并救活了不少无人照看的婴孩。

1932年2月，艾克仁的儿子亨利和女儿格蕾丝从美国来到武汉，在灾民遍地的武汉团聚。格蕾丝将赴江西牯岭的美国学校任教职；亨利则留下来帮助父母赈灾。4月10日，艾克仁夫妇和亨利一起为他庆祝24岁的生日。之后5月底，亨利去甘肃平凉出差，途中听到在当地宣教的表哥新振华被劫匪杀害，就赶往事发地陪同姑夫新普送牧师一起处理后事。7月23日，他和在平凉宣教的瑞典传教士多福寿（Gustaf Tornval）及另外两名同伴返程途中，在西安城外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枪杀。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这桩案件至终未能侦破，连他们的尸首都没有找到。

唯一爱子的惨死使艾克仁夫妇受到很大打击，这已经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第三个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安慰的。据其女儿葛楚德回忆，“神赐下平安，使他们得胜，能以继续在一生挚爱的中国人中服事——尽管这些人曾再三地辱骂、攻击他们，最后又夺去他们儿子的生命。”在极大的丧子之痛中，艾克仁夫妇与其他中国同工一道，依旧站在难民棚的入口处，把基督平安的福音传讲给苦难中的人们。仅在1933年4月，艾克仁就在难民棚为79人施洗。灾情结束后，艾瑞英向差会报告说：“我们接触了8000余名灾民。许多之前从未听闻福音的妇女在困境中开口祷告，我们亲眼见证神如何应允这些从前拜假神之人的呼求。”因着在救灾中的贡献，艾瑞英被授予蒋宋美龄颁发的奖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艾瑞英与丈夫选择留在武昌，与当地百姓同受苦难。1938年2月，武汉会战在日军的空袭中打响，他们站在宣道会的住所里，一面用祷告将自己和武汉百万居民的安危交托给主，一面开放宣道会的地下室收容难民。日军飞机毁灭性的空袭，对宣道会的房屋和艾克仁夫妇的寓所造成极大的破坏。

1938年下半年，艾克仁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但他始终保持乐观，充满盼望，勇敢地面对病痛的挑战。他人生的最后五个月是在汉口路德会诊所度过的。6个月后，于1939年1月6日在路德会宣教站（武昌宣道会的房屋已在空袭中严重损毁）内，艾克仁与世长辞，享年72岁。他和他的弟弟艾自新、姐姐奥蒂利娅，并他的三个孩子，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艾瑞英将她挚爱的丈夫安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International Cemetery in Hankow），盲校的学生在其葬礼上献诗，送别她们敬爱的牧师。宣道会干事Rev. Christie在追思艾克仁牧师的致辞中如此评价他是“一个忠信的先驱者，一个忠实于圣经的人；是真理的典范，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是一个对其救主，对家庭，对中国教会充满爱的人。” 事后艾瑞英满怀深情且充满盼望地告诉亲友说：“几个月以来，在照顾我良善、无私的丈夫时，我感到非常幸福。他对我、孩子们和家中的亲人永远都是那么好，那么宽容。……我失去了世上最好的朋友，但离别只是暂时的，基督再来之时我们还要再相会。”

1940年，在宣教工场连续奋战多年，且年已70岁的艾瑞英启程回美国。临行前，她把学校托付给美国圣公会女宣教士施玉德。当她回到加州格兰岱尔的宣教士之家后，看到大女儿葛楚德一家正准备前往安徽芜湖宣教，三女儿格蕾丝和女婿宝约翰（John Daniel Beck）也正准备赶赴湖南岳阳。看到儿女们都步父母之后尘，走上对华宣教之路，艾瑞英倍感欣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次年2月，76岁的艾瑞英再次整装出发，第六次前往中国。这次是她独自一个人，她希望自己能在武汉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后与丈夫合葬在一起。但到1948年年底，国共内战大局已定，政权更替。艾瑞英随差会的其他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告别了这片埋葬着她的丈夫、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其他两位亲人的土地。

1952年7月7日，艾瑞英因心脏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82岁。死后被安葬在夏威夷的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着“中国武昌盲校创办人”，还有和她丈夫墓碑上同样的经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