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恩溥

一、早期背景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于1845年7月18日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佛农（Vernon)小镇，父亲是公理会教会牧师。1864年，年方19岁的明恩溥成为威斯康辛第40步兵团的志愿兵，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战后他进入贝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读书，1867年毕业于该校。此后他又先后在波士顿的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和纽约外科医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New York）就读，为他日后奔赴海外宣教工场做了充分的准备。据其同班同学、后来与他在中国同工的博恒理（Henry D. Porter）回忆说，明恩溥为人幽默风趣，叙事生动，文采也非常好。

1871年，明恩溥在贝洛伊特与艾玛•迪金森（Emma Jane Dickinson）小姐结婚；次年，他接受按立成为公理会教会牧师，不久即受公理会海外传道会（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差遣，与年青的妻子一道登船前往中国宣教，没想到这一去就是54载（1872-1926）。

二、入华宣教

明恩溥夫妇先在天津，一面适应新的宣教环境，一面学习中文。为了解中国，他们经常深入民间，上至衙门官员，下至街头乞丐和苦力，接触各界人士。1877年，山东发生大灾荒，明恩溥被派往山东，在鲁西北一带赈灾，向115个村庄，4,000余户人家，约12,000灾民发放了12,000银元的赈款，同时也把福音传给各地百姓，使多人信主。1882年，明氏夫妇在山东恩县庞家庄定居，此后生活在农村长达20年之久，先后在那里建立起教会、小学、中学和医院，使庞家庄成为美国公理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宣教据点。1893年，明恩溥又在附近的临清县建立了教会。到1905年时，他已经在恩县若干村庄设立支堂38处，信徒也增至1,260人，大大拓展了公理会在华的宣教工场。

三、文字著述

在宣教过程中，明恩溥深入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风土民情，体察民间百姓疾苦，故被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邀为驻山东通讯员，经常发表新闻报道和文章。 由于明恩溥在中国工作、生活了54年，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期间他还经历过庚子拳乱的生死考验，因此对中国社会、文化、及乡村生活了如指掌。明恩溥一生笔耕不辍，写下了10卷左右有关中国文化、历史与社会的著作，把中国清晰而生动地介绍给了世界。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是《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这是他在华宣教22年之后，于1894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该书是由他连年为《字林西报》所写的对中国人的观感汇集而成，书中总结了中国人的特性共26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反思。诚然，他的立场和观点，他的视角与结论难免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书中也不乏针砭、偏颇之辞。然而，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察可谓入木三分，甚至令读者拍案叫绝，相信今天的读者自有判断。

明恩溥一生五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华日久，爱华日深”，虽然他这种爱并不完全表现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却可以体会到他的爱之切，责之痛。在明恩溥笔下，中国人的优点比比皆是，比如生命力顽强，恪守礼节，遇事忍耐，以及对一方土地的热爱与眷恋等等。但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文化的缺失，以及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他说中国人缺乏诚信和公共精神，说中国人喜欢乱占道路，对残障、精神病、遇难者、陌路人、妇孺、以至牲畜等缺乏同情心，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等。最后他写道：“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良心。”而“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永久地、完全地满足这种需要。”该书后来被译为日文，题为《支那人之气质》。明恩溥也因此由原来的报社通讯员升格为专栏作家，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而闻名。

明恩溥的书不是只说好，而是力求公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的继承，不好的改正，这样才能变得更好。真爱是必须批评的，这样的爱是一种公允之爱，而光有赞扬和吹捧的爱是没有价值的。这种真爱以及明恩溥的文风，我们在林语堂先生的《吾国吾民》和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的处女作《东风•西风》中，都可以深刻体会到。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特性》就是一部充满真爱的、颇为公正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著述，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成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之作，而且对后世中国学人影响至深，开创了中国国民性研究之先河。

《中国人的特性》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生前多次在文章中提及。他21岁在日本时，就仔细研读过该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在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上，他在一篇文章中语重心长地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之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14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凌晨，鲁迅病逝。

明恩博认为中国的乡村就是中国的“缩影”，在写于1899年的《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中，他对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观察和记录。

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的开头10年，欧美青年热烈投身于海外宣教运动，召开一次又一次的宣教大会，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宣教书籍。明恩溥身为资深、勤于写作的传教士，深受后辈的敬重。他在这期间所写的书，都列为宣教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1907年出版的《中国的升起》（The Uplift of China)，是为美国的青年宣教运动（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而作。后来在英国加以修订后，又成为适合英国青年阅读的版本。

以上这三本书都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此外明恩溥还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如《中国文明》、《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明恩溥的晚年，主要在河北通州府从事神学方面的写作，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教务杂志》，以及英文版的《中国基督教年鉴》上，都发表过许多有关宣教和中国时局的文章。他的著述和文章、手稿、信件和日记等资料如今都收藏在他的母校——威斯康辛贝洛伊特学院——的图书馆特藏馆内。

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宣教大会上，按照以往惯例，大会主席仍由一位英国籍和一位美国籍的宣教士共同担任。明恩溥和英国长老会牧师汲约翰（John C. Gibson)被公推为大会主席，由此可见明恩溥在中国教会界的影响与地位。

四、对义和团的主张和看法

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明恩溥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令他“不能不叹息痛恨”，“不忍不言”。在明恩溥眼里，义和团是蒙昧和残忍的。他理解中国人仇视洋人的思想基础和民族情绪，但却坚决反对义和团的排外与暴力行为，认为他们与先进力量为敌，靠迷信和谣言生存。明恩溥受过现代教育，他无法认同歪理邪说，认为这种做法只会给中国带来混乱和灾难。因此他明言：义和团不是在救中国，而是在亡中国；也因此多次撰文，呼吁清政府和西方国家采取行动，设法扑灭。“若这事继续下去，则铁路、矿务、商业、差会，将在一个共同的毁灭里同归于尽。”他写信控告支持、纵容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要求清政府把他这样的巡抚革职，并永不叙用。当袁世凯被派到山东担任巡抚后，平息了义和团，明恩溥为他叫好。

当北京陷入动乱之时，明恩溥夫妇也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内。他一手拿枪自卫，一手拿笔，记录下所见所闻。l0月 27 日，明恩溥在民意调查杂志《展望》上发表了“对北京的惩罚”，一文，记述了义和团对北京的破坏和八国救援队进京的实况。脱险之后，他将亲身经历与见闻，写成《中国在动乱中》（China in Convulsion)一书，于1901年出版。该书分为两卷，论述了义和团的起因，在京、津地区的发展概况，以及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经过，留下来宝贵的历史资料。该书有一段记述了义和团肢解俘虏和尸体之后还要烧掉，说是因为义和团相信，基督徒死后第三天可以复活，“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因此他们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残忍。明恩溥分析说，中国人认为义和团有超自然能力，基督徒认为义和团是魔鬼撒但，这些都不对，义和团不过是一批靠造谣和自吹自擂而扰乱了中国秩序的人，因此要镇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救中国。从他这一观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恩溥——一个呼吁镇压义和团的人，会在义和团失败而清朝赔款定案之后回国，不辞辛苦地游说美国总统和政府退还庚款给中国的举动了。因为他认为，镇压义和团和美国退还庚款同样是对中国有利的。他建议用退还的庚款开办和津贴中国学校，理由就是“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五、退还庚款的大力推手

明恩溥是极力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议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用来兴办教育的人。因为他认为，要防止义和团这样的运动再度爆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为中国人多设立高等教育的学校。

虽然明恩溥不是最先设计退款的人，也不是美国退款动议中最具决定性的人物，但他确是一个极力推动此事，并且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事实上，退款之动议，以及退款之落实，最为关键的人物首先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 John）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海•约翰曾经是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平等精神。早在议定《辛丑和约》和庚子赔款的时候，海•约翰先是阻止欧洲列强以瓜分清朝领土代替货币支付，继而反对索要过重赔款。1901年5月28日，海•约翰给柔克义发电报，说总赔4,5000万两白银数目太大，“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指示柔克义“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图减少。遗憾的是，海牙仲裁法庭支持欧洲七国。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签署《辛丑和约》，其中第六款议定，清朝赔付列强军费和损失费本息合计98,223万两白银，按条约办法和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自1902年起，1940年止，分39年还清。98,223万两白银的本金是45,000万两，当时清朝人口是45,000万人，等于每人摊派1两白银，这便是超过此前所有战争赔款总和的“庚子赔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难以想象的沉重负担。

在庚款总额中，美国的份额是3,294万两，折合当时的美金是2,444万元。但经过海•约翰等美国有关人员精确计算后，发现连同军费在内，清朝应赔款是1,165万美元，但却赔了2,444 万，多出1,279万，扣除各项费用和已发行的债券利息，净余1,079万美元，占实赔部分的44.1%。海•约翰将此事如实告诉清廷外交使节梁诚，并于1904年12月6日指示柔克义，草拟退还部分庚款的备忘录给国会。1905年1月，海•约翰明确告知梁诚，为缓解赔款带给清朝财政的负担，美国可以退还庚款多余部分。不幸的是，1905年7月1日，海•约翰在任内突然病逝。好在柔克义继续推动此事，一再提醒罗斯福总统。无奈此时中美之间又突发了一系列纠纷——粤汉铁路收回、全国性抵制美货风潮，以及广东连州教案传教士被杀事件——致使退还庚款交涉停滞不前。虽然罗斯福本人愿意促成此事，但由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他无法向国会提交退还庚款的议桉，而且在这种形势下，国会也通不过。同年11月，老罗斯福会见另一位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时，如此表示说：“中国目前发生的抵制美货和杀害传教士事件，使退还庚子赔款不可能，至少目前无法向国会提出”。也就在这个停滞期，两位资深学者和传教士的出现打破了僵局。首先是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旧话重提，然后是明恩溥推波助澜，才致使庚款交涉再次启动，及至圆满。

1906年初，在北洋大臣袁世凯打压下，抵制美货风潮迅速平息。在这个背景下，詹姆斯校长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敦促美国总统和政府，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为中国造就新一代的领袖。1906年3月6日，明恩溥前往白宫，晋见老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部分庚款给清政府，用来在中国兴办学校，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送给老罗斯福一本《中国人的特性》，并预言说：“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此外，明恩溥还建议，建立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为落后的中国提供现代医疗服务。作为一个传教士，明恩溥多年深入河北、山东等地，和中国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深知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深谙中国的国情，因此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

正当此时，清朝政府颁布保护洋人的谕令，这使得老罗斯福对退款态度转为明朗。4月3日，他写信给明恩溥说：“我之所以一直怀疑是否要将赔款用于你所提的建议，这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是否会把它看作一个软弱的行动而犹豫不决”。但此刻他承诺，只要不发生重大不利事件，他将采取行动，通过行政法桉和与著名高校的共同努力，争取国会通过退款决议，日后由新国务卿罗脱 （Elihu Root）全权处理此事。

1907年，明恩溥的《今日的中国和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 : 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一书在纽约出版，他在书中重申，退还庚款的目的，是让中国知识分子尽可能来美留学，“避免未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拳乱和 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在明恩溥的奔走与大声疾呼下，退还庚款给中国之议，终成美国朝野的主流意愿。

1907年12月3日，老罗斯福在致国会年度谘文中，论及庚款善后问题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应在中国人的教育方面给予十分实际的帮助，以便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逐渐适应现代形势。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鼓励中国学生来我们这个国家，吸引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就学。”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终于批准29号决议，豁免中国部分赔款。10月31日，柔克义与清朝外务部拟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桉》，就留美学生选拔、专业、管理达成初步意见。12月28日，老罗斯福签署法令，将1,079万美元退还清政府。31日，罗脱致函柔克义和新任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转呈国会联合决议并由总统签署的法令，指示退款从1909年元旦执行。

1911年，清政府用退还庚款在北京开设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后于1924年改称清华大学）。从此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胡适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个。　

192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一项决议，将其余庚款用于留美学生，是谓“二次退款”，它同时提议，其他收到庚子赔款的国家也可以这样做。于是1925年比利时退还庚款，75%用于铁路建设，25%用于教育和慈善；1926年，英、法、荷兰退款，荷兰指定65%用于水利，35%用于文化。1933年，意大利退款。总之，由于美国退还庚款超额部分，再加上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额未及《辛丑和约》规定的98,223万白银，实际赔付了它的 58.11％。无论如何，在退还庚款一事上,明恩溥功不可没。

六、最后日子

1926年，明恩溥81岁退休回国，与加州克莱尔蒙特(Claremont，California)的好友，亦为堂兄的梅瑞特牧师夫妇（Rev.& Mrs. W. C. Merritt）同住。未料第二年，梅瑞特牧师突然去世。为纪念堂兄，明恩溥自愿筹资为他建造一个纪念馆。1930年2月，纪念馆落成后，明恩溥命名为“梅瑞特纪念馆”（Merritt Memorial Home）。此后明恩溥和堂嫂一家人就住在里面，直到走完他人生中最后一段路。明恩溥余生都是在其好友和亲戚中间度过，并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他常常向当地居民演讲，介绍中国，谈论中国问题、历史与文化，关心当地的华人学生与群体。

1932年8月31日，明恩溥病逝于克莱尔蒙特家中，享年87岁。