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高维诺

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又译若望·孟德高维诺）于1247年生于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Salerno）。他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热心向道，并立志修道。大约19岁时发愿加入天主教方济各会，很快晋升为司铎（神父）。1280年，孟德高维诺奉派前往中东地区宣教，先后在亚美尼亚、波斯等地传教近14载，成绩斐然，经他带领归主者甚众。1289年，亚美尼亚国王海顿二世委派孟德高维诺为代表，拜见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

由于蒙古铁骑西征，扩张远至欧洲，东西方联系也日益紧密起来，罗马教廷与蒙古宫廷之间时有使者往来。尼古拉四世听闻中国人口众多，却鲜有听信福音者；又闻元代中国皇帝对基督教持开放态度，优待西方教士，遂物色合适之传教士，赴中国传福音，开创传教事业。由于孟德高维诺信德才干俱佳，又具有多年在东方国家传教的经验，因此他成为赴华传教的最佳人选。1289年，尼古拉四世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教廷使节前往中国，并致函沿途所經各國君主，敦請他們善待孟德高維諾，以使其能安抵中國。 

孟德高维诺随即于1289年7月，与本会唯一同伴尼古拉会士一道启程东进，先沿陆路经东欧、西亚到波斯，再取海路到印度西海岸登陆。他们先到印度南方的梅里亚波，朝拜了圣多马之墓，并在那里留居13个月。该城又名圣多马城，是因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多马在此设立教会而得名。其时该城已建有一座圣堂，名曰圣多马堂，孟氏二人就住在这里。期间，尼古拉不幸病逝于此，遂被安葬于圣多马堂中。次年，孟德高维诺从印度乘船启航，几经辗转，并长时间海上颠簸，穿过马六甲海峡，于1293年抵达福建泉州上岸。遂又继续北上，最后于1294年初方抵元朝大都——北京，时称汗八里（突厥语，意为“可汗之城”）。

孟德高维诺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他随即呈上教宗玺书，书中大意是谢其保护圣教之恩，并劝他尽快奉教之语。时已年近八旬的忽必烈览毕，只说一句：“各教都好，不别据守一教。”孟德高维诺遂向皇帝提出传教要求，得蒙允准，并照旧予教士教友以优待。

1294年2月18日，元世祖忽必烈崩逝。因太子真舍早亡，由皇孙铁穆尔继承皇位，称元成宗。成宗在位13年，谨遵列祖旧法，继续对宗教施行开明政策，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孟德高维诺因此得以留居汗八里，开创拓展基督教宣教事业。

孟德高维诺在传教策略上采取精英路线，希冀先使中国的皇帝、贵族、官僚和知识分子信主，然后再带动全民归主。因此他首先在蒙古贵族中间传福音，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使原本信仰景教的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及其属下部族改信了天主教。他在1305年1月写给其他教长的信中写道：“他（阔里吉思）将其人民中的大部分人都引向了天主教的真正信仰，为崇拜我们的上帝、神圣的三位一体……，而建造了一座具有那种皇家荣耀的漂亮教堂，称之为‘罗马教堂’。”

在同一封信中，孟德高维诺谈到他当初在北京传教之艰难，并景教徒对他的嫉恨与干扰：“我初来中国，居住北京，大遭聂斯托利教的嫉妒。他们在皇帝面前说我是敌国的侦探，并非教皇使臣。又说我在印度时，劫杀了某国进贡使者，并抢夺其所有财物。因此事关重大，恐难取信于人。又贿买数人作证，异口同声，都罪证确凿，势欲将我陷害。朝廷屡屡提审，几遭不测之祸。五年之后，蒙天主保佑，仇敌一人，自认诬告之罪，于是洗清沉冤，才得完全昭雪。皇帝即将为首的妄告者，连妻儿一齐发配充军。自此以后，方得自由传教。我建起两座大教堂，堂有两钟楼，内悬三钟。至今领洗者以有六千之多。若不是异教人千方干扰，受洗人数至少也有三万。我还建起一所学堂，一所修院。”

孟德高维诺在北京孤身奋战了10年之久，先后于1299年和1305年建成两座大教堂，後一座教堂离皇宫很近，那里的人早晚都能听到教堂里的歌颂声。他还兴建了学堂和修院各一所，并发展信徒6000余人。随着教会增长和教务的需要，孟德高维诺急需同工。他先后于1305和1306年，两次致函教宗格莱孟五世（Klement V），除报告在华传教情况外，再三请求派遣“德性高尚、精通教义”的传教士来华。1307年7月，教宗特意祝圣了7位方济各会修士为主教前往中国，同时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汗八里大主教，统管全国7位主教，3万教友；同时兼管东方教务。那时在大都、甘州、宁夏、杭州和西安等地均设立了主教驻节堂。

遗憾的是，7人中有1人因病未能启行；3人于途中病逝于印度，只有阿布意尼的杰拉尔(Gerard of Albuini，又译日辣尔)、卡斯特洛的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又译伯肋格林)和佩鲁贾的安德烈(Andrew of Perugia，又译安德肋)于1308年抵达元大都。

1313年，孟德高维诺在刺桐（Zayton，今泉州）建立了中国第二个主教区，任命杰拉尔为首任主教，管理中国东南教务。教区建立后不久，即得到当地信徒的大力支持。据安德烈称：“在大洋海岸有一相当大城市，波斯语称之为刺桐。城内有一富有亚美尼亚妇人，建一十分雄伟华丽的教堂，后来总主教将此教堂作为总教堂。此妇人生前自愿将此教堂交于杰拉尔主教及其同伴修士。”

杰拉尔去世后，裴莱格林接任主教。1323年7月，裴莱格林逝后，安德烈成为第三任主教。1326年1月，安德烈致信佩鲁贾修道院沃登神父写道：“我抵达刺桐时，裴莱格林修士还在世。在距城四分之一英里的小树林中，我建造一所舒适而 华丽的教堂，堂内有各种办公室，足够二十位同工使用，另有四室，可供任何高级教士享用。……此教堂就其华丽舒适而言，全省的教堂寺院无出其右者。此后，随 他方便，有时住自建教堂，有时住总教堂。”由此可见，泉州教务得到发展，安德烈又修建了一座教堂。安德烈在任期间，得到元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有丰厚的资金，更可以自由传教。他还兴建了两座方济各会修院，并将在印度殉道的方济各会士遗骸迁来，埋葬在泉州的方济各会院内。此时的泉州教区与北京教区成为元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两个重要基地。

孟德高维诺在中国生活和传教34年，期間他為30000多人施洗；他还与高唐王阔里吉斯合作，将《新约全书》及《旧约·詩篇》译为蒙文，又将《拉丁文日课经》全部译出，正式将罗马天主教教义介绍给中国，堪为中国天主教事业的奠基人。据《孟德高维诺遗札》记载，阔里吉斯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领受小品神职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从事文字传教者。他曾出资在西京（今大同）建造起一座天主教堂，是为山西省最早的天主教堂。

孟德高维诺于1305年建造的能够容纳200多人的教堂紧傍王宫，每日唱经奏乐，音达紫宸。元成宗曾率领文武百官前来圣堂恭瞻圣礼，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天主教弥撒圣事的中国皇帝。孟德高维诺所创学堂和修院，先后收养孩童150名，向他们传授拉丁文、圣乐和教会礼仪。

1322年来华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和德理（Odoric de Pordenone），曾在北京协助年事已高的孟德高维诺三年，在其日后所撰《和德理游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在中国多年，见皇帝如何崇信教士，大有开教之望。宫廷内特设款待教士之馆。皇帝有事出京，必求教士祝福，而其钦敬十字圣架，尤其令人欣慰之极，一日皇帝（泰定帝）自京都外出，总主教孟德高维诺和我及其他会士二人出迎，行近銮车，我等即高举十字圣架，齐唱伏求圣神降临之经，皇上听见经声，问左右说，此何人也？左右回答：泰西修士。即传旨命我四人近前，一见十字架，即免冠起身敬拜，又用口亲，以示敬慕之意。我又以苹果一盘奉上，皇上欣然赏收，和蔼热情，绝无小看之意。皇上的近臣侍卫中，亦多奉教之人……”。天主教会与元代皇帝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328年，孟德高维诺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当时在华天主教徒已达数万之众。据史料称，孟德高维诺去世后，大都民众同声哀恸，出殡之日许多非天主教友都前来为他送葬，并争着收藏他的遗物以作纪念。他的墓地后来亦成为民众虔敬瞻仰之处。有人如此评价说：“总主教劝化了很多人信奉天主教。他为人正直热心，深得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爱戴，皇帝本人也对他非常敬重。”当时驻波斯的总主教阿拉，在其撰写的《大可汗国记》里，亦赞扬孟氏说：“收得耶稣信徒甚多，为人正直坦白，人神喜悦，尤见宠于大皇帝。如果没有聂派教徒之阻碍，则全国必改奉天主正教了。”由于孟德高维诺在华传教功绩卓著，故有“中国宗徒”之称；逝后亦被罗马教廷列入了真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