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滕更

早年背景

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于1856年6月10日出生在苏格兰西南部艾尔郡（Ayrshire）的科克迈克村（Kirkmichael），是家中第三个儿子。从小在一个奉行“做好人，行善事”（Be good and do good）的基督徒家教中长大。他在中学时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而且在礼拜天参加当地教会的主日学。1873年17岁时，他考入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商科；同年他受到一位曾在印度宣教多年的医疗传教士的影响，对医学和“福音奋兴运动”产生了兴趣。毕业后，梅滕更受雇于一家航运公司，负责文书工作。期间他开始接触到芬德勒牧师的圣乔治帐篷布道团。在这里，他认识了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和他的搭档著名福音歌手桑基（Ira D. Sankey）。在慕迪的奋兴布道大会上，梅滕更受感加入了福音奋兴运动。此后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医疗传教士，其中有一位名叫唐纳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对梅滕更的影响很大，使他决定弃商学医，为将来投身医疗宣教做准备。

1877年，梅滕更受爱丁堡医疗传教会（EMMS）之助，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在此期间(1877-1881)，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参与爱丁堡的贫民窟工作，并时常举行露天布道会。梅滕更还和他的朋友阿瑟·内夫（Arthur Neve）一起发起组织了英国圣公会差会（CMS）医疗辅助部，推动医学院同学对海外宣教产生兴趣。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护士梅福孙小姐（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h）。他们一起在爱丁堡的贫民区工作，服务于免费早餐宣道会（Free Breakfast Mission）和牛门医疗宣道会（Cowgate Medical Mission）。

1881年，梅滕更完成了为期四年的医学教育，获得了医学学历，从医学院完满毕业。同年9月，25岁的梅滕更与小他7岁的梅福孙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教堂举行了婚礼。新娘出身于名门望族，其母也是医护出身。因受感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故事，于是她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字时，也加上了“南丁格尔”，希望女儿也能够像南丁格尔一样救死扶伤。

初抵杭州

年轻的梅滕更，起初梦想到东方的印度从事医疗宣教，只因当时中国杭州宣教工场的需要，于是他应圣公会差会之招，作为医疗传教士奉差来华。1881年9月28日，这对新婚夫妇在南普敦港告别了家人，启航前往中国。他们携手从上海登岸，经宁波、过绍兴，最后于11月抵达杭州，受到1870年来华的艾文牧师（Rev. Arthur Elwin）夫妇的欢迎。安顿下来后，他们面临诸多艰难：人地生疏，举目无亲，风俗不谙，语言不通。这座因自然风景优美而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城市，当时正处于1861年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贫困和疾病状态，街上满是瓦砾。鸦片被广泛吸食，城市及周边地区都充满了瘾君子。此后他们在杭州生活、工作45年之久，期间只在1890年、1899年和1910年三次短暂回国休假。

从戒烟所到广济医院

初抵杭州，梅滕更夫妇便开始每天学习中文几个小时，仅三周后，便接手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大方伯医局”（The Central Hospital）。该医局位于横大方伯，其前身系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都斯医生（Dr. Meadows）于1869年所创办的一个戒烟所。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局，杭州人习惯称其为“大英医院”，是为浙江第一家西医院。1871年，英国传教士甘尔德医生来到杭州主持院务。到1881年时，大方伯医局的规模包括一座两层小楼，和四个病房，每月接待20名住院病人和大约200名门诊病人。由于甘尔德因夫人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英国，梅滕更便奉派接手他做了该院院长。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中，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辛巳）11月条目下记载：“英国籍医师梅滕更来杭，接办圣公会之戒烟所。” 当时在医院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象样的设备，也没有手术室。在大方伯医局的第一年里，梅滕更保持了医局的初衷，继续治疗鸦片成瘾者，并分别建立男女戒烟所。同年他还施行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治疗了麻风病。1883年，梅滕更在写给教会的信中说这一年他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他还要去四围郊区救治病人，当时杭州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轿子，但梅滕更不喜欢别人抬自己，就自己设计了杭州第一辆西式钢圈马车。

1884年，梅滕更将募集到的1700英磅在马市街建成了新院，正式更名为“广济医院” （The Hospital of Universal Benevolence），中文意为“广行济世”。医院有了候诊室、门诊部、手术室、药房和办公楼等配套设施，大楼门廊挂着一个大匾，上书“病者福音”四个汉字。

广济医院于1884年5月开业，它包含两层楼和一个地下室，四个普通病房，十个私人病房，一个药房，一个候诊室和教堂。他们在给患者医病的同时，也把基督福音传给他们，以至于有不少患者在病愈之后接受了洗礼。据统计，到1885年底，广济医院共治疗门诊病人7931人，住院病人374人，以及自费病人180人，乡村病人1460人。另有79例吞鸦片自杀者被急送医院救治，其中60人获救。

作为广济医院的院长，梅滕更不是一个只会坐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行政官员，而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名医。有一次，医院收治一位妇女，她一条腿溃烂，需要截肢才能保命。在百多年前医疗条件简陋的环境下做截肢手术，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工程，也是巨大的挑战和冒险。梅滕更亲自主刀，梅夫人和医校的一位助教从旁协助。浙医二院院史《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详载了这次手术：术前，这位女患者皈信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手术时，实行的是氯仿麻醉。整个手术过程困难重重，这是梅滕更行医生涯中耗时最长的手术之一。最终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良好。出院时，梅滕更指导木匠打造了一条木质义肢，使多年无法站起来的患者站立起来，竟能走路了！这件事以后，“外国医生能让跛子走路！”这句惊人之语传遍了当时的杭州城。

作为福音医者的梅滕更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情怀，是自然而真诚地流露。一位女病人腿部溃烂露出骨头，需要移植皮肤，但她不愿意从自己身上取皮。梅滕更就鼓励自己的妻子从身上取下皮肤，移植到病人身上。

在梅滕更来华前，那些花柳病患者、麻风病患者、妇女病患者被视为咎由自取，不配享受人的权利，更别说得到良好的治疗。在梅滕更接手医院第二年，大方伯医院即开始收治女患者，梅滕更记录道：“医院的女患者医务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规举措。”但当时中国女性有“不就男医”的传统，甚至中上层女性都极少出来看妇科。为使女性患者得到医治，梅滕更与其同仁每到观音生日趁远近妇女到西湖附近寺庙上香之时，劝说她们前来医院就医。据1888年统计，广济医院门诊部共接待2656名女患者，占总数的30.9%，住院部共接待70名女患者，占总数的12.7%。

1890年，广济医院首设皮肤花柳科，是中国医院设皮肤花柳科之先河。1905年，广济医院又增设了皮肤病病房、女性病房和产科病房。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广济医院的病人和设施的数量都有所增加。随着自费病人的增多，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医院，这为医院的建设提供了资金。1909年，医院教堂进行了翻修，院内也增设了一个大型演讲厅。每天早上在开始工作前，梅滕更和他的员工都要举行晨更礼拜，医院所有患者也都可以参加。1911年，医院从英国引进了X光机，那是全中国最早引进的一批X光机。医院还装备了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电话、电疗器和汽车，诸多项目，皆属杭州第一。1913年，因为医院人手短缺，压力很大，梅滕更干脆把大儿子唤来中国，帮助分担工作，担任医院秘书和业务经理，一直持续到1927年。

创办麻风病院

在办好广济医院的同时，梅滕更还创办了一所麻风病院，免费收纳、医治那些遭人嫌弃的麻风病人。早在1887年，梅滕更就将几名麻风病患者收入广济医院私人病房。在创立麻风病院时，梅滕更说：“我们非但不应该视麻风人为社会的被抛弃者，我们更应该把他们当作患肺结核或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样。” 梅滕更写信给爱丁堡的麻风病传教会，要求提供资金来创设麻风病院和隔离居所，因为中国的麻风病患者数量很多。他的要求最后得到满足，使他能够在医院旁边购买土地，分别于1889和1892年，建立起男女痳疯病院，包括病房、厨房和服务员。当时没有特效药，只能给患者“飧以清气，饱以厚味”，后采用大枫子油治疗，疗程极长，一般患者住院8-10年，有的长达30年。

广济医院医治麻风病，本着公益慈善原则，其“事务规则”记载：“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贫苦人为多，衣被药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愿出饭金者，则充为本院膳费。”

1914年，梅滕更又在宝云山东麓山脊上，建立了占地200亩的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这是一所颇具规模的隔离疗养医院，其中包括男女肺痨病院、麻风病院等。梅滕更之所以把麻风病院建在山上，是因为肺结核、麻风病治疗需要集中隔离，病房建在相对偏远的山上为宜。这些建筑分别为男麻风病院、女麻风病院、男隔离病院、女隔离病院、男清气院、女清气院和教堂等。在那时，这是国内设备最好的麻风病院之一。梅滕更这样评价莫干山：“这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它这样安静、平和，这里有阴凉的小径，竹林也很美。患病的人一到这里，健康状况就开始改善。”

梅滕更一边致力于收治麻风病人，一边提高治疗水平。1921年，英国医学博士苏达立受教会派遣来到广济医院，他与梅院长一起“两手抓”：一手抓援助，争取到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援助资金，改善病院的环境设施；一手抓人才，先后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麻风病专家来杭州工作。广济医院因此被誉为“吾国麻风院中，无出其右者”。梅滕更数十年如一日救治麻风病患者，但当时的杭州人“不惟不感激，且表示恨意”。可见，要改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陋习是何等的艰难！而在松木场麻风病院的圣约翰教堂，梅滕更等传教士却与接受治疗的病人一起领受圣餐。百年前的医患关系，就体现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相互合作基础之上。梅滕更以他的良知与识见，给杭州带来了现代医学和现代文明。

2014年5月，梅滕更的曾外孙女马琳·布莱克（Marion Blake）和她的丈夫斯蒂芬·布莱克（Stephen Blake）来杭州寻根，追寻其曾外祖父的踪迹，时任浙医二院院长的王建安教授接待了他们。王教授感慨地对他们说：“梅滕更老院长，不仅创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那时，麻风病比现在的艾滋病不知要恐怖多少倍。我时常在想，一位英国医师和他年仅19岁的妻子，离乡背井服务45年，还收治麻风病人，真是了不起！”

创办广济医校

梅滕更也是中国近代医药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不仅创建发展了广济总院，建起了肺病医院、麻风病医院，而且还于1885年创办了广济医学堂（Hangzhou Medical Training College），之后发展成医学、药学和产科三个专门学校，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医校，培养了众多学子。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年轻时曾就读于广济医校。

广济医校初创之时，只有两名教授，因此第一批只招收了10名医学生。医校内设有一个讲堂、一个病理学实验室和一个化学实验室。前三批学生都是基督徒，但自从义和团事变以后，对西方医学培训的需求大大增加，以至于一些非基督徒学生也被录取。

在创建及扩展广济医院和医校的过程中，始终困扰着梅滕更的是经费问题。广济医院具有很大的公益慈善性质，初创时几乎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是真正的非营利医院。以麻风病院为例，初期“咸不取费”，后期“只须第一次缴纳挂号费5元”，便“终身不纳分文费用”。为了维持医院医校的运转和发展，梅滕更一靠院外经营，二靠各种资助。除了英国圣公会提供部分资金外，梅滕更四处筹募，努力争取各个基金会的帮助，以及官绅的捐赠。有一次梅滕更返回故国募捐，声言如募不到10万元决不回来。英国的麦克莱爵士夫妇，为纪念在一战中于1918年在法国阵亡的儿子，当场认捐一万英镑，相当于十万元大洋，支持梅滕更在杭州办医校。梅滕更在中国期间，大约有一百多名学生先后在医校接受培训。

医德昭彰，光耀人间

梅滕更初来杭州行医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总体上对西医很排斥，普遍存在着疑虑、偏见和误解。作为医疗传教士，梅滕更以医疗为手段，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他不仅要医治人的身体，更注重抢救人的灵魂，在医治疾病之同时，把基督福音传给他们，更把基督的爱实行在救死扶伤的服务当中。

梅滕更留下一句从医名言：“好医生应该具备三个‘H’：第一“Head”，大脑里收藏的知识；第二“Hand”，手上掌握的技能；第三“Heart”，心中应有的良知。”梅滕更在杭州服务当地百姓45年，是对这“三个H”的最好诠释。

梅滕更理想中的医院就像一个大家庭，医生尽职尽责，病人心怀感恩，充满温馨和温暖。他对医院员工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其中一条就是“尊重”——对自己、对他人、尤其是病人，要有足够的尊重。他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事交流需到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等等。

梅滕更天性乐观、开朗，说话幽默。他曾说：“乐天的性格，就像是轮胎中的气，用量不多，却能让所有人前行时变得轻松，变得快乐。道路越是崎岖，越是需要它。”他和病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常常爱说一些笑话，逗病人开心。据《梅滕更在杭州》一书记载，他遇到一个从来不会笑的小病友，就一次次逗他。小病友在冬天穿着厚棉袄，像个胖乎乎的矮脚鸡。梅医生就模仿大公鸡：先弯下腰，然后慢慢直起脖子，身子往后仰，发出公鸡“咯咯咯”的叫声，逗得那个小病人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梅滕更每次出诊，无论是在市区内，还是到郊外，他都不愿意乘轿子，或骑驴马，或驾驭着自己设计的小马车，途中遇到认识的长者或妇女，总会下来恭敬地行鞠躬礼，并且友善地和他们聊天。他每次一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成了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他们一边欢快地蹦跳，一边喊：“梅医生来了，快让路！有病的快来看病喽！”他也常常以一种好玩的方式，和小顽童互相鞠躬，并喜欢带着洋腔，和某个小男孩打招呼说：“你好呀，老头子！”而孩子们也总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他说：“您好，阁下！”

传记作家伊莎贝拉在她的书中说：“梅滕更博士机敏、和蔼与忠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的一个原因”；“尽管病人处境悲惨，但他们还是会被梅滕更博士的笑话逗乐”。确实，每次梅滕更在医院查房时，病房内总是充满了欢乐，许多病人都很期待见到他。在《梅滕更在杭州》一书中，生动描述了有一天早上发生的“好玩的一幕”：从床的这头走到那头时，梅医生被床撞到了膝盖骨，他忍不住大叫了一声“痛”，表情十分夸张。病人们立刻上前帮忙，现场一片忙乱。一位老妇上前揉他撞到的地方，一两个人开始给他扇风，另一个人抬着他的腿，一个人扶着他的背，还有人急忙跑出去叫梅医生的妻子，其余的人都关心地聚拢了过来。梅夫人赶到后，一眼就看穿了梅医生的恶作剧——他在享受这场“欢乐盛宴”。她拿来一个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一张照片，名之为“局势逆转”——医生变成了“病人”，病人变成了“医生”。梅滕更夫妇送出这样的“开心”无数。

在一张百年老照片上，在黑白画面里，两个人——一老一小、一高一低、一洋一中、一医一患，他们双手合一，相互鞠躬行礼。小孩儿大约四五岁的样子，穿着长衫；老者年过半百，戴着礼帽。这是梅滕更医生巡查病房时发生在廊道里的一个场景——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他鞠躬，梅滕更也深深鞠躬回礼——被定格成为经典瞬间。在那个妇女、儿童不被视为完整的人的时代，此举堪称惊世骇俗。梅滕更曾把这张照片印成明信片，四处分发。因为在梅滕更眼中，患者、未成年人、穷人、女性可能在知识上有差距，却拥有同样完整的人格，他们不是被慈善的对象，而理应作为人得到尊重。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这幅照片被塑造成为立体的雕像，竖立在浙医二院的门诊楼前，为人所景仰和纪念。

梅滕更于1926年离任返国，是时广济医院已有500张病床和3个手术室，每年治疗3000名住院病人和6万名门诊病人，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技术最强、管理最先进的西医医院之一。广济医校是浙江省首批医学培训学校之一，为浙江培养出大批的医护精英。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广济医院多次易手和易名，最后在1960年，定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直到如今。

创办其它疗养机构

莫干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以“清凉世界”著称于世。梅滕更于1910年到莫干山购地建房，地点选在炮台山的一块台地，建了一座英国古城堡式的别墅，附设网球场、游泳池、阅览室等。这座冬暖夏凉的古堡，一时间成为了莫干山的标志性建筑。但它不是梅滕更独享的，而是提供给广济医院的外籍医生和西教士，以及中方高层人士来此消暑度假的。由于这一带医疗条件匮乏，梅滕更又在莫干山开设了临时医院，利用医生来此休闲的时间，为当地百姓服务。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门诊室、外科室、病理室、药房等各种设置一应俱全。苏达立上山主理其事，安吉、孝丰、湖州一带的百姓都可以来这里看病。

梅滕更经常亲自为山民义诊看病，每次他一上山，他的信差就敲着铜锣满山跑，告诉周边的山民：“梅先生上山了，有病的都可以来看病了！”于是，在莫干山周边地区的山民百姓，有被人背着的、抬着的，或自己拄着拐杖的从各地涌来。他们相信并认可梅医生的医术，更重要的是，梅医生看病从不收钱。

梅滕更所建的肺病医院和疗养所，就坐落在宝石山上保俶塔的两边。他之所以选址于此，盖因肺病患者需要隔离和空气流通，当年对付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1895年，梅滕更向保俶寺和尚怀仁租地筹集；1899年，宝石山上、保俶塔下两幢主建筑落成，一洋一中，一大一小，一西一东，统称为西湖肺病疗养所，是杭州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

未料梅滕更此举于数年后竟招来“官司”。因保俶塔是建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古迹，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尽管其时已经破败不堪。肺病疗养所在使用十年之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予以收回。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影响“风水”。1909年1月，由浙江洋务局总办王丰镐出任中方交涉使，与梅滕更交涉，要求收回土地及房产。王丰镐赴沪与英国驻沪总领事磋商，并照会英国驻杭领事，双方争持数月未果，但王丰镐毫不妥协。时执掌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沈钧儒，也向省咨议局提出《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的议案。从“以保内地主权”一语，揭示出这场争执本质上是主权利益之争。

这是梅滕更来杭后所遭遇的最严重冲突，最终是梅滕更知难而退，作出妥协让步，将所有的土地契据共21件，连同已建房屋交还地方，由政府补偿有关建筑费用。该让步时让步，该妥协时妥协，这就是屈伸有度的梅滕更。从这一案例可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期，中西方在价值观、主权观、人权观、财产观诸方面，冲突是必然的，妥协是已然的，交融是当然的。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冲突依然时有所现。在1950-1960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凡有关梅滕更的史料文章，几乎全是批判性的，把他说成“英帝国主义分子”，一无是处。

时局动荡之影响与挫折

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事变”，在这场大动乱中，有189位西方传教士及其眷属被杀害，更多传教士被迫回国或逃往上海等沿海城市避难。据传，慈禧太后命令杭州的四位省级官员杀死杭州所有的传教士，但是其中三位拒绝了这个命令，这三人都是梅滕更的朋友。其中一位满族将领曾同其家人在广济医院看过病，因此对梅滕更等西方传教士的认识完全改变。在《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这样的记叙：1900年梅医生回国休假期间，慈禧太后曾下令消灭基督徒和外国人，正是这位满族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其他官员，拒不执行慈禧的指令，以此保护广济医院。其实在庚子之乱中，慈禧是否下过此令不得而知，但在广济住院治好疾病、平常与梅滕更院长交好的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图保护广济医院，倒也在情理之中。当时梅滕更正在欧洲休假，由于他与中国官员的友好关系，使得医院的生命和财产幸免于难，因此他回到中国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20年代，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排斥基督教运动）。1924年7月，《新浙江报》刊登一篇社评，揭露“英人梅滕更在杭的种种劣迹”。新成立的省政府发布通告，斥责梅滕更“假慈善之名，遂侵略之暴行”，然后把广济医院收归“国办”。

1926年11月30日，梅滕更夫妇黯然离开杭州，回到苏格兰爱丁堡。1927年，他创建的麻风病院由省政府接办。由于资金缺乏，再加上管理不善，广济医院日渐衰败。麻风病人更是得不到治疗，“病人打针者，不及2/10，以致病魔日见厉害”。最后政府出台政策，把病人遣散隔离了事。1928年，政府虽然将广济医院交还给圣公会，但因受创至深，难以恢复往日景象。太平洋战争期间，更是被日军占领。1952年，浙江省政府接管医院，传教士尽数离开。

离华返英之晚年岁月

梅滕更夫妇在杭州服务百姓45年，把一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在离开中国之前，梅滕更宴请杭州地方人士以告别，席间他用杭州话诚挚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了。”

离开杭州那天，大批学生、病人、医生、贵族和官员来到火车站为梅氏夫妇送行，表达感激之情。在上海登船离开中国前，英国驻华领事、许多传教士，医界同仁以及诸多他培养出来的医学毕业生，赶来与他依依惜别。梅滕更说：“我们为中国培养的这些优秀、年轻的医生、助产士、药剂师、护士，要比我们自己更有价值。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延续着我们的生命。”

梅滕更夫妇深爱中国，深爱杭州，中国元素已经深深融入他们的血液。梅滕更离华前曾说：“能够来到中国，我一直心怀感激。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他们终于退休了，已经超过英国圣公会差会的退休年龄10年之久。回到英国后，梅滕更并没有歇下来。除了阅读带回去的中国书籍外，他还将英文医学书籍译成中文。其实早在1895年，他就把英国伟伦忽塔所著的《医方汇编》介绍到中国：由他口译，由来自浙江慈溪的医家刘廷桢笔记下来。全书共四卷，由广济医局镌印，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译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上的一个范例。为了办医校，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等医学典籍。

梅滕更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前三分之二描述杭州历史名胜、西湖十景；后面三分之一才记述杭州医疗传教的回顾。夫妻俩爱杭州、爱西湖的情怀跃然纸上。

梅滕更另一重要的“退休生活”项目，就是常常外出演讲，述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分享他丰富的人生体验。他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其中包括苏格兰皇家地理协会名誉副主席的头衔。

1934年8月30日，梅滕更因急性肺炎在苏格兰爱丁堡去世，享年78岁。他和妻子梅福孙一同葬在西爱丁堡的迪恩公墓（Dean Cemetery）里，墓碑上刻着四个繁体汉字：“仁爱而劳”。英国教会誉他为“十字架下的英雄”。

梅滕更去世的消息传到杭州后，为纪念他，人们先后为他举行了两场悼念仪式，一场在广济医院举行；另一场在宝云山麓麻风病院的圣约翰小教堂，所有麻风病人都参加了，现场一片哀号。一位年纪最大的病人站起身来，准备说几句悼念的话，却悲从中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另一位女病人也站起来，但还没开口，就已痛哭失声。

在梅滕更逝世后第二年，《梅滕更在杭州》传记出版，成为那些渴望到海外从事宣教的传教士的激励，也为他们提供了指南。英国教会也特地为他写了一本名为《“人间天堂”的梅滕更》的传记，鼓励传教士“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专门研究医疗传教史的英文版《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全面介绍了英国圣公会派出的梅滕更等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疗传教的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