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自幼就读“严馆”

梅贻琦，字月涵，于1889年出生在天津。其父梅臣是清末秀才，后为天津盐务局职员。梅贻琦系家中长子，下有五个弟弟和四个妹妹。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梅家逃往保定避难。乱定之后，一家人虽然得以返回天津，但父亲却失去了工作，从此家道中落。“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梅父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家境虽不富裕，仍坚持送孩子上学读书。梅贻琦是天津严范孙家塾“严馆”最早的学生之一。后来，“严馆”成为一所西式学校并最终在张伯苓校长的努力下，使之变为南开学堂，继而南开大学。梅贻琦在“严馆”熟读四书五经，故国学功底深厚。日后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在南开学堂，梅贻琦成为张伯苓的得意门生。
 “庚款”学生留美
1908年，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后，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读书。1909年，清政府外务部决定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国学习之用，因此成立了“游美肄业馆”，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兴建校园，作为预备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校园建成后，外务部将游美肄业馆改称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这就是清华大学建校纪念日的由来。1912年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清华学校又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

1909年6月，梅贻琦考取了首批赴美留学生，在所有47人中名列第六名。因而得获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远赴马萨诸塞州格罗顿的劳伦斯学校(Lawrence Academy)读书。次年秋天，梅贻琦开始在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PI )学习电机工程。就学期间，他被选为电机俱乐部副主席。在校的最后两年，他住在学校的世界会(Cosmopolitan Club )里，并先后担任世界会的秘书、财务总管和主席。此外，他还在1912至1913年期间担任全美中国学生联盟东部分会的英文秘书。在一次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夏令营会上，梅贻琦决志成为基督徒。此后，他积极参与校内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学生基督徒协会，并且在1913年12月作为代表出席在堪萨斯市（Kansas）举行的全国学生志愿者大会。大学毕业那年，他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协会的财务总管。

从任教清华到教务长

梅贻琦于1914年获得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后回国，首先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一年，任干事职。翌年秋，梅贻琦受聘成为清华学堂的物理和数学教授。暑假期间，他回到天津见到张伯苓时，流露出自己对教书没有兴趣，张伯苓回答说: “你才教六个月就不想教了，你怎么知道自已没有兴趣呢？年轻人要学会耐心。回去，继续教下去!”日后，梅贻琦每忆及此，便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1919年6月，梅贻琦和韩咏华在北京东城基督教青年会结婚，当时梅贻琦已30岁，韩咏华26岁。韩咏华是韩家聪明、漂亮的的大女儿，梅胎琦当初在天津“严馆” 读书时，韩咏华也在那里，只不过当时她不得不女扮男装。三年后她考取了幼师，毕业后在两所学校的幼儿园任教，业余时间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在此期间，她与梅贻琦正式相识并订婚。自1919年结婚后，两人共同生活了43载，生育了五个孩子。

1921年，梅贻琦再次赴美，到芝加哥大学深造。1922年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欧洲作短期游历后归国，9月回到清华继续任教。1926年春，梅贻琦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37岁，在教授中是比较年轻的。之所以选中他，乃出于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1928年，梅贻琦奉派前往美国华盛顿，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管理清华大学在美留学生事宜。工作要求他前往各个学校检查工作，探望、关心那些留学生。他还将自己的办公室变成留学生的家，常常为他们举行各种聚会和活动，远道而来的学生就在他家里住宿。

清华大学校长1931年，梅贻琦接受聘请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时年42岁。当时国内局势风雨飘摇，学潮迭起，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在梅贻琦赴任之前，学生们已经赶走了三位校长。在1931年12月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梅贻琦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是矣。”他并且引用古语表达自己对清华的热爱：“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梅贻琦是一个谦虚、勤谨、忠诚敬业和责任心很强的人。他个性沉静、少言寡语、慎思熟虑，注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但他不乏幽默感。他自己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其同仁叶公超则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而清华学生则梅貽琦的口头禅来形容其校长的谨言慎行:“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但学生们从未撵过这位校长，无论什么时候，清华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梅贻琦把自己比作京戏里叫作“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也许正因为此，许多名人往往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唯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等溢美之词。

梅贻琦出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由所有教授和副教授组成清华大学教授会，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和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校务则采取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在任职清华校长十七年里，梅贻琦一贯提倡和推崇教育独立与思想自由的精神。他接掌清华仅四年后，清华的学生即较前增长了一倍，由原来的600人增加到1200人。学校设置了十个研究生科系，占全国所有研究生科系的三分之一强。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清华仅次于北京大学，位居全国第二。梅贻琦不仅新建和扩建了化学系大楼、五个学生宿舍、餐厅、教职员住宅区，还将圆明园遗址附近的一些土地买来，让生物系进行农业方面的试验性工作。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除不断邀请美欧科学家来清华举办讲座外，他还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梅贻琦首开先例，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若利用休假时间赴欧美从事研究，学校提供经济支持。清华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有名气但尚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中国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管理学校的方法包括明确原则和授权委派，一旦大的方针政策得到确定，教职员工在达成既定目标的前提下拥有相当大的工作自由度。“这种真诚的信任使大家都能在工作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梅贻琦也尝试着将中西文化中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在清华大学结合起来。中国的教育理念是使受教者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方人文教育则强调“平等和自由”——大学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教授和学生有学术和信仰自由。他相信“这两个原则基于基督教文明，即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延揽人才，聘请教师方面，梅贻琦总是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早在他做教务长，实际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务时，曾亲自到火车站去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梅贻琦的慧眼识才及求贤若渴，更在华罗庚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读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这整个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贯采取爱护态度。抗战爆发前夕，清华学生抗日情绪非常激昂。有一次，宋哲元派军队到清华清查，严令士兵们不得使用枪弹，不想竟被学生们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这下惹了大祸，当晚就有一个师的部队荷枪实弹进入校园，结果有大约20学生被捕，而且大都是无辜的。次日，梅贻琦召集全校师生讲话，以沉痛的语气告诫学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若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清华的学生们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学校为支持学生而停课三个星期，让学生可以参加军训。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学校也纷纷采取同样的方法支持抗日。抗战期间，清华校园学生为抗日，为爱国，为向当局施压，经常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政治动乱的情况下，梅贻琦始终努力在清华维持一个相对正常的校园学习环境，极力设法避免外界对学校生活的干扰，以致清华大学被誉为中国北方唯一可以找到“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

西南联合大学校长

随着日军大举侵华，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内地，在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华中危急。1938年，“长沙临大”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清华师生遂携带着实验室设备和图书，或徒步，或乘坐车船，辗转千里，最后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由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三人组成常委会，梅贻琦出任常委会主席兼校长。同年5月4日。“联大”开始上课。那时，“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大的学校，共有26个系，两个训练部门和一个预科部，共有注册学生3000多人。是年夏天，梅夫人带着五个孩子取道上海、香港、到昆明与丈夫团聚，开始了在“西南联大”将近八年的生活。

当时师生的学校生活条件极差，战时通货膨胀，物资匮乏，教授们难以维持家庭生计，学生们每日两餐皆为素菜白饭，以至于1943年11月的《星期六晚报》这样描述说: “食不果腹的老师在教一群饥肠辘辘的学生。”1938至1941年间，日军飞机频繁空袭昆明。白天，师生们常常要“跑警报”，即跑到庄稼地或墓地里躲避空袭，空袭过后再回到教室上课。作为校长的梅贻琦和师生们同甘共苦，他和妻子、四女一子每天的基本食物只是辣椒拌饭，出门以步当车。为了不使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挨饿，梅贻琦想方设法为大家解决生计问题，如派人到农村去采购粮食，或把学校内一些多余的设备卖掉。在那艰难的八年里，大家公认“梅贻琦校长一心为公益。”他的简朴、诚实与慷慨助人赢得了人们极大的尊重。

战时因图书、资料和设备不足，学校课程难免受到影响，但学生们也能因从三所学校的179位专家那里选课而大大受益。除了23位教师，其余所有的正副教授全都在美国或欧洲学习过。当时主管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无一不是饱学之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负责新校舍建设的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清华的散文家朱自清、诗人闻一多和国学大师吴宓主导了联大的中国文学系；此外还有一些清华的著名学者服务于联大，包括陈达(1916届社会学系)、梁思诚(1924届建筑设计系)、吴晗( 1934届历史系)等人。梅贻琦还起用那些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担任教职，如陈省身和华罗庚(数学系)、周培源(物理系)、陶宝楷(工程系) 和陈岱孙(经济学系)等。他们中许多人能够在讲课时使用英语，使用美国和英国的教材。所以尽管战时的处境很糟，联大在教学上始终保持着高标准。联大的实验室虽然曾经三次被炸，但里面每日仍有很多充满热情的学生，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科学家和教授。1957年，联大的两位毕业生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西南联大培养、造就领袖人物的作用为世界所肯定。

由于梅贻琦多年来在清华大学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其母校，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荣誉工程学博士学位。

梅贻琦凭借高超的智慧和领导能力帮助清华度过了混乱的30年代，又帮助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度过了战乱的40年代。战争于1945年8月刚刚结束，新的挑战就来到了面前。战后第一年，梅贻琦负责重建遭日军洗劫的清华校园，准备回迁。抗战期间，清华校园被日本军队当作医院、酒吧、妓院和养马场。学校百分之九十的家具和设备都丢失了，大部分校舍遭到严重毁坏。避乱八年后，联大于1946年5月4日在昆明举行了停办仪式，那天正好是五四运动27周年纪念日。参加的人员有2000名学生和教授、校友，以及地方来宾。然后他们同无数战争难民一起踏上艰辛的返回北方家园的路程。1946年10月10日，清华校门重开，学生人数较战前增加了两倍多，其中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工程系。清华还用庚子赔款基金累计的利息购买了许多图书和设备。

教育理念

自1931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他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方针，以他一贯廉洁奉公、公正严明的作风，受到全体师生的欢迎和敬重。从担任校长之始，他就提出了自己几个基本的教育理念。在其就职演说中，他首先讲到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一理念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与实践，无论是在北京的清华，或在西南联大，还是在新竹的清华，他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理念，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为此他始终坚持两点，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因此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荟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有校友回忆说：“梅校长主掌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为造就有用之人才，他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其教育理念之名言，一直为教育界人士所称道。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名列前茅，他们使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

对于青年学生的教育，梅贻琦采取了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模式。这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这种通才教育要求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梅贻琦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并且首先强调教师的师德，在他眼中的“大师”，是学问、道德皆优秀的楷模。他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即以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的教育方法。其次，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

梅贻琦亦深知惟有具备健康的体魄，才能完成学业，才能在将来成为有用之才，而且能发展出健全的人格，所以他提倡体育运动。早在1926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时，就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但他不赞成具有危险性的高难度运动，因为学生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1934年，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 他的这一理念奠定了清华大学重视体育的基础。

政治态度

在政治上，梅贻琦一直持守中间立场，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所请演讲人中，各种人物都有，如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在西南联大八年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组织。对青年学子，他始终坚持不给他们灌输任何政治派别的思想，而是培养他们个人的判断能力，使他们依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取舍与政治方向。在清华历次学潮中，梅贻琦不分背景和党派，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遭遇到危险，就毫不犹豫地予以保护。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学校捉拿进步学生，每次在学校事先得到当事人名单后，立即设法通知学生躲避，这样使许多学生免遭逮捕。

1948年12月13日，共产党军队从清华门前通过，对北京形成包围。12月21日，梅贻琦和另外一些学者乘坐国民党派来的一架专机飞离了北京。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却继续坚持其一贯的中间立场，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他始终婉拒，依然属意于教育。1949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主席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同年12月，梅贻琦飞抵纽约，此后五年里，他住在纽约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管理庚子赔款中国学生留美基金，用那笔钱资助了大约4000名在美没有经济保障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梅夫人则携儿女于1951年1月从香港飞到纽约与他团聚。

尽管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清华师生们极力挽留，梅贻琦还是选择了“出走”；尽管北京解放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对北大、清华两校教授们说过：“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他还是留在了国外。据说有一次，可以无话不说的友人问梅贻琦，为什么不留在中国大陆时，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做“反革命”（指“右派”之类），一是做傀儡。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的，所以只能离开。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多年，能够兼容左右，他很现实，虽不从事政治，但对政治认识得很清楚。他拥有理性和洞察历史的先知先觉，他似乎预知到了什么，因而也避免了什么。

台湾晚年生涯

1955年，梅贻琦被请回台湾创建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所。他亲自选址，指导建筑设施，购置图书和设备，并监督实验室和厂房的建设工作。在新竹举行的“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建成庆典上，教育部长这样讲道：“清华反应堆写下了中华民国科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这也标志着梅博士在献身教育和科学上的最高成功。”1956年，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再次担负起校长的职责。他又一次发下真诚服务的誓言，同时也请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也都发下同样誓言，赢得了又一代学生们的真诚爱戴和尊敬。

由于梅贻琦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直到他1962年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与高度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因其一手奠定了台湾清华的基础，故又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1959年，梅贻琦在台湾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还兼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当胡适博士担任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时，梅贻琦又被任命为副主席，主持制订《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的工作。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简食少眠，积劳成疾，1960年5月，梅贻琦因罹患骨癌入住台大医院治疗。1961年2月获准辞去教育部长职务；1962年2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5月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于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因病情恶化在台北去世，享年73岁。死后葬于新竹清华校园内，其墓园被称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栽植的花木，故又曰“梅林”。师生们每年都会到梅园向老校长献花致敬，“梅贻琦纪念奖章”更成为该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在北京，清华大学于1989年举行了纪念梅贻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海外清华校友赠送的梅贻琦半身铜像在此次活动中揭幕。

梅之遗属

梅贻琦去世后十多年，梅夫人韩咏华一直在美国居住，其长女祖彬住在洛杉矾，三女祖杉住在费城。应周恩来之邀，韩咏华于1977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欢迎与接待，不久即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韩咏华于1993年8月逝世于北京，享年100岁。

梅贻琦和韩咏华共育有四女一子，即长女梅祖彬、次女梅祖彤、三女梅祖杉、独子梅祖彦和小女梅祖芬。梅祖彦早年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49年又毕业于父亲梅贻琦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然后于1950年再赴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读硕士学位。1954年3月，梅贻琦去台湾开会，梅祖彦却借道欧洲返回中国，没料想父子俩纽约一别竟成永诀。梅祖彦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水力工程学，直到1998年退休。小女儿梅祖芬因当年在清华大学读大二，未随父母出国。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军参加抗美援朝，后来在大连铁道学院教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梅祖彦一直不能与父亲见面，直到1996年，他才得到机会到台湾访问，在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和张昌华老教授陪同下，到父亲梅贻琦墓前行礼致哀，献上迟到了34年（从梅贻琦1962年去世之日算起）的一束鲜花。

梅祖彦于2003年5月去世。2005年1月25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一个纪念仪式上，梅祖彦的遗孀，原北京大学教授刘自强女士将梅贻琦遗留下来的一幅画、使用过的印章、家具和一些照片捐赠给了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