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怜

一、从牧羊童到宣教士

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于1785年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的肯尼蒙特（Kennethmont, Aberdeenshire），6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由于家境贫穷，米怜幼时即需出外牧羊。长年与羊群、牧童为伍，使他举止粗野，污言秽语成习。幸于当地得遇敬虔之基督徒的帮助与引领，不但学得编筐与理麻等谋生之技，而且始知基督信仰之真道。米怜16岁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受洗加入教会之后热心追求，灵修、祷告不辍，更立志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

1809年，24岁的米怜决志奉献自己做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遂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当时伦敦会正在物色人选去中国协助马礼逊工作。当米怜与遴选委员们面谈后，却被认为不符合去中国做宣教士的资格。因为他们觉得米怜举止言行较粗俗，文化素质也比较低。而去中国这种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宣教，一定要像利玛窦、马礼逊那样的饱学之士，而且受过医学和科学方面的训练才够资格。他们担心他去中国会给马礼逊帮倒忙，给宣教工作带来损害，甚至遴选委员中有一人说：“你去或许做个杂役还合适。”米怜前往中国宣教之心迫切，随即回答道：“只要是关于宣教的服事，无论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我愿去洗衣、烧饭，做马礼逊博士的仆人，服侍他，只要让他专心传道，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他的勇气和谦卑感动了委员们，最后被宣道会所接纳，并送他去高士坡宣教学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训练。米怜以行动证明了自己，1812年毕业后，即被按立为牧师。同年8月，与丽切尔小姐（Rachel Cowie）结婚，不久便带着新婚妻子登船启程前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中国。

二、献身于中国宣教

米怜携夫人于1813年7月4日抵达澳门，成为第二位来华新教宣教士。他们的到来，使在华孤军作战逾六年之久的马礼逊夫妇备感欢欣。在他们抵达澳门的当天，马礼逊在日记中表达了欣喜之情: “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来，是我七年来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为事实了，真令我乐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愿望，并且经常为此事祷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来，除去她的寂寞，与她一起忠诚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会因米怜夫人的到来而喜出望外。”由于澳门葡萄牙总督不准米怜在澳门居住，他只好留下妻子与马礼逊夫人同住，自己转往广州。马礼逊先安排、帮助米怜学习中文，以便日后能一起将圣经翻译为中文。

学习中文对初到的米怜极具挑战性，他曾如此形容说：“一个人要想学好中文，必须具有铜的躯体、铁的肺腑、橡树的头、弹簧的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般的记忆和玛土撒拉的寿数”（注：玛土撒拉是圣经中最为长寿的人物）。留守在澳门的米怜夫人，于1813年10月14日生下长女Rachel Amelia。

由于米怜在广州也不被准许长久居留，天主教背景的葡国政府又不欢迎新教传教士留居澳门。六个月后米怜只好离开中国，前往爪哇、马六甲和槟榔屿，寻找合适地方作为永久性宣教基地。

三、到马六甲开拓宣教基地

1814年，米怜成功地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当时统治马六甲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拨地给他们兴建宣教总部。1815年4月，米怜携眷前往马六甲开拓宣道工场，同行的还有马礼逊所推荐的刻板印刷工匠梁发。在这次航程中，米怜夫人又诞下双胞胎男婴，其中之一，就是后来伦敦会著名宣教士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这对孩子的出生，为漂泊异域的夫妻俩平添了无限的喜乐。

为突破清廷严禁传教及禁印福音书刊的法令，米怜一到马六甲就开设印刷所，在梁发帮助之下印刷中文圣经、布道书册及福音单张，并和马礼逊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自任编辑。米怜说：“当宣教士不能亲自向人传福音时，他的责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书刊）出去。谁说这些平安的使者不会先把主的道路铺直，不会把一个民族为主预备好呢？” 1817年11月，马礼逊和米怜二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为成立“恒河以东宣教差会”（The Ultra-Ganges Mission）拟定了计划书，呈送伦敦宣道会审阅。计划书的内容包括开办免收学费的中文书院、发行中文月刊、开办中文、马来文和英文的印刷事业等等。

梁发因工作关系常有机会读到圣经，以及米怜编写的福音书册，更为米怜的身体力行而大受感动，不久决志信主，并于1816年11月3日从米怜接受洗礼归信耶稣基督，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第二位信徒（注：首位是蔡高），后来马礼逊按立他为牧师，从而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可称为米怜“属灵的儿子”，他后来不但成为马礼逊在华传道的好助手，也成为不同宗派来华宣教士的福音伙伴。

四、参与翻译圣经

从事圣经翻译对于初步掌握中文的马礼逊和米怜绝非易事。首先他们要考虑的是采用何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当时有人主张采用中国经典的语言，即以深奥的文言文翻译；也有人主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以便于人民大众阅读。最后，马礼逊决定采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间文体，即浅白通畅的的文言文来翻译圣经。米怜在其《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中，道出马礼逊决定采用这种文体的理由: “他决定采用中间文体，是因为这种文体在各方面都最适宜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若干庄严肃穆，却没有使这些书籍难以明白的极端简洁；另一方面，对一切稍微懂得阅读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中。既不会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懂，也不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米怜功不可没。虽然米怜长时期漂泊于澳门、广州和南洋群岛之间，但他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并很快协助马礼逊翻译、修订中文圣经。从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记中可知，米怜已经为马礼逊修订新约至《希伯来书》第八章，也完成了《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翻译，并且计划在1818年完成他所负责的旧约十二卷书。1819年10月，米怜完成了由《撒母耳记上》至《约伯记》等十卷书的翻译初稿。同年11月，他宣布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

旧约其他经卷的翻译，都是由马礼逊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伦敦宣道会，报告圣经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其中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感觉出他如释重负般的欣喜与感恩：“藉着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了……。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籍而固执于私人的成见。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这些条件，都是翻译一本如《圣经》这样的书所不可或缺的。……丁道尔（按：因翻译圣经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烧死的殉道者）被绑在柱子上快要被烧死时，曾高声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的祈求似乎已经上达于天，得蒙应允了。如今，让我们以热诚作出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也能看得见吧！”

圣经译完后，手稿送往马六甲英华书院，最后的修订和印刷工作又耗时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圣经才以传统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为《神天圣书》。1824年，该圣经译本由马礼逊亲自带回英国，呈献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年会上。可惜米怜在1822年病逝，未及见到这本中文圣经的出版。他在离世前几个星期写信给马礼逊，赞誉说:“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将必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拯救许多人的灵魂。”

五、共创英华书院

马礼逊极富远见，当他在广州、澳门等地埋首于翻译圣经、编纂字典之时，就已经设想在东南亚设立一个宣教基地，在等候中国大门打开之日的同时，致力于文字出版工作，并计划建立基督教书院，培养人才。米怜的到来使他的构想得以实现。

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首任校长米怜的主持下举行了奠基典礼。从马礼逊草拟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可知该校设立的目标:“本校实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学。一方面可让来自欧洲的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让恒河以东的学生学习英文、欧洲文学和科学。所谓恒河以东的国家，包括中国、交趾支那、东马来群岛的华人聚居地、琉球地区、高丽和日本。本校将会有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导学生东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识，务求能够给予学生深远的影响。”此外，马礼逊在为英华书院签订的契约书中，更直接表明，该院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将会被派往恒河以东的亚洲各国，引领人们归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立，到1843年迁往香港，在马六甲历时25年。前后七任校长，皆为伦敦宣道会的宣教士，依序为米怜、宏富礼（James Humphrey）、高大卫（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汤雅各（Jacob Tomlin）、伊云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汉学家的资格，例如: 高大卫翻译《四书》；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学大师。书院的教师，西学由宣教士担任，中学则由华人学者担任。此外也聘请马来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师，充分表现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学生主要来自马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初创时只有七位，以后维持在二、三十位之数，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位。虽然当时在马六甲的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但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西籍学生不多。华人中虽然大部分人讲闽南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米怜的共识: 这所学校是为中国、为将来而设的。

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44年改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57年后，即于1913年复校，直到今日，为中国近代教会与社会培育出无数英才。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中西校友中较为后人所知，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数位: 如中国文字印刷出版事业的先驱、第一位基督教牧师梁发；香港早期企业家、革命家何启的父亲、第二位华人牧师何进善；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袁德辉；中国近代著名买办唐廷枢，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亲宋佛俭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礼、高大卫先后担任母校校长；汉学家亨德（William Hunter），着有《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为早期中外关系史珍贵资料；以及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因其各方面出色的成就与贡献，米怜荣获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颁赠荣誉神学博士学位（D. D.），故有米怜博士之称。从一个牧养童成为一个神学博士，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取得惊人之成就，非常人所能为。

六、忠心至死

1819年1月，米怜夫人再产下一个男孩，惟产后不久，不幸染上热病及痢疾，于3月20日去世，年仅35岁，遗下四个年幼子女，其中最大的不满6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米怜悲痛万分，常常以泪洗面。米怜本人亦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但他强撑病体，在忙于各方面工作之余，还要兼负母职，照顾幼儿稚女，其艰难可想而知。在1821年9月26日写给马礼逊的信中，米怜坦诚相告：“亲爱的罗伯特：我病倒了。现在才有点力量给你写信。卧床快一个礼拜了，严重的咳嗽，头痛，心痛和肝病，折磨着我。……医生竭力劝我出海旅行，这是最快捷、可靠的有效疗法，我也相信这样做会使我复元。但是，我怎能离开这里呢？工作由谁来接替？印刷还要等半年，才可告一段落。英华书院的工作不能停顿，……刊物要继续出版，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作。……请原谅我写这封短信。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是生是死皆由祂决定。”

1822年3月，米怜不得不遵医嘱，暂时放下工作，前往新加坡旅行休息。同年5月31日，米怜回到马六甲准备继续工作，未料想两天后便离开了世界，年仅37岁。马礼逊的妻子玛丽，从英国返回澳门之后便染上霍乱，早于1821年6月10日辞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使马礼逊备感忧伤。从马礼逊182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可见他内心的痛苦与坚韧: “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欢迎米怜夫妇来到澳门，但如今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四十岁便离世了，留下我孤苦伶仃的独自生活。然而，主的旨意总是好的，因为他们都是在福音的应许和盼望中去世的，而且都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忠心地把骸骨留在战场上，他们尽忠于救主的大业，直到最后一天。他们没有一个是临阵退缩的，甚至连最不幸的玛丽也是回到中国之后才死亡，这令我心感欣慰。”

米怜夫妇死后皆葬于马六甲。米怜太太的坟墓现今仍在马六甲基督堂（CHRIST CHURCH MALAKA）后面的荷兰墓园内；至于米怜的遗体, 据说也是埋葬在这里，但已无法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